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編輯 陳曉舒 校對翟永軍

蘇詩雨跳樓的19天前，她在手機備忘錄里留下遺言，“求你們，不要救我。”

去世兩天前，“不要救我”四個字再次出現。姐姐發現后，和她聊了好幾個小時。內容圍繞著“這個班還要不要上了”。

此時，距離她成為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以下簡稱五官科醫院）的規培護士，剛滿五個月。

所有親近的朋友也都隱約知道，她的工作壓力很大。頻繁加班之外，還要疲于應付考試、抽背、做科研。其間，又因數次出錯不斷被責備。她手機聊天記錄里提到“壓力”有155次。

這不只是一個規培護士的故事，還是一個敏感內耗的年輕人，卷入高效率、快節奏的職場，無法適應也無法逃離，最終自信被摧毀、走向極端的故事。

▲蘇詩雨手寫“不要救我”。 受訪者供圖

“看得見的未來”

蘇詩雨去世的那天是2024年12月27日，早上6點多出門后，家人就再也沒見過她。

7點55分她到達五官科醫院。會議室監控記錄顯示，8點20分護士長與她在會議室進行了近40分鐘的談話。蘇詩雨身著藍色手術服，大部分時間微低著頭，嘴唇緊閉。談話結束后，護士長拍了拍她的肩。

當時，蘇詩雨還在病假期間，她因確診抑郁癥休假，但她急切地想重返工作。

“讓她先回去了。”護士長給蘇詩雨的姐姐發了消息，勸說等狀態調整好，再安排她離開手術室，轉去病房上班。

五個月前，20歲的蘇詩雨從上海一所大專學校的護理專業畢業，成為五官科醫院手術室的一名規培護士。規培全稱為規范化培訓，根據原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發布的《新入職護士培訓大綱（2016年試行）》，培訓時間一般為兩年左右。

五官科醫院制定的細則中提到，蘇詩雨這類手術室護士需完成兩科手術室（眼科、耳鼻喉科）輪轉。規培結束后，才能成為一名正式護士。

好友小曼不大支持她當護士，這一行雖然收入還行，但是太累了。不過她理解蘇詩雨更看重穩定，“她說當護士不用給家人太多壓力。”

蘇詩雨的父母是20世紀90年代從安徽來上海謀生的，30多年來在菜場以賣豬肉為生。1997年出生的大女兒蘇聽雨記得，童年時居無定所，父母忙生意時，常被鎖在出租屋里。到2003年小女兒出生后父母仍忙碌，不過日子正在一點點變好。

蘇詩雨19歲時，家里因為疫情中斷了生意，奶奶、父母接連生病，她一邊申請助學金，一邊找各種兼職。另一個好友陳美美記得，那時她為家庭生計煩惱過，覺得很不幸福。

而當護士會有一個可以“看得見的未來”，小曼說，這六個字是蘇詩雨的原話。

得知自己入職五官科醫院時，蘇詩雨開心地抱著媽媽轉了一圈。蘇聽雨說，在妹妹眼里，這是對自己能力的肯定。然而，入職后的幾個月里，蘇詩雨努力工作，卻總是被責備，很少得到夸贊，自信心一點點崩塌，她開始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悲劇發生前約半個月，蘇詩雨與小曼見了最后一面。前半程她們一起說笑，拍了很多照片，一切如常。可一聊到工作，蘇詩雨就蔫了，低頭摳著手指。

小曼給蘇詩雨支了很多招。比如她長得好看，做過主持、模特、禮儀，有很多其他路可以嘗試。可蘇詩雨似乎沉浸在自己的焦慮中，滿腦子只想著解決在醫院的困境。

▲蘇詩雨生前照片。 受訪者供圖

慢是很難被“原諒”的

入職13天，蘇詩雨就開始參與手術，作為一名巡回護士，她需要在手術過程中，隨時為醫生提供所需物品，協助處理突發情況。

工作時她頻繁出錯。在她手機里的記載有三處，拆錯耗材（導致浪費）、貼錯眼睛（弄錯該治療哪只眼睛，后被醫助發現）、器械操作失誤（導致手術耽誤）。她的一位同事稱，還有一次“把病人的標本弄丟了（導致病人臨床診斷缺失），大家瘋狂翻垃圾桶才找到”。

