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到的媳婦，揉到的面”，是一句一直流傳在陜西關中民間的諺語，意為面團越揉越筋道，媳婦越打越溫順。在全國各地，隱含對女性施暴的俗語還有很多，諸如“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人騎來任人打”、“打不死的婆娘，曬不死的辣椒”等等。

與這一觀念對應的，是女性一直以來在親密關系中遭受的暴力。

全國婦聯發布的數據顯示，在中國，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毆打，2.7億個家庭中，約30%的婦女遭受過家暴。每年15.7萬婦女自殺，其中有60%是因為家庭暴力。

今年從實驗藝術專業畢業的學生邱桃子在農村調研過程中，找到了陜西關中的農村婦女，將家暴場景用面食花饃和民間戲劇社火的形式呈現了出來。7組場景全部來自于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案例。

邱桃子說：“當看到一個問題，看到一種普遍的處境時，表達可能會從實質上改變女性的處境。”

以下是她的自述。

打到的媳婦，揉到的面？

我第一次聽到“打到的媳婦，揉到的面”，是聽朋友說的，她從陜南地區嫁到關中，在關中地區聽到了這句話。我當時特別震驚，怎么會有這樣的諺語流傳到現在？

我從沒聽過用這么直白、粗暴的語言去表達對女性的壓榨，我想就這句話做一點什么事。

我的大學專業是實驗藝術，細分來說，有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影像藝術等等，我感興趣的是社會參與式藝術。西安的潛行藝術機構邀請我去做一個農村項目，我一開始就選擇了女性議題。同期去農村調研、做其他三個項目的都是男藝術家，他們關注的是農村留守兒童、農墾問題，還有小鎮青年返鄉現象。

因為我自己是女性，就想做一個跟自己性別相關的作品，而且關于女性的問題論述在社會架構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家暴不僅發生在關中地區，我曾在網上搜索相關案例，一搜就出來特別多的新聞。我沒有有意搜集高社會關注度的案例，因為每一場暴力都是可恥且需要堅決抵制的。

去年我看到了一組數據：五年來最高法審結婚姻家庭案件896.1萬件，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1.3萬份，這個數據差是不是有點太大、太諷刺了？

因為家暴問題的普遍性，我一開始很有沖勁。可到農村做調研的時候，才發現很難讓大家主動訴說，可能是因為是一個外來者，沒有辦法跟她們談論這一類隱私話題。我就換了一個思路，先把作品表現形式想好了，再反過來去介入。

陜西地區家家戶戶的農村婦女幾乎都會做面食，有一種特色面食叫“花饃”，后來我又了解到花饃被稱為“母親的藝術”。

母親在我們心里一般是備受尊敬的慈愛、溫暖的形象，但在“打到的媳婦，揉到的面”中，女性又是沖突和血腥暴力中的受害者，很諷刺。我就想用什么方式去表達，想看看能不能把家暴和花饃結合起來。

大概是去年7月，這些事情都確定了下來，我再回到村里面去邀請那些阿姨做花饃。她們有一點抵觸，但是我能看出來她們是想做的。因為她們擅長做面食，但不太擅長做工藝品類的花饃。

我就去臨潼找了一位花饃老師，她來的那天，背上了自己家種的麥子磨的面粉、壓面機和一些工具，她還跟我說：“少給點錢也沒關系，不給也沒關系。”我還蠻感動的。

花饃老師來了以后，我們先邀請了一兩個阿姨參與，其他的阿姨也自然而然地跟著參與了進來。我告訴了她們幾則關于家暴的新聞，說我們可以用花饃去做七種還原家暴的場景，她們就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比如說為了讓場景更逼真，往小人臉上涂一點血。

在創作當天，阿姨們說她們從小就聽過“打到的媳婦，揉到的面”這句俗語。花饃老師還講了一個關于她朋友的故事：她朋友的腦袋上曾被丈夫用板磚砸了個窟窿，血多得用一卷衛生紙都堵不住，在醫院住了兩個月之后回來，老師就問她：還想不想跟這個男人過？她回答：想過。如果不跟他過，兒子可能就娶不到媳婦。而且不管逃到哪里，他都能找到自己。

