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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黨幾乎成為一個僅是各個派系的湊合體，而對領袖間的派系紛爭或采取不聞不問態度，或無力約束，甚或蓄意培養，達到互相牽制作用而鞏固自身的地位。

1、國民黨內的派系

（1）CC系

依照一般人理解，CC系成立于1927年夏，因為當時蔣介石雖然在軍事上完成北伐，但是他在黨內資歷較淺，面對黨內許多享有歷史地位的老同志，和汪精衛的改組派，再加上在黨和政府中占據要職的中共黨員，因此需要培植忠誠追隨者去進行斗爭，削減對手的勢力。

1928年，陳果夫出掌中央組織部，使蔣介石獲得廣泛的黨務干預權，利用黨員重新登記程序，清除了一大批潛伏黨內的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同時吸引了一批人員成為自己黨羽，而安插到若干省黨部任職。這個過程也促成了黨內秘密警察組織——中統局——的成立。從宏觀時間順序而言，國民黨早已經成立多年，山頭林立，黨歷淺薄的蔣介石只能希望任用陳氏兄弟，去把一個已存在的組織主導權抓在自己親信手中。縱使這個做法未必可以讓蔣介石把黨機器運用裕如，但是可以使之不產生事端，是一種壓制黨內糾紛和保持安定局面的消極組織手段。

C C系在很短時間就占據了黨員干部訓練領域，在壓低汪精衛、胡漢民等勢力之后，又將勢力打進了公立學校、出版、財政金融、商業和工業界。一個衡量CC系發展速度的標志是，它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成員人數的增加。據估計到1935年為止，在180個中央執行委員中，有50個可能是CC系成員，占總數的27％。根據另外一項估計，戰前CC系成員最高峰達10000人。以地區而論，CC系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等省最為活躍。而這個新興的CC系又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甚至連衷心追隨蔣介石的黃埔系也成為排擠對象。于是形成黨內派系各顯神通，互相傾軋的風氣日益尖銳化。

（2）力行社

力行社于1932年4月成立時，正式名稱是三民主義力行社，通常以“藍衣社”著稱。最初多數創建者都是由蔣介石從黃埔軍校畢業生中精選而來。更是廣為人知的“復興社”則成立于1934年7月。

實際上，復興社是一個沒有獨立形式或成員的邊緣組織，上至國家下至地方層次以復興社名義舉辦的活動，實際上幕后都受力行社或革命青年同志會干部所操縱。相對CC派而言，蔣介石賦予力行社的任務，是成為他在黨務活動領域中的“親兵”。

陳氏兄弟的作用是抓住黨的機器去壓抑黨內那些無法消滅的派系，抑止他們興風作浪。而力行社的作用則是在舊黨之外成立一股新而又革命的黨組織，配合他此時的建軍工作，希望有一個新黨，從而占據政府要津，清除腐敗分子。特別是蔣介石1931年被迫下野后，國民黨許多領袖們基本上靜觀其變，更讓蔣介石體會到必須要有一個值得信賴的政治組織，支持他的革命綱領，否則革命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他挑選了某些值得信賴的黃埔學生，成立一個效忠于他個人的組織。

力行社基本上在三個領域內發揮最大影響力：軍隊政工系統由賀衷寒控制；別動隊歸康澤統領；軍統局則由戴笠掌管。

在三者中，就組織復雜性、人員編制和功能分工而言，軍統局規模最小。軍隊政工系統是通過灌輸或者滲透和監督方式，來爭取地方軍事集團的輸誠效忠；別動隊職責則是運用非軍事手段，在共產黨根據地邊區進行煽動和動員民眾。

雖然力行社絕大部分領袖們的軍人背景，照理說應該把他們的活動嚴格地限制在軍事領域內，但他們工作發展的順利程度，不久就鼓勵他們朝新方向擴展。到了1933年底，它已經成功地滲入文藝界，并通過把軍訓課程列入學校正式學程的手法，在某些教育機構中也占據了一席地位。

