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如果1970年的中國沒有原子彈，沒有導彈，沒有衛星。在美蘇核威懾的陰影下，這個東方大國如何保持獨立自主？在北方邊境，蘇聯百萬大軍壓境；在東南沿海，美國第七艦隊游弋......這個險些成為現實的場景，在1960年代曾多次逼近中國。

如果上世紀六十年代“兩彈一星”工程下馬，中國今日國際地位如何？

至暗時刻：原子彈的“下馬”風波

1961年，羅布泊的狂風卷起漫天黃沙。馬蘭基地的司令員張蘊鈺將軍面對一個令人窒息的提議：原子彈工程可能“下馬”，部隊可以去種地放羊，機關甚至計劃搬往無錫“等待經濟好轉”。這位儒將拍案而起：“我哪兒也不去，就在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兩年不搞我等兩年，中國總要有原子彈！”

這不是孤立的聲音。中蘇決裂與三年自然災害的雙重夾擊下，國家財政瀕臨崩潰。主張“下馬”的聲音占據相當市場：蘇聯援助斷絕、工業基礎薄弱、兩彈耗資如無底洞、不如集中資源搞常規武器和民生——畢竟“大家連飯都吃不飽，還搞什么原子彈？倒不如多生產點雞蛋”。

更嚴峻的現實擺在眼前：基地車輛因燃油緊缺大幅減少，官兵口糧需肩扛人背；供水中斷時，人們甚至用洗腳水蒸饅頭。勒緊褲腰帶搞核彈的豪言，遭遇了生理極限的挑戰。

力挽狂瀾：元帥的“軍令狀”

北戴河國防工業會議上，爭論白熱化。聶榮臻元帥面對“下馬派”的激烈論調，擲地有聲：“不搞出‘兩彈’來，我死不瞑目！”他敏銳指出：一退就會落后幾十年，“子孫后代是會埋怨我們的！”

他的底氣源于對科研根基的清醒判斷：數千名大學科研人員已集結導彈研究院，錢學森等頂尖科學家坐鎮；鈾礦資源勘探足以支撐；工業設備雖落后卻初具規模。下馬不是暫停，而是體系性崩潰。在呈送毛澤東的《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報告中，聶榮臻立下軍令狀：四年造出原子彈，五年實現導彈核武器化。

最高決策層一錘定音。周恩來在烏魯木齊公開宣示：“國家在新疆有原子武器靶場，他們在戈壁灘上條件很艱苦......希望新疆給予幫助。”鄧小平親自協調，將北京市新接收的400輛解放牌汽車全數調往羅布泊。國家的脊梁，在風雪中挺直了。

風暴中的蘑菇云：文革時期的生死時速

1966年，“文革”風暴席卷全國。造反派抄走核試驗絕密資料，聶榮臻每兩小時致電北京衛戍區，直至追回全部文件。他在《關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待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幾個政策界限》中疾呼保護科學家，并推動將“保護科學家”寫入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兩彈”結合試驗前夜。1966年10月，聶榮臻親赴甘肅導彈基地。在彈體對接核彈頭的危險現場，眾人勸他進掩體。元帥搬把椅子坐下：“你們什么時候對接通電完成，我就什么時候離開。”當對接成功，他與所有技術人員在導彈旁留下歷史性合影。

試驗當日又生波折：彈著區突現6級高空風。聶榮臻與錢學森緊急研判，確認風險可控后報告周恩來。9時整，核導彈刺破蒼穹，9分14秒后，羅布泊靶場上空騰起蘑菇云——中國從此擁有真正的核利劍。

失落的核盾牌：另一種歷史可能

假設聶榮臻未能頂住壓力，中國核工程在1960年代夭折，歷史軌跡將劇烈轉向：

戰略威懾空洞化：1970年代面對蘇聯百萬裝甲集群壓境時，中國將失去最根本的嚇阻手段。勃列日涅夫的“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威脅可能不再停留于恫嚇，珍寶島沖突或演變為全面戰爭。

國際地位邊緣化：沒有“兩彈一星”，中國無法在1971年聯合國席位恢復中贏得關鍵票數，更難以在冷戰中保持“不結盟”的獨立姿態。經濟開放進程可能因安全焦慮而大幅推遲。

技術鎖死危機：全國協作網絡一旦解散，剛起步的計算機（南京大學千萬元項目）、航天工業將停滯。正如清華教授痛惜：“1970年代能拉單晶硅，后來反而不會了”。

核能力缺失的國家，永遠在強權政治的棋盤上充當棋子。2025年加里寧格勒危機印證了這點：俄羅斯敢于對北約亮核底牌，正因其在飛地部署的48件戰術核武器形成“紅線威懾”——北約將領多納休揚言“抹去加里寧格勒”后，美國官方迅速撇清關系。沒有核盾牌的中國，或將陷入永恒的“加里寧格勒困境”。

從羅布泊到世界舞臺

1967年6月17日，新疆天空再次被氫彈火球照亮。聶榮臻凝視著比原子彈兇猛百倍的能量釋放，心中翻涌著一組數字：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7年4個月，蘇聯4年，中國僅2年8個月——且搶在法國之前實現。這不僅是速度的勝利，更是對“下馬論”最有力的歷史答辯。

當元帥病中向各大軍區“募捐”豬肉黃豆保障科研伙食時；當上海老工人24小時攻克導彈彈簧難題時6；當戈壁灘上的洗腳水蒸出維系生命的饅頭時——中華民族在最艱險的懸崖上，筑起了捍衛文明的核長城。

加里寧格勒的核警報仍在鳴響，羅布泊的沙礫間卻已綻放馬蘭花。歷史沒有假如，但聶榮臻們用生命守護的核盾牌，永遠改變了這個星球的戰略地圖。

【參考資料】：《羅布泊豐碑》（彭繼超著）《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黨史博覽》舒云相關研究《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