說完這個故事的時候，阿姨們在共情，那種共情可能是來源于共同的性別和身份。

“其實阿姨一直被家暴”

花饃作品第一次展出是今年6月在西安老城根商業廣場，形式是花饃和影像，影像記錄了花饃創作過程、真實家暴事件的講述和數據資料，后來影像不讓播了。

展板另一面寫的是七組暴力形式的新聞報道，其中一組數據是——全國婦聯2022年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2.7億個家庭中，有30%的女性曾遭受家暴，每7.4秒就會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毆打。

我當時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就是被撤展，果不其然，在我正準備它組裝展板的時候，就看到了一個像是商場管理層的姐姐，一邊拿手機拍，一邊在我周圍轉。再過了一會兒，我被包括商場在內的多方部門要求：立刻把這些字遮住。

所以正式展出時，相關數據和文字信息全部都被紅色的膠帶粘住了。這像是完成了一個閉環，他們的介入讓這場展覽本身就像是一個行為藝術了。

展出從6月6號進行到6月24號，展出的后兩天，我突然發現一個博主在小紅書上發了觀展感悟，點贊數破萬。再到后面，一些營銷號也在發，點贊數有十幾萬。

這一組作品有很完整的表達，讓我比較欣慰的是它生發出來的東西。我在短時頻平臺發了動態后，下面有5萬多條評論，她們把那個地方當作可以訴說的場域。同時它把公眾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公共健康問題上，我沒想到反響那么大。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網友拍了一張照片，她在甘肅一家面館吃面的時候看到的一塊牌子，上面寫的就是——“打到的媳婦，揉到的面”。還有一個飯店標語是——“辛苦娃他媽，享樂全家福”，很恐怖。

除了用花饃還原家暴場景以外，我又想到了陜西地區的一種傳統民間藝術——社火。尤其是寶雞那邊的血社火，表演者以舞臺亮相的形式去游展，反派角色的扮相是被斧子、剪刀等利器刺入頭部，血腥可怖，正好可以嵌套到家暴場景的還原上。而且血社火有懲惡揚善的意味，最后指向的意義是好的。

村里有一個自樂班，平時會唱唱秦腔，演演戲。我找了自樂班領頭的叔叔和阿姨，在告訴他們這個項目之后，他們很愿意參與進來，在兩三天時間里就找齊了表演人員。

我在村里找了七組男女演員，穿上我在戲服店租來的服裝，分別在三輪車上重復表演花饃作品對應的七組暴力形式。

演出那天，車隊走了兩個村，路程全長2.2公里，時長是兩個小時。其中一個表演社火的阿姨，很小聲地跟我說了一句：其實阿姨一直被家暴。

我在做完這個項目后，又回去跟她做了一次深度采訪，她跟我講述了自己的兩段婚姻，她第二任丈夫家暴，等到孩子們長大后，她態度才硬起來。孩子們是漩渦里的一部分，對家暴也有清晰的認知，長大后，女兒非常支持她離開丈夫，可能那也是她的底氣。

在農村，固有的思想觀念導致一些婦女不敢發聲，對她們來說，要用更大的勇氣才能保護自己，我有一個感受是：熬是她們能想到的唯一的自我保護的途徑；最激烈的是逃——離開村莊和丈夫。

參演社火表演的這個阿姨離婚了，但她用了20年左右才徹底逃離。

隱藏是自我保護機制的一種，她們抵觸去揭開傷疤。拍《殺馬特我愛你》的藝術家李一凡說的一句話讓我很受用：“道德和勇氣是用來要求自己的。”我不希望我是一個高高在上的自大者。

我目前更多是從受害者女性的角度去切入，比如給予女性心理支持、為其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但是沒有談及施暴者。如果從社會角度去介入，我希望人們可以思考該如何去限制施暴者，法律之外還可以有哪些有效的約束力？

