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 董芳芳

一次打車時誤付的1010元，一場冷漠的拒絕，一次未能實現的求助，最終令河南鶴壁18歲少年小郭，以一瓶農藥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我們必須承認，悲劇的發生，是多方面因素交織的結果，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某一方。但這起偶然事件，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法律救濟的縫隙、社會共情的缺失，以及年輕人心理韌性教育的緊迫性。

從法律層面看，司機多收的910元屬于不當得利。《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條明確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返還。小郭家屬的訴訟請求完全合法合理。然而，司機在明知多收款的情況下選擇沉默，甚至拒不出庭，這種冷漠已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對人性底線的挑戰。

當地警方在此事中的動作也有必要商榷，按照程序，盡管警方只提供車牌信息是屬于程序合規，但面對一個初到陌生城市的18歲年輕人，如果能多做一步，例如協助聯系運管部門或平臺，或著找到司機促成兩人溝通和解，這樣的話，結局會不會就不同？制度救助的溫度，其實就體現在這些“多做一步”中。

當然，輿論場中也不乏有指責少年心里承受能力太差的，為了僅僅900多想不開。可未知全貌，不予置評，我們并不知道這些錢在他心里的分量。且在后續的媒體采訪中，我們了解到少年父親患病在家，家里僅靠母親打零工維生。一個拮據家庭里出來的內向小孩，初入社會便遭遇人性的“惡意”，求助無果，最后在絕望中走了極端。

在心理學上，青少年本來就會因為前額葉皮層未發育完全，沖動控制能力較弱。再加上經濟壓力、社交孤立等外部因素，出現極端行為的可能會大大提高。同樣在2016年，山東農村出身的98年女孩徐玉玉，因大學學費被騙，在去報警的路上傷心欲絕，心臟驟停而亡。此類事件中固然有受害者“脆弱”的因素，但問題是為什么這些孩子會成為這樣？家庭、學校等是否教會過他們如何面對挫折？

時間無法倒流，但我們可以從此刻開始未雨綢繆，對那些沉默的求救信號更加敏感，對跌入黑暗中的年輕人伸手，用人性的柔軟去調和法律的剛性。因為每個人的一點點善意，都可能成為他人生命中，墜向深淵前的“剎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