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起來！前進！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上海發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強音。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解放日報“抗戰?上海尋跡”報道組兵分多路，從不同視角尋找上海抗戰印跡。我們尋訪的第二路，尋找當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藝作品誕生之處，訪問文化名人抗戰期間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軌跡，回望上海民眾在民族危亡之時萬眾一心的覺醒。

今年6月，由上海電影譯制廠制作的方言4K修復版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登陸第二十七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是本屆電影節最快售罄的電影之一。

方言4K修復版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海報

1947年，由蔡楚生和鄭君里編導，白楊、陶金、舒繡文、上官云珠等群星出演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上映時，創下連映三個月、觀眾超71萬人次的上座紀錄，“滿城爭看一江春”的盛況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濃重一筆。

一部聚焦一個家庭悲歡離合的電影，緣何能在78年前創造票房奇跡，至今依然深入人心？

鄭君里之子鄭大里告訴我們：“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深受苦難，更目睹了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腐化墮落，影片深切反映了當時民眾的所思所想，將抗戰前后近十年間的復雜社會圖景濃縮于一個家庭的命運軌跡，在對歷史的反思和重審中喚醒民心。”

《一江春水向東流》映現著以鄭君里為代表的一代戰火中愛國文藝工作者的精神底色。作為活躍于20世紀30至60年代的戲劇家、電影藝術家和文藝理論家，鄭君里的創作始終與時代同頻、與人民緊密相連。“我父親那輩文藝工作者非常艱苦，常常吃不飽、穿不暖，但他們的目光永遠凝視著勞苦大眾，觀照著社會現實。”談及父親的藝術人生，鄭大里時常哽咽動容。

《一江春水向東流》殺青現場，鄭君里之子鄭大里供圖。

做一只在民眾上空鳴叫的“新蟬”

鄭君里191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進入田漢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此后至40年代中期，他至少加入過26個團體，參與70余種話劇、20余部進步影片的演出，是罕見的文藝“全才”。如夏衍先生評價，“像鄭君里這樣既擅演技，又能執導；既有舞臺經驗，又有電影實踐；既從事創作，又研究理論的多面手，在中國戲劇電影界是并不多見的。他的成就可以說達到了中國電影藝術的高峰，在中國電影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鄭君里加入聯華影業公司時的形象照，鄭君里之子鄭大里供圖。

從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到投身抗日救亡的左翼導演，鄭君里藝術生涯轉變的關鍵，是批判現實主義的浸潤和感召——以文藝為武器抵抗侵略、救亡圖存。

“偉大的抗日戰爭在中國人民的生活中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但在不同的地區，人們的遭遇卻是不同的。”在《導演學步的起點——拍攝〈一江春水向東流〉學習札記》中，鄭君里記錄下他對抗戰時期社會世相的痛切觀察，“上海這樣的都市，每天凍餓而死的不知有多少人；善堂門口放的空棺材，每每夜晚有饑餓與病重的乞丐爬入其中，第二天早晨變成死尸，在他們看來，能有一口棺材，避免了暴尸街巷，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而另一方面，那些達官貴人們抗戰期間躲在大后方大發其國難財，勝利以后又以‘接收大員’的身份如蝗蟲般漫天飛來，大發其劫收財……”

當時上海流行幾句民謠，“左等天亮，右等天亮，天亮到了——更加遭殃！”鄭君里在筆記中感慨，“淪陷區的人民，在侵略者的鐵蹄下嘗盡了痛苦，眼巴巴盼到勝利，結果還是一樣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耳聞目睹太多人間疾苦，蔡楚生和鄭君里對民眾的悲憤與失望感同身受。評論家柯靈曾高度評價《一江春水向東流》：“縱貫8年，橫跨千里，淋漓盡致地描畫了戰爭中的前方和后方，生離與死別，斷壁殘垣與綠酒紅燈，幾乎可以當做一部抗日戰爭的編年史看，而多層次、多方位、多角度、正反左右參差橫斜的對比，猶如重樓復閣，發揮到了極致。”