籠罩著高度隱秘色彩的力行社活動，使我們難以估計它在戰前的勢力，但是日本政府的一份秘密報告指出，力行社的人數在1935年底已達到14000人。

（3）改組派

雖然在北伐戰爭前及北伐過程中，汪精衛在很多問題上已經與蔣介石產生分歧，但是促使他組織一個屬于自己派系的原動力，卻是清共后蔣介石權勢急速上升所帶來的挑戰。

1928年春，“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在上海建立，標志著汪精衛政治集團的正式開始。傳聞成立不久，改組派追隨者就達到10000人。只要粗略考察便可發現，改組派領袖成員來自全國各地，不是一個以地域為基礎的集團。

嚴格地說，它也不是一個職能集團，因為他們當中雖然許多人在國民黨具有資深地位，但都沒有負責具體工作的領域。改組派迅速擴大的原因在于，它向國民黨內所有持不同政見者，提供一個發泄對蔣介石不滿的途徑，團結在廣受尊敬的汪精衛本人領導之下。

但是改組派內部的重大分歧也削弱了其團結性。1929年，汪精衛最終接受以武裝反抗蔣介石的必要性，并且聯合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共同召開所謂“擴大會議”。但是同盟軍軍事失利隨即迫使汪精衛放棄反蔣計劃。九一八事變促使蔣汪尋求緊密合作。

然而1935年汪精衛在暗殺事件中受傷后，被迫長期離開政壇，而1936年5月胡漢民又突然逝世，終于使蔣介石失去了繼續與汪精衛合作的最大動因。因此當南京政府在1936-1937年逐步傾向戰爭時，改組派在政壇上隨之喪失活力。1938年底汪精衛出走，他的追隨者從此不敢在政壇上承認自己是改組派。

（4）政學系和西山會議派

早在國民黨掌權前，政學系已經是一個組織缺乏定型的集團。該集團在1926年就與蔣介石建立聯系，當時蔣介石正需要有行政經驗的官僚去擔任政府要職，而政學系成員中有知識分子、軍官、銀行家和金融家，特別熟悉經濟事務。

因此，他們的活動范圍集中在政治和經濟力量龐大的大城市。在整個南京時期，該集團滿足于在行政部門占據狹小勢力范圍，著名領袖如張群、楊永泰、黃郛，都是以蔣介石私人顧問身份，充當他的謀士。黃郛甚至不是國民黨黨員。這些領袖無論在政府職能部門還是在地方基層，都缺乏意愿去建立正式組織。因此政學系可以視作蔣介石個人權力核心中的一環，或是行政事務智囊團。

西山會議派在國民黨所有派系中規模最小，組織也最單薄。盡管某些領袖如林森、邵元沖、葉楚傖先后都在政府中擔任崇高職位，但他們的權勢只是建立在堅定反共立場、個人聲望以及在黨內資深的基礎上。

他們從未發展過正式組織，也沒有在其旗幟鮮明的反共立場之外，提出過任何有特色的政綱。因此，盡管他們繼續被稱為西山會議派，但并沒有給蔣介石造成威脅。這也說明為何他們在1930年代，能夠被授予黨政機關中那些地位崇高而缺乏實權的職位。只要國民黨接受他們的反共路線，他們通常便置身于黨內其他糾紛之外。但是蔣介石對他們外貌恭謹，內心卻甚為反感，私下做過尖銳批評。

1935年蔣介石寫道：

“老黨員所謂西山會議派自稱元老者，只知爭權奪利。讓與一切權利，猶以為未足，而必阻礙大計，反對國策。窺其意向，以抗日招牌而阻礙抗日，以不抗日罪名逼倒中央，使其為所欲為。”

以時間而論，1934-1935年，正是蔣介石、賽克特和法肯豪森將軍暗地里擬定了此后的建軍方向和規模，目的就是抗日，而來自這些元老派的指手畫腳肯定讓他怒火沖天。

（5）軍事因素的影響

概言之，1930年代黨內最激烈斗爭，發生在擁蔣派和反蔣派之間，而在這個過程中，反蔣勢力一再顯示出他們組織策略和軍事力量的不足。

事實上即使在1930年代，軍人顯然已經是黨內斗爭的最后仲裁者。隨著蔣介石屢次戰勝對手，擁蔣者自然獲得更多機會擴張對地區和政府功能的活動范圍。一般來說，戰場勝利使以黃埔系為主導的力行社得以向新占領區發展。但是由于力行社缺乏足夠人力去處理勝利者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因此CC系正好趁機開展常規黨務活動，政學系也被賦予部分行政權。

