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的村干部認為: “動員誰當兵是送人家到死地，怕得罪人，不積極號召與推動這一工作。”在邯鄲，“有卅多村群眾軍屬與村干經過擴軍后對立起來，村干覺著很傷心，對上級沒落了人，在村得罪了鄉親，叫村干群眾評功也不評，群眾村干都不愿接近我們。軍屬有的結伙給村干找蹩扭，村干怕受打擊，要求辭職。有的村干說，過去把地主得罪了，今年也把群眾得罪了，感覺四面楚歌，走頭無路。”

本文原載于《河北學刊》，原題為《職責與顧慮：華北解放區參軍動員中的干部心態》

解放戰爭期間，在華北革命根據地，動員農民參軍是村干部的一項重要職責。

其職責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按照中共規定的合法程序組織、動員農民參軍; 二是為完成上級交辦任務，必要時帶頭參軍。1948 年9 月，中共渤海一地委宣傳部編寫的初級干部教材明確指出: “我們黨員干部和村干部的責任，在于把( 參軍) 這件工作做好，把各個組織、各種積極分子和人才動員起來，完成這個( 參軍) 任務，干部是要起一個干部的作用，應當考慮的是整個任務的問題。沒有個把干部群眾不起來時，個別的干部可以參軍帶頭。”由此可見，村干部這兩方面的職責是聯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必要的步驟和方法。然而，兩者之間又有著顯著差別，前者要求村干部通過各種方法動員其他農民參軍，后者則要求村干部為完成參軍任務而帶頭參軍。這種明顯差別，使得村干部在動員農民參軍時其心態異常復雜。