被忽視的土地與家務勞動

小時候，我爸媽的婚姻生活不幸福，他們一直吵架，肢體暴力和語言沖突都有，我就生活在那樣的環境里面。

我媽也曾是家暴的受害者。我記得我爺爺拿南方那種又長又重的木頭門栓打我媽，打得都受傷了，腿上和背上都有淤青，而且不止一次。

外公從另一個縣趕過來，去村委會理論，但是也沒什么實質性的解決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到了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們就搬到城里去住了。

我媽從小就會跟我講女孩兒要獨立，還有一次，她跟我爸吵架，她就看著我說：“要不是有你，我早就跟你爸離婚了。”我反駁她，她就說，離婚是女人一輩子的污點。

我爸媽也打過我，高中時期過得可慘了。我老家在浙江湖州，高中也是在那里讀的。到了寒暑假，我就會去杭州美術培訓機構學畫畫，我在里面非常用功。

高二那年，我的高中老師對外開設高考培訓班，老師和我媽都想讓我過去學，但是我不想去，因為從老師到學習氛圍都不適合我，那個老師就在上課期間把我叫出去，罵了一整節課。

從那一天起，我就不去學校了。其實之前我的狀態就已經不太好了，畫畫前一秒還在笑，后一秒就會跑出去錘墻。我媽一開始就打我。她發現不管用，就開始道德綁架，跪在地上給我磕頭，讓我去學校。

那段時間，我一整天都在陽臺上待著，要不就是出去散步，一走就是20公里，有時候連著幾天睡不著。確診抑郁癥的那一刻，我竟然是非常輕松的，因為我媽一直覺得我在作，可我拿病例報告給她，她也不信。

直到我參加了省統考，成為那一屆考得最好的考生，她的態度才有所緩和。后來，我考進了西安美術學院。

讀大學期間，我就開始做女性議題了。大二的時候，我去農村調研過，想做一個關于外嫁女土地權益的作品。

我聽說村里面一塊土地被征用，有五個家庭里的女兒都沒有分到錢，第一次分錢時，其中兩個女孩兒還沒有結婚，不是外嫁女，第二次分錢時，雖然結婚了，但她們的戶口沒有隨丈夫遷出去，也沒有分到錢。她們因為這個事情跟村干部打過官司，其中兩個人勝訴了。

后來這個作品沒做成，我就做了另一個女性議題的展出——《“可見”媽媽勞務市場》。女性做的家務活被視為不可見的義務，可其實這些勞動和那些被計入GDP的社會工作是一樣的。

我們跟蹤了七個阿姨，用了半個多月去記錄她們從早到晚要做的事情，然后把這些事情對應每一個職業，比如農民、保姆、廚師、護工、家政、司機、育兒嫂等等，并計算了她們每天無薪工作的時長：從1.82小時到11.5小時不等。

有一個阿姨每天工作17.15個小時，但無薪工作時長長達9.4小時，更長的是全日無薪工作11.5小時。我們以西安勞務市場價為標準估算她們的勞務費，再分別讓她們和丈夫給勞動估價。

我本意是幫村里的婦女找找工作機會，但阻力蠻大的，因為她們要管自家的地，當地的葡萄非常有名，雖然一年只賣一回，但要打農藥，工作量挺大的，農閑時，還要帶孩子，根本沒有空余的時間外出工作。

展覽是在村里辦的，我記得當時一個比較年輕的女孩跟男朋友路過，說了一句“女性還是很辛苦的”。

我可能還會繼續做反家暴主題的作品，這次的項目做得還是有點表面，我希望做得能更深入一些。目前，我和關注在京基層流動女性的北京公益機構木蘭花開合作，她們給我寄來了反家暴宣傳冊，冊子背后印有求助方式。

藝術家是一個放大器，不負責解決問題，而是讓問題被看見，以藝術的形式被呈現出來。當看到一個問題，看到一種普遍的處境時，表達可能會從實質上改變女性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