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柬沖突是可以避免的。

在沖突爆發的前夕，中國剛剛在東盟系列外長會議上積極斡旋，王毅外長分別與泰柬兩國外長溝通，明確表達了中方對地區穩定的重視，并呼吁兩國克制、通過對話解決問題。

然而，中方的善意提醒，終究沒能改變事態急轉直下的命運。

邊境沖突

一切的轉折始于7月16日，三名泰國士兵在邊境巡邏時遭遇地雷爆炸，其中一人重傷截肢。泰國政府迅速指控柬埔寨蓄意在安全區域新埋地雷，違反《渥太華禁雷公約》。

泰方認為這是嚴重的敵對行為，必須做出強硬回應。于是，外交降級、驅逐大使、封鎖邊境口岸等一系列措施接連出臺。

更激進的動作還包括動員邊境軍事力量，重新啟動2011年柏威夏寺沖突時期的緊急軍演預案。

柬埔寨方面則堅決否認“新埋雷”說法，強調踩雷地點屬其主權領土，并反指泰軍擅自越界。

柬國防部更援引殖民時期的條約和2013年國際法院判決，主張涉事區域歸屬柬方，并指責泰國蓄意挑釁、破壞邊境和平。

隨著泰方向聯合國提交正式抗議函，局勢已不再是單純的邊境糾紛，而是迅速上升為涉及國際法和多邊外交的全面對抗。

僅僅一天后，邊境地區就傳出實質性交火消息。泰軍與柬軍在奧多棉吉省交火，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率先開火”。

這標志著沖突已從外交博弈進入實質軍事對抗的階段。

雙方國內媒體迅速展開輿論動員，社交平臺上大量煽動性言論、合成圖像與虛假視頻被迅速擴散，進一步激化民間敵意。

邊境緊張態勢愈演愈烈，而談判的窗口則在彼此的強硬回應中不斷縮小。

然而，這場看似因地雷引發的風波，實則早有伏筆。

在泰國，前總理佩通坦與洪森的一通電話錄音被泄露，引爆政壇地震。

佩通坦在通話中批評本國軍方，引發軍方強烈不滿，最終在壓力下被迫下臺。

繼任的代理總理普坦上臺后急于穩固政權，以對柬強硬作為鞏固軍方支持的手段。

在此背景下，邊境地雷事件恰好成為其展示“維護國家主權”的契機。

柬埔寨方面同樣不遑多讓。

洪森雖已卸任，但其家族在政壇仍有極高影響力。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與社會結構轉型期的不穩定因素，洪瑪奈政府也亟需民族主義話語來凝聚人心。

于是，對泰“硬碰硬”的姿態成為鞏固政權合法性的手段之一。

這也是為何柬方不僅迅速反制泰方驅逐外交官的舉動，還進一步宣布恢復義務兵役制度，營造“備戰”氣氛。

可以說，這場沖突背后的驅動邏輯，已經遠遠超出了邊界爭議本身。

民粹主義、民族情緒、軍政斗爭、家族勢力角逐等多重力量交織，使得這場危機變得格外復雜，也使理性解決的空間被不斷壓縮。

在這種背景下，任何外部調解都將面臨更高的政治門檻。

誰來調停

中國的調停行動其實并非無效。

王毅在會見泰柬兩國外長后，曾短暫促成了局勢的相對穩定，說明雙方并非毫無理性。

但隨著各自內部政治壓力迅速加劇，中方的勸和聲音很快被民族主義的吶喊所淹沒。

尤其是在雙方驅逐大使、斷絕高層溝通之后，中方作為第三方所依賴的外交渠道也遭到破壞。和平窗口已極度狹窄，單憑傳統的雙邊外交勸說，顯然難以應對如此高強度的博弈環境。

更大的問題在于，泰柬沖突已不再是局部摩擦，而逐步演變為對整個中南半島穩定結構的挑戰。

兩國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節點國家，不僅承擔著中泰鐵路、中柬走廊等關鍵項目的落地，還直接關系到瀾湄合作與東盟團結的實質走向。

一旦邊境戰事擴大，貿易中斷、物流受阻、投資風險上升，將對區域一體化造成系統性打擊。

同時，外部勢力的介入跡象也日益明顯。

美國對柬埔寨商品加征關稅的時機與沖突升級幾乎同步，難免引發外界對于“地緣挑撥”的聯想。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東南亞歷來是大國博弈的緩沖地帶，一旦區域穩定失控，將成為外力分化瓦解多邊機制的突破口。

這對于中國維護“亞洲事務亞洲解決”的戰略理念來說，是一次嚴峻考驗。

在此背景下，單靠中方調解已難以全面遏制沖突蔓延。

解決之道，必須引入制度化、國際化的調解平臺，幫助雙方從“對抗邏輯”中脫身，為外交妥協創造空間。

由中國等發展中大國倡導設立的國際調解院，正是一種切合當下現實的工具。

這一機制不走強制仲裁、不依賴制裁脅迫，而強調中立協商與漸進解決，為類似泰柬這樣的“歷史爭議+政治操控”型沖突提供了一種可持續路徑。

更關鍵的是，借助國際調解院這種平臺，可以讓當前已陷入“必須強硬”困局的泰柬兩國，找到一個“體面撤退”的出口。

畢竟在國內輿論被高度撕裂的背景下，任何一方若主動退讓，都會被視為政治失敗；而由第三方提出妥協框架，則能有效緩和這種民意對政府的反噬。

和平并非遙不可及，但留給和平的機會并不多。當外交斷裂、軍隊交火、仇恨蔓延之時，任何猶豫都可能讓局勢徹底滑入不可控的深淵。

中方已伸出調解之手，下一步，或許是國際社會真正該出手的時候了。

否則，這場正在泰柬邊境燃燒的戰火，恐怕會燒穿整個東南亞的安全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