一、政治動員的困惑: 政治說服怎么說呀

作為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政黨，中共堅信自己政策的正義性，認為只要實施滿足農民利益的社會改革，對農民進行政治動員，培養其民族和階級意識，農民參軍意愿必然會提高。在推行社會改革的背景下，中共要求村干部對農民進行耐心細致的政治動員，并相信農民會因此自覺自愿地加入中共軍隊: “所謂政治動員，就是既相信群眾能夠參軍，而又要領導群眾，提高群眾，自愿參軍。要教育群眾提高群眾，啟發群眾的這種自覺性，就是說要用政治動員的方式，向群眾說明這個戰爭的性質、目的、前途，與群眾自己的關系等等，這就說啟發與引導群眾，從不自覺到自覺，依靠人民，群眾的這種自覺、這種飽滿的政治情緒，去踴躍的報名參軍。凡是這樣做了的，就能夠完成任務。”
然而，大多數村干部對農民參軍意愿的估計并不樂觀。1945 年8 月，阜平縣擴軍，有些村干部說，“動員什么也可以，要錢不成問題，要人就無法收拾”。 1946年8月，唐縣動員新兵產生了不少問題，“大家都認為動員活物難，動員死物易”。1948年4 月，淶源擴軍，不少代表說: “這得要大活人哪，可真難辦，這是要大老粗兒們的命呢! ”1948年12月，北岳區擴軍， “怕( 青年) 跑是擴軍中干部( 尤其是村干部) 的普遍顧慮，雖然強調提出不要怕跑，但有些干部( 主要是某些村干部) 總是怕跑”。因此，在大多數村干部看來，什么工作都好做，唯獨擴兵實在太難。
很多村干部還認為，依靠政治動員難以完成擴軍任務。1946年8月，冀南擴軍，有些干部對政治動員無信心: “好好的人家誰去當兵啊，這么招呼一氣行嗎?”1948 年 4 月，河間擴軍，有干部說: “光講說服，這任務怎么完成呢; 政治說服怎么說呀; 動員時人家要說不去，你怎么著?”在易縣，有些區村干部，“不相信政治動員說服教育的威力，對政治動員缺乏信心，更有的認為是根本不可能。”還有村干部說: “擴他他還不去呢，自動報名他更不要啦，自動報名那是假的，誰也不肯報名呢，這個光憑民主自報，他如不去，你有什么辦法?”1949 年1 月，建屏縣擴軍，有的干部說: “這次擴軍即不許捆又不許打，人家給你個死不去，實在沒辦法! ”由此可見，盡管中共強調政治動員對于農民參軍的積極作用，然而某些村干部卻對此明顯缺乏信心。
政治動員是一項技巧性很強的工作。有效的政治動員，須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很多村干部都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故往往感覺無從下手。做大形勢報告，群眾普遍不感興趣，“搬上級說的一套是失敗的”，籠統講 “你翻身了，應該保衛斗爭果實”這樣千篇一律的話，根本解決不了思想問題。“思想動員的技術上也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宣傳時應根據對象和實際問題相聯系，如內容只講一套教條的大道理，是不行的。”而有些村干部“知道政治動員好，但缺具體辦法，遇著難動員的對象，就對政治動員動搖”。
因此，很多村干部傾向于用行政命令，甚至以收買、強迫等辦法來完成動員農民參軍任務。1947年，冀中擴軍，有村干部過低估計群眾的政治覺悟，以為非強迫命令不行。直至1948 年，冀中大城組干部依然強調，“什么工作不強迫命令我也能接受，要說擴兵出勤，多會不強迫命令也不行”; 建國亦有干部說，“每次擴兵開頭都說政治動員，到末了完不成就得加個強迫”; “政治動員自報公議我都知道，可是時間來不及就得強迫”。1948年8 月，渤海區擴軍，有干部認為， “要參軍就必須強迫命令，老百姓那有自愿的”。 1948 年12 月，北岳區擴軍，“黨員干部普遍感到擴軍工作走群眾路線不成，非強迫命令才能完成任務”; 晉冀一分區有干部對公開說服動員沒信心，說“自愿! 非制住他不愿”，“公開動員對，但不等你公開動員跑了怎辦”，“公議這家，這家不去怎辦”，“動員工作不強迫完成不了”，有的還提出“允許打就有辦法”。1949 年，藁城擴軍，有干部說，“凈說服動員，誰愿意去呢? 非強迫命令不行”; 容城擴軍，東張村支書說: “咱們就打開窗子說亮的，今天也沒外人( 指都是黨員) ，不強迫不行，不花錢不行，動員說服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二、帶頭參軍的怨氣: 當兵不能起模范作用