蔣介石權力基礎主要是因為他個人的核心小集團由這三種功能不同的成員構成一體。即使三者之間不時存在著摩擦 (如CC系反對楊永泰)，但蔣介石仍能施加控制，并防止其中任何一方超過另一方。雖然黃埔系在剿共區域占有優勢，但多數情況下，這些派系之間存在著一種均衡狀態，并且只有蔣介石才能掌控全域。

相比之下，蔣介石對手們要么是一些傳統型軍人，無法擺脫舊軍閥習氣，要么是在黨內根基薄弱的政治小團體。前者缺乏組織經驗，而后者缺乏軍事力量，只有當這兩類派系力量聯合時，才能對蔣介石構成威脅。然而在1928-1937年間，這兩類派系要么是單槍匹馬地向蔣介石發起挑戰，要么是在少數聯合反蔣事件中爾虞我詐，無法精誠合作，以致從未對擁蔣派系構成威脅。

然而這種斗爭方式，也對擁蔣派系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基本上，擁蔣派系變得過分依賴一種模式，那就是先由黃埔系軍隊在戰場上擊敗對手，然后國民黨開進業經平定的地區去建立黨部，并把黨務工作引入政府機構、學校和商界。

換言之，軍事占領變成了開展黨務活動絕不可少的先決條件。相比之下，孫中山原本設想的革命策略，是把黨當成是革命運動先鋒，動員群眾，進入虎穴奪得虎子。而事實上國民黨卻養成一種惰性，那就是在其軍隊沒有平定一個地區之前，黨就不愿意冒險在那個地區進行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戰斗。

隨著時間推移，國民黨便逐步形成了一種完全依賴軍事優勢來掃除其他障礙的心理。國民黨領袖們不是堅持密切聯系民眾，或用思想和綱領來喚起民眾的方法，而是習慣于采用高度官僚作風、形式主義和命令手段來統御群眾。

2、抗戰時期國民黨內派系斗爭

到了抗日戰爭時，就極度地妨礙了黨務工作的開展，因為無論在敵人占領區，還是在政府名義上的管轄地區內，黨都不再享有軍隊保護的舒適環境。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營壘內部竟然會有派系存在的現象。擁蔣派并不具有明確的政治主張或社會經濟綱領。

它們組成派系的目的是以締結集體安全盟約為手段，去保護和增進領袖的個人利益。蔣介石雖然運用派系去和對手進行權力斗爭，但是也無法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派系生活在本質上具有腐化作用。對那些興致勃勃地參加這一政治游戲的領袖而言，他們的心態是把政治看成是權力的增減，而不是政策的取舍。

他們對權力變動細微差別的極度敏感，和他們對“勝利”或“失敗”的至高關切，不免會產生一種風險，就是使他們將權力當成是政治過程的終極目標。隨著時間推移，他們逐漸失去了對道德和意識形態的關心，而正是這些問題，才是一個革命政黨之所以能夠不斷獲得其存在的價值和生機的力量源泉。

因此，盡管擁蔣派在戰前因為發展空間大，而得以避免自相殘殺，但它們的存在本身就嚴重地侵蝕了黨的道德力量和革命信仰。派系現象對國民黨造成的長期腐蝕危險，只有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才變得更為清晰。因為一旦抗戰開始，而國民黨不再能依靠地域擴張或政府機構膨脹，作為權力依附基礎時，黨內派系就會迷失方向而墮落癱瘓。

幾乎打從抗戰開始，國民黨領袖們就發現，在江南地區慣用的黨務工作技巧無法適應戰時需要，更打不進大后方基層社會。

內陸諸省實力派無意容忍外部（國民黨中央）勢力侵入而分沾權力，更不用說接受后者的指導。面對這個抗拒，國民黨中央必須改弦易轍，提出一套新組織和行動策略，才能期望在大后方生根發展，否則就只能把自己局限于一個狹小的政治舞臺，包括重慶市和某些省份省黨部而已。