關系到病人，手術室的容錯率特別低。某綜合醫院眼科主任張瑜覺得有些錯誤相當危險，比如貼錯眼睛，“人家是左眼有病，結果把右眼開了一刀，你說可不可怕？”

在與同事聊天記錄里，出錯后蘇詩雨會埋怨自己“蠢”，“有的時候做出來的事都被自己蠢到”“我怎么老是做不好”。拆錯手術耗材那次，她被四位領導談話。她寫了一份反思日志發給帶教老師，“最近心理負擔大，考試和背書也有壓力，覺得自己一直做不好，所以頻繁出錯沒有進步”。

在那些關于出錯的聊天記錄里，“快”是被經常提到的原因。

蘇母記得女兒提過常常一天要做20多臺手術，每臺手術幾分鐘到一個小時不等。由于手術間隔太短，中午只能點外賣，在10～20分鐘內把飯吃掉。蘇父也記得，女兒說，為了不去上廁所，水都不敢喝。

五官科醫院的專科領域在華東名列前茅，周邊來的病人很多，手術量也很大。蘇詩雨所在的眼科玻切（玻璃體切割）組，又是一個核心組。張瑜介紹，玻切手術器械繁多復雜，較為難記，其在業內被稱為“針尖上的舞蹈”，是眼科中最精細的“精眼科手術”。

護士的壓力很大。好友陳美美是另一家醫院的規培護士，“醫生做完手術就出去了，但護士不行，到得早、走得晚”，陳美美解釋，術前準備和術后收拾器械都是護士的活。蘇詩雨也說過，手術做完后，看見等在門口的保潔人員就緊張，像在無聲地催促她“快點、快點”。

作為新手，慢是可以被理解的，可慢又是很難被“原諒”的。

陳美美說，慢了，器械間就要打架，這臺手術還在用，下一臺手術只能等著。被影響的還有主刀、醫助、麻醉師等所有參與手術的人的時間。有的醫生還要坐門診，時間耽誤了，門診病人也會不高興。

有些手術更是不得不快。張瑜舉例，兒童眼科手術就要像在戰場上一樣快。兒童要做全麻，手術只有快起來，麻藥的損傷才小。

然而，太快了她跟不上。剛學了這個手術還沒消化完，就進入了下一個。剛看懂這個醫生的習慣，就換了一個醫生。“信息量太大了。”同組的一位規培護士說，她因考試沒通過，提前離組了。

在組里承擔教學工作的帶教老師通常是有資歷的老護士。然而老師也快。聊天記錄里，蘇詩雨曾和同事抱怨，有時還沒反應過來，老師就“啪”地一下替她做了，她甚至都看不清是怎么做的，“做慢了，耽誤老師時間，做快了，又怕出錯”。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門口。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帶教難題

“出錯不能全怪護士。”該醫院眼科醫生李淼發現其他規培護士也頻頻犯錯，背后的根源或在于培訓不到位。進手術室前的培訓是空泛又淺顯的護理知識，而各種各樣的考試和抽背都沒有針對手術實操，“一旦扔到手術室，護士會慌很正常。”

陳美美說，病房護理的知識點在學校會有涉及，而手術室的知識則需在規培期學習。一份聊天記錄顯示，7月30日也就是入職13天后，蘇詩雨就開始參與手術了。而她的培訓手冊中記載，9月初她才開始接受眼科護理入門培訓。

張瑜認為，起碼要培訓兩個月，規培護士才能獨自上手玻切手術。在他所在的綜合醫院眼科，規培護士在獨立前，帶教老師必須在身邊，這是多年不變的規矩。

然而，手術室經常只有蘇詩雨一個巡回護士在配合醫生。因為人手不夠，李淼提到，本來只做巡回的規培護士，也被迫承擔了部分洗手護士（在手術臺上給醫生遞器械等，一般是資歷較高的護士）的工作。帶教老師沒空一對一教，常穿梭于多間手術室來回盯著，導致狀況頻出。

“自學”是蘇詩雨和諸多同事聊天記錄里的高頻詞。她曾抱怨，手術種類繁雜，醫生習慣也各有差異，在細碎的新知識中不斷切換，筋疲力盡。蘇詩雨的學習筆記中，不僅有跟完一臺玻切手術要記下的44個步驟，還詳細記錄著11位醫生的習慣。