就中共的政治理念而言，中共黨員應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成員，具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崇高品質，以黨員為主體的基層干部為了完成黨賦予的任務，應積極帶頭、以身作則，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家庭與生命，對于參軍動員工作更應如此。1947 年 11 月，中共冀南區黨委在參軍通報中談到: “中共黨員干部帶頭是公平合理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黨員干部帶頭在各種工作 ( 中) 都重要，而在擴軍中尤為重要。因為，每件工作，群眾眼睛是看著我們的黨員和干部，尤其是參軍，如果我們只講群眾如何應該參軍，而自己不以身作則，這是很大的不公平合理，群眾會看不起我們，是損害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威信的。因此黨員干部帶頭也是形成群眾性參軍運動的重要條件。”
盡管中共根據地內基層政權和干部體系值得稱道，然而正如有學者所言，對于一個高度強調理想和獻身精神的政黨而言，農村黨員干部有很多方面與中共的政治理想還有差距。在參軍問題上，很多村干部和黨員的表現與中共的要求存在明顯差距。1945 年12 月，唐縣擴軍，部分黨員干部只知道動員群眾或別人，自己卻沒有參軍的勇氣。在定北縣，“雖上級再三提出干部的模范作用，但一般來說在干部參軍的思想上還未完全搞通，在動員觀點上不夠正確，動員時眼只向別人，有的只向群眾來講光榮、模范，而卻自己不以身作則，多是在精神上而未準備參加”。盂縣東園村干部說: “誰家的娃娃養活大叫當兵哩，給我十石米我也不愿我的兒子去。”1947 年 8 月，中共冀中十一地委擴軍總結寫道: 村干部仍然存在著不愿參軍的思想，“只是動員別人去參加”，“這是我這次歸擴當中受到影響的一個問題”。
中共反復強調，在參軍動員中，“干部帶頭率領參軍，是擴兵工作的中心環節”。從理論上講，大多數村干部并不反對帶頭參軍，但卻表現出猶豫和糾結。例如，1948 年 4 月，河間擴軍，有村干部覺得“帶頭吧，又不愿離家; 不帶頭吧，又怕完不成任務”。有的代表出來進去反復說: “要讓兒子去了誰種地呀! 要是不去，咱們怎么向別人張嘴呀。”又如，段莊有青年黨員說: “不去自己是青年，又是黨員，去吧心里又不愿離家。”小店有黨員說: “自己這么年輕要不去誰去呀! 要是去又快娶媳婦了。”有的黨員說: “我有兩難呀，一是不去完不成任務，一是去了家里又沒人做活。”他一連反復了兩三次報了名不算了，再報名又不算了，最后才堅決說了“去”。段莊村有代表經過了一天多思想斗爭說，“行了，我也通了，回去保證動員我的兒子，非動了自己的人，才有向別人下嘴的地方”。
然而，也有部分村干部不愿參軍，害怕參軍，所以對上級要求干部帶頭參軍表示不滿，甚至消極抵抗。 1946 年，平定擴軍，某村有黨員說，“早知道叫我當兵，我就不入黨，革命革到我自己頭上來了( 意思是說叫他當兵就是革他的命) ”; 定北縣辛莊有黨員說，“我入黨時沒有說叫我出去，我后悔了”; 建屏縣擴軍，有人動員北坪村農會主任( 黨員) 入伍，該主任說，被“開除了也不入伍”。1947 年，清苑縣擴軍，北辛力農會主任說: “上級叫干部起帶頭作用，什么帶頭哪，簡直是逼著干部當兵呢，我就是不去。”在冀南，有村干擴軍時 “工作消沉、裝病、裝串親戚、裝拾柴火，總想法逃避”。1948 年，河間擴軍，宣布任務后，區村干部“夠參軍年齡的怕讓自己帶頭”，上年紀的怕讓自己子弟參軍，“有低頭不發言的，有吃不下飯的，有睡不著覺的，有牙疼的，有裝聾的，還有的私自回了家的”; 在晉冀一分區，區村干部對于擴軍較普遍的思想情況是: 區干 “多是聽了形勢，情緒很高，講到任務就思想波動，又怕調動又怕參軍，而調動和參軍比起來則又南調北調都可以”; 村干部主要是怕帶頭，“應縣大五口三個支委四個干部逃跑”，“有的村干叫老年或婦女代替，即是來了青壯年也是不發言吃不下飯去”，有的( 如大同) 甚至 “裝病不吃飯”。
在根據地的兵役動員結構中，區村干部是參軍動員的具體組織者，不僅需要動員組織其他農民參軍，必要時還須親自或動員自己家人參軍以帶動他人，普通農民多以黨員干部帶頭為自己參軍的前提條件。有些干部因為怕參軍，還產生了怕群眾攀比自己的顧慮。 1945 年8 月，曲陽擴軍，有些“干部未搞通思想，只號召人家去自己不去，因此對擴軍工作表示氣弱，如北流營村抗聯主任在群眾大會上號召青壯年從軍時，一青年跳出來說: ‘你別講了，我們什么也知道，你去我們就去。’該干部啞口無言，其他村也有這樣事實。”1947 年8 月，冀中某縣丁家莊村治安主任去動員一個人參軍，“當時人家問他去否，治安員不敢答應去，人家則說你不去給你家門上掛一個貪生怕死的牌子，什么時候你參了軍，再摘下來，不然你以后少說為人民服務的話，村治安主任被質問的啞口不言”。

