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訊 “通過家長接聽到來自各個方面的騷擾電話可知，此類信息泄露較為普遍，甚至形成了產業鏈。”廣州市政協委員、廣州市英東中學校長胡國勝說道。

日前，南都校探特別發起“學生信息泄露調查”，通過跟蹤采訪多位持續遭遇信息騷擾的家長，并深入暗訪相關黑灰產業鏈，揭開這一困擾家長已久的問題背后的真相。（詳見《學生信息泄露調查：小學校長未能幸免！一天接20個騷擾電話》《南都追蹤學生信息泄露：資源帖下留言，家長電話輕松“拿”》）

“信息泄露問題不僅在廣州，在全國范圍內都呈現出一定的普遍性，且涉及的環節復雜多樣。這表明，考生及家長信息泄露問題已經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嚴重影響到家長和學生的正常生活，也破壞了教育行業的健康生態。”浙江恒霽律師事務所律師盧瓊告訴南都N視頻記者。

對此，有專家建議，教育部門和學校應及時排查學籍系統、教學管理類APP的數據安全漏洞；教育部門加強源頭管控，聯合市場監管部門開展專項檢查；監管部門聯合通信部門，開通快速舉報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有關部門發出提醒，要求廣州各學校排查官網、公眾號上相關新生注冊通知中的信息采集鏈接，是否嚴格按照個人信息保護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

說法

“明顯違法，情節嚴重者還可能構成犯罪”

據調查，有中考家長填過教育機構的在線問卷，然后信息遭到泄露導致騷擾電話不斷，最多一天接到20個；同為中考家長的廣州某小學校長，從來沒有把孩子信息和個人聯系方式留給機構等，只在官方的中考系統填報過相關信息，可對方卻能精準匹配孩子的姓名和家長電話……

同時，南都N視頻記者暗訪發現，網絡社交平臺充斥著許多公開販賣家長信息的帖文，只需要在“資源”帖下留言，“賣家”就會找上門，家長電話資源等輕松就能獲取。

南都N視頻專題報道引起網友強烈反響，紛紛在評論區講述關于信息泄露的遭遇。

“這些行為已明顯違法，情節嚴重者還可能構成犯罪，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盧瓊認為，從民事責任角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032、1033條明確規定，自然人隱私權受嚴格保護，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非法刺探、侵擾、泄露、公開他人隱私。教培機構未經同意獲取并撥打家長電話，干擾其私人生活安寧，明顯違背此規定，家長有權要求停止侵害、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

從行政責任角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也有類似規定，要求處理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和誠信原則，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同時，若教培機構獲取非法信息對考生、家長進行惡意頻繁騷擾，導致考生、家長生活秩序混亂，影響社會治安，同樣可以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

最后從刑事責任角度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若相關機構、人員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達到“情節嚴重”標準，涉嫌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面臨刑事處罰。

進展

有關部門發出提醒，要求廣州各學校開展相關排查

日前，南都N視頻記者從教育系統業內人士了解到，相關部門發出提醒，個別學校新生注冊登記環節采集學生個人、家庭信息，但未同時落實必要的個人信息保護措施（特別是未成年人）導致部分學生家長個人信息在互聯網上公開。

為此，要求各學校迅速開展排查，學校官網、公眾號上相關新生注冊通知中的信息采集鏈接，是否已經嚴格按照個人信息保護等相關規律法規要求，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收集、使用規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被收集者同意。如發現存在違規情況，請立馬整改。

南都N視頻記者在網絡平臺的“資源”帖下留言有需求，很快便收到許多私信。

有平臺業內人士表示，在治理黑灰產方面，平臺在不斷升級治理手段。比如，加強對違規內容的識別和治理。包括通過大模型、人工審核等方式，加強違規內容特征識別、賬號特征識別，不斷升級治理策略、內容推薦策略，降低相關內容在平臺內的發布率、推薦率。

“黑灰產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會把用戶導流至私域場景，進而提供違法違規服務。”該人士告訴南都N視頻記者，平臺也在加大力氣識別“站外導流行為”，進而判斷是否為灰產，進行治理。對于聚類特征明顯的違規內容/賬號，平臺也會把有效的線索提供給有關部門，爭取形成對違法違規人員的實質性案件打擊，斬斷源頭；治理團隊也會定期梳理用戶提供的舉報線索，針對一些聚類性問題或典型黑灰產特征，升級治理策略。

建議

開通教育類騷擾信息快速舉報通道 對教育類應用開展專項檢查

“自孩子初三的寒假開始，就不斷接到教培機構和學校的騷擾電話，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同時，我作為小學校長，看到不少家長也遇到相似的情況，我更能理解其中的風險。”身為今年中考家長，頻繁接到突如其來的招生、學科培訓電話，廣州一小學校長張宇（化名）既擔心信息泄露背后的安全問題，又不得不花精力應付。

張宇向南都N視頻記者提供自己收到的部分騷擾短信。

因此，他建議，除了教育部門和學校應及時排查學籍系統、教學管理類APP的數據安全漏洞，監管部門可以聯合通信部門，開通針對教育類騷擾信息的快速舉報通道。針對個人信息的泄露，必須溯源落實到泄密的人、流程和節點，接到舉報后監管部門及時核查。對違規宣傳的機構和學校，還可按“縮減招生計劃甚至取締資質”來處理，形成震懾。

胡國勝也有類似看法，認為教育部門要加強源頭管控，定期開展內部排查。同時，他建議，聯合市場監管部門，對教育類APP開展專項檢查，如發現其泄露個人信息APP，可責令其下架；網信部門進行技術賦能，推行“網絡安全指數”評價，將平臺治理成效納入企業信用評級；公安部門采取打擊措施，大力偵查辦理侵犯個人信息的案件，保護個人信息。

“在監管方面，相關部門要嚴肅處理收集、濫用個人信息的教培機構或個人；在宣傳方面，相關部門要加強對廣大學生、家長進行提醒，注意個人信息的保密。”胡國勝說道。

處于中考季的考生和家長如遇到類似信息泄露情況，張宇建議，接到騷擾電話后可以記錄對方信息，如機構名稱、宣傳內容，方便后續進行舉報；平時注冊學習類APP時，要多留意權限設置，非必要不提供孩子成績、報考意向等敏感信息。

“說到底，中考本是孩子成長中的重要節點，家長和學校都希望孩子能在安心的環境里選擇未來。把信息安全的‘門’守好，才能讓家長少些顧慮，讓招生環境更干凈。”張宇說道。

對策

建立行業黑名單及信用懲戒機制

“對教培機構濫用個人信息的行為，建立行業黑名單及信用懲戒機制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這既是彌補法律懲戒威懾力不足的重要手段，也是規范行業秩序、強化源頭治理的關鍵舉措。”

盧瓊還提到，法律處罰側重“事后追責”，黑名單與信用懲戒側重“事前預防”和“事中監管”，二者結合可構建“懲處—公示—限制—修復”的全鏈條治理體系，既讓違法者付出法律代價，也使其在商業競爭中難以立足。

原因在于，教培機構濫用信息往往具有持續性、隱蔽性，部分機構可能在受罰后換殼經營、重復違法。黑名單機制可通過跨部門信息共享，將違法機構及其關聯主體納入“重點監管名單”，從商業生存層面形成持續約束。

在她看來，教培行業高度依賴家長信任，信用污點對其招生、品牌聲譽的打擊遠勝于單次罰款。例如，將濫用信息的機構列入黑名單并向社會公示，家長可通過官方渠道查詢機構信用記錄，形成“失信即失客”的市場倒逼機制，迫使機構主動規范信息使用行為。

采寫：南都校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