“醫生偏好是最難記的。”另一個組的帶教老師趙卓雅舉了個例子，有的醫生覺得剪刀好用，護士就會在手術包貼剪刀，但下一個醫生覺得不好用，打開手術包看到剪刀的話，就會特別火大。

趙卓雅也對規培護士的困境感到為難。她要管兩到三個手術室，無暇和學生講得很細。按原先分配，每個組學生只跟一個固定老師，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分身乏術時，“只能靠他們自己多聽多看。”

趙卓雅想過，每天下班后抽一個小時，和學生鞏固一下今日所學。但常會有醫生改變計劃臨時加手術，從五六點拖到八九點下班，只能作罷。

回家后，趙卓雅還要忙科研——想課題、做數據、找資料、寫文章。雖然不是硬性要求，但周圍人都在做。該醫院的病房護士程麗萍說，作為一家教學型醫院，科研任務重，而科研又和晉升掛鉤，日漸形成一股風氣：大家都在卷科研，便會分擔一部分臨床的精力。

規培護士也被迫加入了科研隊伍，蘇詩雨被要求做“質量很高的”科研PPT，她的同事有的幫老師申請專利，有的做科普小視頻。“休息時間被占掉，越來越累。”該醫院一位規培護士告訴新京報記者。

“對于剛畢業、學歷一般的護士來說，自學和科研都是高難度任務。”李淼認為，因為規培護士承擔了太多額外工作才影響了臨床，與醫生搭配得不順暢，引發一些小摩擦。

因為犯錯被責罵后，蘇詩雨會試圖理解醫生，“節奏太快了，大家都有情緒”，也想過換個思路，“不挨罵也會不了”，但她也免不了和同事抱怨，“醫生壓迫感太強了，（帶我的護士）老師也被罵。”

一些委屈也無法排解。一次她向同事倒苦水，有些縮寫、別稱，老師沒有教，不同醫生表達方式又不同，令她好幾次因反應不及被說，自己也不敢解釋。

“很理解她的心情。”一位有同樣經歷的醫助告訴新京報記者，“如果這時候反駁，手術是不是就被打斷了，病人還在那躺著呢。”

主刀責任制意味著醫生比護士承擔著更大的風險，多份群聊記錄顯示，該科室有幾位級別較高的醫生對護士不太客氣。這個現象也得到了其他五位員工的證實。

去年12月蘇詩雨精神問題顯現后，護理部主任與蘇父通過一次電話，電話錄音顯示，主任提到，“手術室確實蠻難保護住她的，直面的就是主任、大醫生，他們要罵就罵的。我們不大控制得住醫生。”

張瑜認為這樣說欠妥，護士長的工作包括協調醫護關系，假如不便與醫生本人說，可找醫生的領導（科主任）反映。

多位護士則有不同看法，他們普遍認為，一般主刀是級別高的副主任、主任，也是科室創收主力，一些還兼著領導職務。碰上資歷高又嚴厲的醫生，護理部主任也不便說什么，“是存在不對等關系的。”一位護士說。

▲蘇詩雨的就診記錄。受訪者供圖

心理隱患

蘇母第一次注意到女兒狀態不對是在2024年9月初，女兒一到家就默默回房，很少出來。

9月9日，一位同事也注意到了她的反常，在微信上問她怎么“蔫蔫的”，蘇詩雨回答狀態很差。這天她至少和五個同事這么表達過：“待久了真的要玉玉（抑郁）”“每天光是調整情緒就花去很多時間”。

兩天后，她向帶教老師提出想換到病房。“在（手術室）房間實在太壓抑了，醫生們都很嚴肅，有時候自己會很敏感，一著急就容易錯。”她在備忘錄里寫道。

該醫院眼科手術室規培護士鄭善真理解蘇詩雨說的“壓抑”，手術室房間封閉狹小，一些手術燈光很暗，在里面待上一天會很窒息。病房開放明亮，節奏也沒那么緊迫，調到病房對緩解焦慮有很大幫助。

但在提完去病房后的第四天，蘇詩雨改了主意，她對帶教老師說“實在撐不下去再說”。蘇聽雨認為妹妹是不甘心，想再試試。根據規培計劃，手術室護士不會去病房輪轉，選擇去病房就意味著結束手術室護士的生涯。