由此可見，基層干部黨員在參軍動員中面臨著來自農民的巨大壓力。如在清苑，有的干部還因害怕帶頭或群眾咬兌自己而“躲避起來”，“或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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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害怕報復的擔憂: 得罪誰總是要報復的

在傳統鄉村里，鄰里之間存在互助修睦的社會關系。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一書中所說: “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為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請酒，生了孩子要送紅蛋，有喪事要出來助殮，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機構。”對于傳統鄉村社會這一特點，劉偉亦在《難以產出的村落政治———對村民群體性活動的中觀透視》一書中總結到: “在中國傳統村落，大都存在各種形式的民間互助幫扶網絡。這主要有基于鄰里熟人關系而結成的換工網絡，基于血緣人倫的幫扶網絡，基于宗族責任的對弱勢村民的救助體系。村莊內部的人要生存就必須結成各種緊密的關系。這其中既有利益互惠的原因，更有人倫情誼的紐帶。”由此可見，在血緣地緣網絡中建立與保持良好的社會關系，是村民維持正常生產生活的必要條件。因此，對大多數農民而言，互助修睦與其說是理想道德標準，毋寧說是生存準則。

李懷印認為: “就一個農民的日常生活領域而言，真正對他有意義的，是其所置身的一個特定的社群。”值得注意的是，村民互惠關系的另一面是彼此間的睚眥必報，多數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總是小心翼翼的，盡量不去得罪他人，以免引起他人報復，給自己造成不便。因此，某些領導者認為，擴軍任務的完成需要區村干部“肅清單純慈善的人道主義，打破農民思想上的街鄰街坊的舊情面”。
然而，很多村干部對此深感憂慮。1945年8月，井陘縣擴軍，有些村干部“只靠區干部去動員，自己認為動員人家當兵不對，怕落意然”。1946 年 11 月，冀中參軍，有的村干部認為: “動員誰當兵是送人家到死地，怕得罪人，不積極號召與推動這一工作。”在邯鄲，“有卅多村群眾軍屬與村干經過擴軍后對立起來，村干覺著很傷心，對上級沒落了人，在村得罪了鄉親，叫村干群眾評功也不評，群眾村干都不愿接近我們。軍屬有的結伙給村干找蹩扭，村干怕受打擊，要求辭職。有的村干說，過去把地主得罪了，今年也把群眾得罪了，感覺四面楚歌，走頭無路。”
村干部怕得罪人、怕報復的擔憂，絕非言過其實，在接下來的整黨中不少村干部受到一定沖擊，村民的報復不期而至。正如有些干部事后所說: “作工作總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誰一定要報復。”當然，整黨中村民報復干部的原因異常復雜，黃道炫對土改中干部整改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 “整黨過程中，農村長期積累的一些復雜的宗族、私仇及干群矛盾在群眾運動中顯得錯綜復雜。”但由擴軍引發的村民與村干之間的矛盾是不能忽視的。1947 年3 月，清苑縣擴軍，北辛力村干部動員劉士隱參軍，劉士隱在家庭會議上說: “這次擴兵是劉士榮逼我的，我要是死了，你們要給我報仇。”保德三區東莊一干部因擴兵的強迫行為，“被和他有私仇的婦女拿著木棍，只打三下，把下腿打斷了。四區也曾發生過同樣一件事”。