《一江春水向東流》拍攝現場，鄭君里之子鄭大里供圖。

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結尾，白楊飾演的素芬一角絕望自盡，牽動當年無數觀眾的心，懷著對素芬坎坷命運的同情，鄭君里一度想改寫結局——讓素芬帶著抗兒和老母坐船回鄉，在怒濤滾滾的大江中揚帆東去，但最終考慮到“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創作，仍以保存其本來的面目為宜”，選擇保留悲劇結尾。這份對歷史真實的堅守，讓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素芬成為時代鏡鑒。

鄭大里回憶：“父親在書中寫過，我們的抗戰戲劇題材一定要沉到民間去，不要只說小知識分子的疾苦，而要和民間真正的疾苦深深連在一起。”“他曾說，文藝工作者要把自己舊的‘軀殼’褪去，變成一只‘新蟬’，在民眾的上空鳴叫。”

就像一群“乞丐”

1931年，作為左翼戲劇家聯盟的執行委員，鄭君里執筆起草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綱領中“徹底反帝國主義”“深入無產階級群眾當中”等表述鮮明有力，這正是他后來投身全國抗戰戲劇運動的思想根源。

抗戰爆發后，鄭君里先后加入上海救亡演劇隊、抗敵演劇隊、孩子劇團、西北巡回教育班、中國電影制片廠等團體機構，在前線和大后方積極從事國防影劇活動。他赴工廠、進學校、入劇場、上街頭，從上海啟程，輾轉常州，途經蘇州、南京，又逃往武漢，一路顛沛流離、風餐露宿，同時進行轟轟烈烈的抗戰宣傳。

20世紀30年代，鄭君里正在翻譯《演員自我修養》，鄭君里之子鄭大里供圖。

“敵寇企圖用殘忍的戰爭滅亡我民族，我們亦發動了神圣的自衛戰爭以求民族的解放。因此中國的戲劇運動的任務不透過抗戰就不能完成，抗戰給戲劇提供了新的具體的內容，同時戲劇又為著服務于抗戰而存在。現在，我們把這種戲劇的活動名為抗戰戲劇運動。”

如今再讀鄭君里《論抗戰戲劇運動》一書，仍能被字里行間的熱血情懷感染。彼時鄭君里擔任抗敵演劇隊第二隊隊長，在這本1939年出版的論著中，他詳細介紹了戰區、敵后和后方演劇活動的開展情況。

據鄭大里回憶，在父母的講述中，在武漢加入抗敵演劇隊的日子格外難忘，“他們住進一個軍營式大院，夫妻不得同住，我哥哥鄭大畏跟著媽媽黃晨住在女宿舍。演劇隊實行軍事化訓練，每天要練習射擊、走步、匍匐，田漢和洪深也都穿著嶄新軍裝，和大家一起整裝待發，即將奔赴抗日前線”。

“演劇隊的演出生活十分清苦，居無定所，衣著破爛，沒有任何化妝、舞美，到了一個地方，看到有群眾圍過來，他們就馬上演起《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或帶領大家唱抗日歌曲，演完馬上就撤，換個地方繼續演，用我媽媽的話說，他們就像一群‘乞丐’。”鄭大里說。

抗敵演劇隊第二隊合影。

1938年11月，鄭君里在長沙遇到了孩子劇團——這支誕生于上海法租界一處難民收容所、主要由滬東戰區難童組成的劇團，正向重慶撤離。鄭君里接到周恩來的指示，到孩子劇團當指導員。“他既是指導員，也是孩子們的父親和母親”，鄭大里講道，“他把孩子劇團從長沙一路帶到桂林、貴陽，最后到達重慶，將60多名孩子平安無虞地交給政治部第三廳。”

國難當頭，藝術的戰斗力量有多大？鄭大里講起一段往事：1940年，鄭君里在電影《東亞之光》中飾演一名日本軍官，影片敘述日軍戰俘在我國政策感召下思想轉變，呼吁同伴一起參加反戰宣傳的故事。影片一經公映，日軍戰機便轟炸了該片制作方中國電影制片廠的攝影棚。“文藝無疑是抗戰的重要戰線之一，它帶著反侵略的戰斗鋒芒，能在靈魂深處給予侵略者沉重打擊。”鄭大里說。

