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慕尼黑安全會議

第5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于2014年1月31日至2月2日舉行，適逢中國春節，那是我第一次應邀出席慕安會。那一年慕安會關注的重點包括跨大西洋安全格局、新興國家與全球治理、歐債危機和歐盟的未來、馬里和敘利亞局勢、伊核等問題，現場聚焦最多的是烏克蘭內部的形勢。我和幾位助手在1月30日除夕那天飛離北京，抵達慕尼黑。

我作為嘉賓出席了主題為“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大會論壇，主要討論的是全球力量與地區穩定的問題。出席論壇的另外三位嘉賓分別是克羅地亞總統伊沃·約西波維奇、美國國會聯邦參議員林德賽·格雷厄姆、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克里希南·梅農，主持人是美國聯邦參議員、退役海軍上將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這幾位當中，除了兩位美國參議員，其他兩人我都認識。很明顯的是，這幾位嘉賓的背景和關注點差異很大，我很好奇這個論壇將如何找到大家共同感興趣的聚焦點。

然而，主持人斯塔夫里迪斯參議員似乎毫不費力，就找到了自己的“聚焦點”。他一開場就說：“今天坐在臺上的有五位嘉賓，其中四位來自民主國家。”這樣的介紹從一開始就把我劃到了對立面，讓我成了來自另類國家的代表。而這恐怕也是當時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審視中國的視角，即“中國是非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是錯誤的”。這位美國參議員與來自中國的代表坐在一起，顯得氣兒不打一處來。他的無端挑釁雖然也讓我感到有些氣惱，但此刻我保持了冷靜，腦海里面想的是更重要的問題：如何擺脫他設定的套路。

論壇的議題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任何關系，因此主持人的話并沒有引起其他人的響應，各位嘉賓在接下去的發言中都沒有涉及政治分歧問題。輪到我發言的時候，我考慮，一方面必須跟上論壇話題的節奏，向大會傳遞中國的立場和觀點，但同時又不能對美國參議員的挑釁無動于衷。那天亨利·基辛格博士也坐在臺下，他的座位很靠前，我能看到他正在朝我微笑。我從基辛格的微笑中看到了期待，這讓我想到了一個輕松化解的角度。

我先笑了笑，說，昨天是中國農歷新年的大年初一，這是中國人最重視的節日，全國放假7天，人們無論身在天南海北，都要設法在除夕夜之前趕回家，與父母家人團聚，一起吃年夜飯。當中國人都在團圓中或者奔向團圓的路上時，我和幾位同事坐了9個小時的飛機，趕到慕尼黑，錯過了與家人的團聚，為了什么呢？就是為了與你們增進彼此的了解。

說到這里，我可以聽到會場上響起一片輕輕的笑聲，也可以看到基辛格在微微點頭，顯然他認可了我這種迂回的應對。而現場的聽眾也很有悟性，我對斯塔夫里迪斯刻薄的態度做出這樣一個清淡的影射，就足以讓他們心領神會。我覺得自己已經贏得了場面，就繼續往深說下去：“當然，這個了解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包括對各國基于不同歷史而探索和構建的政治制度的尊重。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成功。”

當時，如果我直接與主持人對抗，無異于接受了他的陣營劃分。所以，遇到這種情況，不攻而破的最好辦法是找到一個恰當的角度，把之前對方所做的價值判斷和制造出的氛圍都抹去，徹底擺脫原有的限定環境。這樣就能把話頭引上一個新的臺面，在不受制約的環境中陳述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之后的討論就進行得比較順利和正常了，嘉賓們各自發表觀點，并且與臺下的聽眾互動。這天的會場擠得滿滿的，許多人站在走道上。會場上連續有人向我提問，可以從中感受到他們對中國濃厚的興趣。

論壇結束之后，慕安會主席伊辛格走上臺來向我祝賀，也表示了歉意，說以后一定要盡力避免慕安會的會期與中國春節沖突。他認為，中國的形象需要由中國人來表現和樹立，慕安會討論世界性的安全話題不能沒有中國人的聲音。

誰“控制”朝鮮？

2016年2月12日至14日，我再次應邀出席慕安會，作為嘉賓參加了“中國與國際秩序”的大會論壇，并且做了題為《秩序及其再構建》的演講，圍繞對“秩序”的認知差異談了看法。

我每次確定出席某個國際論壇之后，都要認真做些功課，不僅要研究論壇的主題，還要了解主持人和其他嘉賓的背景，從他們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講話中了解其觀點和立場，尤其對主持人要多做一些研究。有時會碰到對中國偏見比較深的主持人，更得事先做好發生對抗性辯論的準備。這次的主持人韓博天是一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從他以往的言論看，他對華態度友好。

根據這些資料，我判斷在這次論壇上面對的將是一個相對平和的主持人。但在現場讓我出乎意料的是，韓博天顯得咄咄逼人，一再把話頭引向朝核問題，并且把矛頭對準了我，質疑中國的立場和作為。他似乎想讓聽眾覺得，朝核問題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都是中國人“不作為”惹的禍。

我估計他反映的也確實是歐洲人在媒體影響下普遍持有的看法，因此，他的言論在會場上是有共鳴的。面對他的追問，我沒有馬上反擊，他反復地挑釁，一直把我逼到“墻角”。他此刻似乎覺得自己占了上風，隔著其他幾位嘉賓，眼睛盯著我，嚴肅地問：“中國是不是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朝鮮的控制？”我可以感覺到會場上出現的張力，覺得到了該做出回擊的時候了，在這樣的時刻回擊才能實現借力打力的效果。

回答他的問題，無論說“是”或者“不是”，都會默認提問者設定的一個大前提，即：中國能控制朝鮮，朝鮮發展核武器是中國的責任。韓博天這樣提問，本身就是基于對中朝關系和中國外交政策的錯誤判定。我不能陷入“是”與“不是”的辯解，必須釜底抽薪，從根本上質疑提問的合理性。當然，在現場聽眾一邊倒地認可主持人觀點的情況之下，如果我回應的態度過于強硬和富有對抗性，不僅難以贏得聽眾的認同，也會顯得不自信。

我注意到他在講話中無意間違反了聯合國憲章關于國家平等的基本原則，可以成為反駁的切入點。所以，我選擇了用笑呵呵的方式回應：“對一個國家失去了‘控制’？這種說法很西方化。”我的話還沒有說完，現場聽眾就哄地笑了。

主持人馬上意識到了自己提問中的漏洞，表情開始有些不自然了。我可以感覺到聽眾開始站到我的一邊，就趁熱打鐵，接著說：“中國不是這么想的，我們不控制任何國家，我們從來沒有控制過任何國家，我們也不想被控制。”順著這個勢頭，我進而闡釋了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的立場，強調說，“我們堅決反對朝鮮擁有核武器，我們了解他們有安全關切，希望美國能與朝鮮一起解決問題，但我們也希望朝鮮停止這種危險行為。”

我這些年的一個切身感受是，在西方世界，關于中國的信息存在比較大的缺失，偏見和謬誤很容易有市場，中國人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論壇上經常會處于不友好的環境之中。因此，我一直在努力學習如何在國際場合講明白的話、講在理的話，讓人首先能聽得懂，最后進而同意或接受我的看法，出席國際論壇給了我鍛煉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