在整黨中，被撤職或受到報復的村干部紛紛表示不滿，工作消極，對擴軍態度冷漠。在冀中，有干部反映: “早先區里豁出死的擠，這時又鬧這個。”有的說: “咱這是擦屎棍，用著拿起來，不用就扔下。”有的說: “八路軍就是拉屎叫狗。”也有的說: “這回長短不干了，到時種上點地，該出夫就出夫，該站崗就站崗，比什么不強啊。”據冀中八地委統計: “參加新組織的黨員中，怕第二次搬石頭不敢邁步的占 43. 2%; 未參加新組織的黨員，群眾吸收高低不參加的占 22. 4%，群眾未吸收自己也不要參加的占 35. 5%。”在平山，有干部說， “做工作什么結果也沒有，做的工作是公家的，錯處是自家的”，“得罪人是自家的”。在這種思想狀態下，平山縣九個村支部黨員中，“工作但不積極的占 22. 2%，旁觀態度占 22. 7%，根本不動的占 18. 1%，對新干部不滿有報復思想的占 6. 4%”。1948 年 4 月，饒陽擴軍，鄒村舊支書說: “叫他們( 貧農團新農會) 搞吧，用不著就搬石頭。”在無極，有的干部說: “過去給俺扣上石頭的帽子又不給摘，沒有威信了不能做擴兵。”在易縣，有干部表示: “過去干部因擴軍為了完成上級給的任務，使群眾給自己提了不少意見，當成石頭，這次擴軍非變石頭不可。”1948 年 9 月，渤海一地委指出有些村干部不愿擴軍的原因: “怕犯錯誤，怕得罪群眾，怕因參軍而得罪了落后的群眾時，上級不給他撐腰，而再遭受撤職扣押或交群眾處理的處分。”1949 年3 月，清苑縣擴軍，“部分村干部在平分時曾因為擴了貧雇農的兵而受到打擊，他們認為擴一個兵多一個仇人，對擴兵不起勁”。
某些在土改整黨中涌現出來的新干部，親眼目睹了舊干部的遭遇，也對動員農民參軍躊躇不前。1948 年3 月，易縣新干部“因見到舊干部有很多因擴軍引起群眾的不滿，被搬石頭的，提出許多意見，搬了他，因此看到擴軍任務困難，自己缺乏辦法，不敢強迫命令，他們的思想上不敢大膽負責，完不成任務，怕當石頭”。在冀中，“貧農團和新農會的干部也有怕搬石頭的顧慮，有的認為過去舊干部擴兵強迫命令搬了石頭。現在自己擴人家，也怕搬。肅寧某村代表和區干部說: ‘叫我們擴兵，俺們無法，要不就抓鬮，要不就青壯年叫到區里你們挑。’”在平山，“新干部怕報復、怕得罪人，因為去年搬石頭的時候，有些落后群眾混水摸魚，提了報復性意見，現在新干部也怕照那樣搬石頭。”代表們在大會上訴苦: “要不管吧，完不成任務; 管吧，又怕成立強迫命令。以后要搬我們的石頭。”
現實生活中的報復或許可見，來世未知的報應更令人不寒而栗，關于擴軍損陰德的傳聞亦成為新舊干部共同的心病。在信奉因果報應的傳統鄉村社會里，這種說法帶給擴軍干部的恐慌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 1947 年，邯鄲縣流傳著“臨洺關有鬼兵，光打擴軍干部” 的謠言。1948 年，渤海區則有“擴人家的軍是缺陰” 的說法。“鬼兵”、“缺陰”的說法，雖為無稽之談，卻反映了民眾的某種心態。總之，由于頻繁的運動和動員，村干部處在各種矛盾的漩渦中：
區村干部與農民利益矛盾的地方太多了: 斗爭了富農、地主，富農、地主不滿; 要糧、要款、要差、動員兵，惹起各階層落后農民的不滿; 分配斗爭果實，誰不如意他也不滿; 對抗屬照顧不周，他也不滿。
由此可見，村干部生活在固有的血緣、地緣網絡中，保持良好的社會關系，是其日常生產、生活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條件。由于村民對動員其參軍常表示不滿，擴軍在村干部眼里成為得罪人的事情。整黨中某些農民對村干部的借機報復，強化了村干部怕擴軍得罪人的意識，對擴軍消極; 貧農團干部與新農會代表目睹舊干部的遭遇，害怕重蹈舊干部的覆轍，對動員農民參軍也躊躇不前。諸如此類等等均給參軍動員工作造成諸多不利。