艱辛困苦的文藝“長征”

從江南到西北、西南，四處輾轉、奔波跋涉是抗戰文藝工作者的常態。1939至1940年拍攝紀錄片《民族萬歲》時，鄭君里走遍當時陜、甘、寧、綏、青等地，記錄下滿、蒙、藏、回、苗、彝等少數民族支援抗戰的事跡及風土人情。

“為了拍攝《民族萬歲》，他走了一場文藝‘長征’。”鄭大里感慨，這部作品是鄭君里藝術創作中的一座奇峰，除了鄭君里曾給友人的信中所寫“報道各民族參加抗戰建國之實事”“粉碎敵人分化我民族的陰謀”等意義，更留下了珍貴的社會歷史影像。

拍攝《民族萬歲》時，鄭君里和藏族女孩的合影，鄭君里之子鄭大里供圖。

因交通線被日軍封鎖，物資極度匱乏，可謂“一寸膠片一寸金”。出發前，中國電影制片廠承諾先給攝制組2000尺膠片，可上車時僅拿到1000尺——大約只能支撐10分鐘拍攝。一路上，他們焦灼等待重慶送來的膠片，有時送100尺，有時200尺，有時在運輸途中就被敵人燒毀。鄭君里不得不事先精確計算每個鏡頭的長度，設計周密的拍攝方案，讓膠片與成片的比例近乎1:1——每一尺膠片都完整呈現在銀幕上，毫無冗余。

“我們在塞外流徙了九個月，結果像彈盡糧絕的孤軍似的撤回來。”鄭君里在《我們怎么制作〈民族萬歲〉》和《西北工作日記》中詳細記載了這段拍攝經歷，從簡陋的拍攝條件、繁重的工作任務，到個人生活的煩惱，處處可見戰亂年代藝術創作的艱難。

拍攝《民族萬歲》時的鄭君里。

在地廣人稀且有文化隔閡的邊疆，拍攝大場面難度極高，為了取景，需要組織上千群眾、幾十座帳篷或蒙古包、四五千頭牲口一同遷徙到拍攝地。“食具、氈褥、帳篷、小孩一起裝在牛、駱駝、馬的背上，沿路趕著覓食的羊群來了。是前年的初春，正當母羊要‘下羔’的時候，懷孕的母羊跋涉百多里路，許多在路上流產了……”此外還有水草短缺、牛馬管護等難題。

鄭大里透露，父親在西南地區拍攝時，被痢疾、瘧疾輪番侵襲，高燒時體溫達40度，畏寒時裹著幾床被子仍不停顫抖，每兩周發作一次。“他在日記里寫道，幾乎覺得自己快要死了，能不能完成這部片子都很難說。”

拍攝《一江春水向東流》時，鄭君里也遇到過不少窘境。“拍攝中常常拿不到薪水，父親領到工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剛出生的我買奶粉，不然我就要餓肚子了。”鄭大里說。

在父子相處的短短17年里，父親留給鄭大里的印象，是一個忙碌的“背影”。“每天早上，他蹬著那輛上海人俗稱為‘老坦克’的自行車，騎到上影廠上班；而我放學回家，總見他伏在案頭工作。”

“父親這個人很寡言，母親常說他‘沒有生活情趣’，連搓麻將、打牌都不會。生活中的他一板一眼，但藝術里的他極其靈動。”回憶至深，77歲的鄭大里眼眶濕紅，“真正讀懂他，是一件很難的事，我至今心中還有很多困惑和無奈，再也等不到他的回答。”

“父親是個無神論者，但我覺得，他心里有一份堅定的信仰。”

原標題：《這部被稱為“抗戰編年史”電影中，他以文藝為武器寫盡抗戰血淚》

欄目主編：簡工博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段心玫 劉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