可是蘇詩雨撐不下去了，一個月后，她再次提出想去病房，“我感覺不適合手術室……相對之前完全沒有自信了，很挫敗……”

“她會因為別人的一句話一直想東想西，很內耗。”在陳美美的印象里，蘇詩雨有些自卑、要強，總在追求完美。比如所有人都覺得她漂亮，但是她會挨個評價自己五官一遍，得出很丑的結論。比如她大學時一定要競選干部，拼命熬夜做PPT。又比如她很怕考試，如果別人比她背得快，她會緊張、煩躁、難受。

蘇詩雨提到過，心態崩塌源于一次否定。去年十一前后，連續加班好幾天后，一次晨間抽背，她背得磕巴，被懲罰加倍背誦。這讓她很傷心，不是沒背出來，只是沒有做到完美，領導為什么不能體諒她。

此后還有很多次，蘇詩雨不斷在工作中被否定，她曾問母親，“明明也有做得好的地方，為什么不夸我呢？”也曾對帶教老師說，“罵完能夸夸我就好。”這似乎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壓力不斷疊加，像個越鼓越脹的氣球。

但這一次的申請似乎沒有得到明確答復，據去年10月17日的聊天記錄，她告訴同事，“不是很想放我，但我現在很難受。”

10月底，蘇詩雨被輪到了壓力小一些的（眼）眶組手術室。她和朋友抱怨，天天被迫加班，在新組還沒學會，就被拉到人手不夠的玻切組加班，她擔心新組的考試通不過，再次被責備。

“她學不進去了。”一次蘇母凌晨3點看見女兒坐在書桌前，面前擺著的是第二天晨間抽背的材料，以前女兒在10點前就學完了。蘇母擔心女兒，兩個多小時后要去上班，怎么受得了？

11月12日，蘇詩雨前往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科門診，癥狀測評結果顯示，被試者重度焦慮、中度抑郁，一周前因工作、家庭、學習問題病情加重。

據《上海市醫療衛生人員權益保障辦法》第十四條，“醫療衛生機構應當重視醫療衛生人員心理健康，建立心理疏導制度，定期進行心理健康宣傳，為醫療衛生人員提供心理評估等服務”。

一位該醫院的護士回憶，入職一年來從未做過心理評估，但是有培訓。蘇詩雨的培訓手冊也顯示，去年8月規培護士們上了一堂名為“護士的心理應激與護患沖突處理”的課。這位護士說，這堂課像走個形式，早已不記得內容。“沒有減負”，她認為解決護士面臨的困境，才是有用的心理疏導。

“如果早點讓她去病房，悲劇可能不會發生”，病房護士程麗萍認為，每個人都有焦慮狀態，離開感到焦慮的環境是最有效的方法。她還提到，負責給規培護士上心理課的是護理部主任，平日也兼任心理咨詢員，醫護人員遇到問題可以找她咨詢。

一份今年1月6日的錄音顯示，院方對家屬指出，手術室工作壓力的確大，但醫院已盡職與蘇詩雨談話疏解。他們認為，悲劇源于她過于要強、內耗，缺乏自我調節能力。一份五官科醫院出示的落款為今年6月的情況說明顯示，經調查核實，醫院相關部門員工不存在職場霸凌行為。

寵物醫院附近居民樓的天臺。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最后的掙扎

自殺前一個月，蘇詩雨想過其他出路。

陳美美提到，2024年11月，蘇詩雨打聽過做藥代的情況。聊天記錄顯示，她還咨詢過做臨床協調員的同學，對方回復“也挺煩的”。

小曼也記得，蘇詩雨問她能否幫忙找找別的醫院，“她不是喜歡麻煩別人的人。”小曼猜她是實在沒辦法了。

“其實也不大敢辭職的。”鄭善真說，五官科醫院的崗位很搶手，今年30個崗位收到600份簡歷，“誰敢辭職。”

陳美美持相同觀點，11月規培生已經輪完一批，其他醫院飽和，也不太會要做了半年就離職的護士。“一定會問為什么規培期都沒有過。上海護士圈子很小的，就那么幾所學校有護理專業，一打聽就會知道她有心理問題。”