四、優待抗屬的煩難: 多一個香爐多一個爺

優待軍人家屬，是根據地兵役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物質、勞力與精神優待，主要由每個村莊獨立完成。短期內，每個村莊青壯年勞動力的數量是固定的，因此，參軍者愈眾，則生之者愈寡，意味著村莊必須以更少的勞動力負擔更多地優待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擔負著分配優待任務、保障參軍者家屬生活職責的村干部有很多不愿意自己的村莊多出兵，以免優待任務之繁難。1945 年 8 月，曲陽擴軍，“有的干部怕負擔重將來代耕麻煩，發生不敢大膽動員的現像”。在冀魯豫，1945 年10 月擴軍中，“進步村參軍多，負擔重，自找麻煩; 落后村參軍少，甚至沒有一個參軍的，負擔輕，自覺便宜，閑事少，這樣促使其進步村落后”。1946 年7 月，晉冀一分區擴軍，地委擔心“區村干部怕村中動員的兵多，怕增加人民負擔，優抗麻煩”，動員工作不積極。在建屏，六故園干部說: “入伍一個多點麻煩，支應過去就算了。”1946 年 8 月，冀南擴軍，有的村干認為，“擴的多，麻煩多，負擔多”，因而有顧慮。 1946 年11 月，靈丘縣擴軍，平型關支部“怕自己村抗屬多了優待也就多了，將逃亡了的歸隊戰士改換了名字送去頂新兵”。在交河，“本村抗屬多了負擔重”亦成為有些村干部擴軍中的思想障礙。1947 年 4 月，清苑縣擴軍，寺上農會主任說: “青壯年都參軍了，代耕怎么辦呀?”羊莊村長說: “擴兵干什么呀，多一個爺多一個香爐。”1949 年 4 月，邱縣某些村群眾“認為誰村軍屬多了村負擔重，故有的村莊不愿叫軍屬多，干部南下時，二區南辛店村有位同志南下，村干及群眾說咱村又多一個軍屬，但是這位同志沒有南下走了，群眾就說不去也好，去了村里還得代耕哩( 按規定南下干部家屬視作軍屬優待) 。”

五、結語

在華北解放區，村干部角色的多重性導致了他們在動員農民參軍時心態的復雜。作為中共基層政權系統的成員，村干部需要考慮如何完成擴軍任務，如果認為通過政治動員不能達到促使農民參軍的目的，便希望利用其他辦法來達成，這是其職責所在。作為鄉村社會的成員，村干部又不得不考慮動員農民參軍會給自己帶來什么樣的結果，既不希望為動員別人而自己參軍，也不希望因為動員參軍的人多而加重村莊優待負擔，更不希望因動員別人參軍而引起他人對自己的報復。

由此可見，革命意識形態對村干部行為有所約束，他們力圖在不違背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竭力完成動員農民參軍的任務; 另一方面，傳統的血緣、地緣網絡是大多數村干部順利進行生產生活的必要條件，原有的社會關系、準則和價值觀念依然形塑著根據地新生的基層領導者，他們的思想意識與中共的理想尚有較大差距。

于是，“要糧要款不發愁，提起參軍低了頭，政治說服不愿去，行政命令不允許”，成為大多數村干部在動員農民參軍中的心境。所以，絕不能單純地認為村干部代表中共或村莊的利益，也不能簡單地說兩者兼而有之，比較可能的情況是，大多數村干部以自身利益為中心，根據中共政權的不同要求和村民各自狀況，采取不同的辦法和措施來想方設法動員農民參軍。關于這一點，必須從當時當地的社會環境、人的思想意識、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建設和政權建設狀況來考量。鄉村政權的運行復雜性如此，鄉村政權的政治動員力特殊性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