地方實力派領袖們加入國民黨原始動機，就是為了在政治上獲得好處，同時也在其勢力范圍和職權范圍內，建立嚴密防御工事，阻絕黨中央侵入。

事實上，地方實力派等于是把地方政府和社會劃為禁地，國民黨不可以進入，違反者必遭激烈抵制。這個局面對于中央級黨領袖可說是前所未見，因為戰前他們在江南地區總是充滿信心，先由軍隊掃除障礙為之鋪路，然后由黨部安全地接管地方政府和社會。

但是在整個抗戰期間，黨中央既不能說服地方實力派自動迎接黨勢力，又無法從下而上地去鼓動群眾顛覆現存社會政治秩序，再加上前線軍事發展又毫無起色。在如此內外交迫情況下，黨中央領袖們不知不覺地陷入更深層保守思想，只圖抓住眼前一切機會去維護自己的小組織。隨著重慶政府實際控制范圍嚴重緊縮，政治舞臺也相形緊縮，派系活動空間就只能局限在中央層次，以及少數尚未被地方實力派霸據的省、地級的功能領域。

依同樣道理，正是由于資源減少而競爭者眾多，成為典型的粥少僧多局面，因此政治斗爭的殘酷程度就會增加。一旦派系領袖們領悟到他們對于戰局前途完全失去控制力時，則他們也會領悟到在現存局促環境里最佳的策略，就是設法擴大本身當前的優勢位置，以便在抗戰勝利果真來臨時，能夠搶奪最大的勝利果實。這種心態在1943年底開始，發展得特別明顯。

一方面同盟國在歐洲和太平洋地區軍事進展順利，擊敗軸心國指日可待。另外一方面，國內戰局日益險惡，尤其是1944年被打得遍體鱗傷。而當各黨派面對如此情況時，它們的反應不是發奮圖強團結一致地幫助國家共渡難關，而是舍命一搏地為自身力爭優勢。

就戰爭晚期觀點來看，這些勝利果實包括控制國民參政會、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立法院、行政院和最終的總統大選。王子壯曾經試圖剖析這個現象。

他問到何以國民黨有黨主義、組織、和領袖，卻不能團結？

他的答案是：

“結癥所在，則在黨缺乏中心干部。中央干部則為總裁所信賴之若干人，此若干人并不能意志集中，團結一致。于是以人為中心而有若干之分歧，進而互相沖突，真正努力基層民眾之黨不可復見。一變而為若干互相抵牾之派別，雖有總裁在上而迄難有一組織嚴密團結鞏固之黨，是為目前最嚴重之問題。”

就是這個思路更使得派系領袖們在爭奪中央層次利益時，不惜露出猙獰面孔，而對于廣大地方層次的黨務則全然不予關切。

很明顯地，戰時派系的區分和互動形式，與戰前相比都產生了重大差別。

1938年4月，蔣介石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總裁地位，進一步削弱改組派的政治資本。由于蔣介石成為黨內最高領袖，汪精衛被置于難以容忍的閑散位置。結果是，當汪精衛脫離國民黨而投靠日本時，他的改組派也等于被判政治死刑。從1939年開始，改組派不再是政黨政治一分子。

政學系命運略勝一籌，然而也完全無力發展自己的組織，依然脫離民眾而寄生在政府高層機構之中。到了1943年，已經很難精確估計政學系力量。黃郛和楊永泰去世后，張群成為其首領。

政學系分子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屬于個人，而他們的官職也大多來自蔣介石的布施。由于缺乏群眾基礎和軍權，因此在政治斗爭舞臺上力圖采取低姿態，也因此而很少被其他派系當成攻擊對手。

1938年底廣州淪陷，使得以廣東為基地的國民黨資深黨員喪失地盤。在此之后，個別廣東籍領袖盡管仍繼續擔任黨政高官，但是已成為光桿司令。同樣地，西山會議派成員年事日高，被供奉在有名無實的高位上，也加速走向衰落。

這些發展把擁蔣派系推向短兵相接境地。因此，戰時派系政治與南京時代最大的不同處是，它基本上是從蔣介石個人領導核心中，衍生出來的政治斗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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