聊天記錄及院方與家屬的談話錄音顯示，11月12日確診抑郁當天，醫院就知道了蘇詩雨的病情。趙卓雅解釋，如果發現學生抑郁，她會立刻上報領導。

一份去年12月30日的錄音中，院方告訴家屬，護理部從未明確拒絕轉崗，但需要時間，在知道蘇詩雨抑郁后也多了一層考量，“她身體不好，調到其他崗位，人家也可能不批的。”

據多份聊天記錄顯示，這段時間不斷有同事關心蘇詩雨，“怎么大家都知道了”，她問同事，得到的答案是，領導在向多位同事打聽她的狀態，并表示了關心。“他們也來問我明天能不能上班，都在催我。”蘇詩雨說。

在確診一個月后，蘇詩雨出現了軀體化癥狀。一份護理部主任與蘇父在12月10日的電話錄音顯示，主任發現她“一直撥手指頭，有點病態”，并表示離開會比較好，“慢慢學在這個部門里比較困難……手術室實在太不適合她了。”

在主任的建議下，蘇詩雨請了兩次假。12月17日，她再次去精神科看病，病歷顯示，“患者情緒還是沒有恢復，有點想去上班，但單位建議休息。”

這段時間蘇詩雨焦慮得要命。看著其他規培護士在群里交作業，她怕跟不上，考試過不了，連規培證也拿不到。

在這期間，蘇詩雨還在擔心因為心理疾病被勸退，病房去不了，手術室也不要她了。她多次咨詢姐姐，反復琢磨領導與她的談話是否有上述猜想的潛臺詞，“我總歸是想輪轉下去的。”她對姐姐說。

想回去上班，似乎成了蘇詩雨生命最后時光的執念，也是她能想到的“戰勝心理恐懼”的唯一辦法。

在休息了九天后，她主動申請上班，“最近狀態已經好很多了”，并獲得了允許。但她的狀態沒有變好，下班后，蘇詩雨在手術室的衛生間坐了兩個小時才回家。隔天凌晨，姐姐被她驚醒，發現她渾身發抖、大哭，不停地摳手指。姐姐不讓她再去了。

自殺的前一天，她以保證的方式再次請求去上班，“不用擔心，我絕不給你們惹事”，但這一次沒有獲得允許，護士長勸她再休息一段時間。

就在結束談話的第三個小時，蘇詩雨打算做最后一次掙扎，“護士長，我去病房，哪個都行，麻煩你了，后面兩天我來上班。”護士長回復，“先不著急來，你的事我肯定幫你落實好，你放心哈。”并附有三個愛心符號。但查看遺物手機的蘇聽雨發現，妹妹沒有點開這條消息。

一份去年12月30日的錄音里，院方對家屬提到，蘇詩雨自殺當天，院方考慮到她狀態不佳，不同意返崗，但鑒于她強烈要求來上班，希望能借談話安撫她的情緒。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當時蘇詩雨的自信已經全面崩塌。“印象里留下我最好的樣子就可以了。”這是蘇詩雨留給小曼的遺言。最后一次見面時，小曼曾勸她隨便找個事做，哪怕去端盤子也好，但她哭著說，沒有勇氣跨出這一步，“她覺得自己好差好差，喪失了學習能力，她面對不了這樣的自己。”

在給帶教老師的遺言里，蘇詩雨也有類似表達，“是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失敗，所有人都在進步，只有我搖擺不定。”

家人也是她的心理負擔之一。小曼記得，蘇詩雨覺得對不起家人，請病假要父母養著，還影響家人情緒。“我不能拖你們后腿，我在（再）這樣逃避下去，我們家都會被我搞壞。我想把自己結束在不太糟糕的時候。”這是留給父親的遺言。

蘇詩雨自殺當天的下午1點左右，她來到一家寵物醫院。醫院病歷顯示，下午1點27分小倉鼠心搏驟停，寵物小倉鼠是4年前姐姐送的禮物，曾經也是她的一個支撐。當時接診的醫生回憶，她在手術室默默哭了一會兒。

半個多小時后，她從寵物醫院附近一棟居民樓的19層天臺跳了下去。看了監控的姑父回憶，她徑直走進離小區門口最近的一棟樓，從進電梯到跳下，只有15分鐘。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瑜、李淼、鄭善真、程麗萍、小曼、陳美美、趙卓雅均為化名）

值班編輯 康嘻嘻 王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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