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略講了從先秦到近代的湖北學術思想史概況，下篇我們大致談談現代的情況。 說到現代的湖北學術思想，鄂東是值得濃墨重彩之地，本篇我們擬講講 現代鄂東的學術名家及文化現象。

巍巍大別山和奔騰長江水之間夾著鄂東黃岡地區（舊黃州府）。它北抵河南，南靠江西，東與安徽接壤，西與九省通衢的武漢毗鄰。山川瑰麗，英氣凝聚，人文薈萃，云蒸霞蔚。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代詞宗、豪放派首領蘇軾的代表作《念奴嬌》就是被貶于黃州時寫下的。鄂東的風流人物，史不絕書。遠的如世界著名的藥物學家李時珍就曾生于斯，長于斯。明清兩代，這里出了一千八百名進士，幾占鄂省之一半。

近現代史上，此地更是人杰輩出。近現代鄂東的名流學者很多，僅蘄春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以教授縣聞名全國。近現代影響很大的鄂東學者有王葆心、黃侃、李四光、熊十力、聞一多、湯用彤、王亞南、馮文炳、胡風、徐復觀、胡秋原、葉君健、殷海光等。

我們將這十三位學術名家分為四個類別：國學大師、學者、文學家、思想家，略為討論他們的思想行誼，并談談其出身地的文化傳統與氛圍，以期了解他們的人與思想之所從出。當然，這個分類是粗略的，有一點勉強，因為他們之中有人既是學者，又是文學家或者思想家。

一、現代鄂東十三位學術名家略講

1、國學大師：王葆心、黃侃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薌，號晦堂，羅田人，國學大師。自幼勤奮好學，成年入黃州經心書院讀書，府考以經學第一名錄取秀才，后入兩湖書院深造。民國時期歷任北京圖書館總纂、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武昌高等師范（武漢大學前身）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其間兼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志館籌備處主任、《湖北通志》總纂。

清季，目擊政府腐敗，外侮凌逼，發憤撰《宋季淮西六寨紀事》和《圻黃四十八寨紀事》(后增訂為《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搜遺輯鐵，將宋明末季楚東人民不畏強暴和抗拒侵略的壯烈故事，整理成為條理清晰和情節生動的史著，用以補正史缺失、宣揚民族氣節、鼓舞人民抵御外侮。

1932年就任湖北通志館籌備主任兼總纂。廣搜博覽全國志書達1400余卷，把將所載內容同有關歷史地理資料查對考證，辨抄襲和證謬誤、審體例、尋因革，找出其中融會貫通的脈絡和體例變革的原因和切實可行的經驗，撰寫為《方志學發微》一書。成書前，先撰寫《重修湖北通志條本》一卷問世，為當時修湖北志方案。抗戰前，因為日本侵略軍進逼華北，平津危急、為搶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曾多次北上。第三次在北平選抄材料時，“七七事變”發生，北平淪陷，先生攜帶手抄稿，備歷艱辛、間道返漢。是年退居羅田故里，任縣志館館長。

季薌先生治學嚴謹，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并重。對經學、史學、文學、教育學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門致力尤勤，遺著達170余種，是著名的方志學家。董必武多次指示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遺著，并親筆題寫“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以表墓門。

黃侃（1886-1935），字季剛，蘄春人，國學大師，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在經學、文學、哲學，特別是音韻學與訓詁學方面造詣甚深。歷任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范、中華大學、東北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創立了我國古文字音韻學的理論體系與學派，即“章黃學派”。“章”即章太炎，黃侃曾拜章太炎、劉師培為師。程千帆先生說：“季剛老師的學問是既博且專的。無論你用經、史、子、集、儒、玄、文、史，或義理、考據、詞章來分類，老師都不僅有異常豐富的知識，而且有非常精辟的發明。他在文字、音韻、訓詁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黃侃學識淵博，治學嚴謹，不肯輕易寫書，生前說：“惟以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五十歲以前不著書”，結果他死于五十歲。他的《三禮通論》、《聲類目》等已寫定，其它書稿凌亂。他讀書破萬卷，在書籍的天頭地腳寫有大量的批注。現有影印《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與后人整理出來的著作《文心雕龍雜記》、《黃侃論學雜著》等書。他一生瞧不上一些人讀書浮光掠影，不能堅持把一部部書從頭到尾讀完，譏諷為“煞書頭”。他臨終前因胃潰瘍大吐血，但仍堅持把正在讀的一部書圈點完畢，才撒手歸西。

他曾與宋教仁等一道參加反清革命，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系列文章。1911年為《大江報》寫社論《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直言造反，鼓蕩民氣，風傳三鎮，致使當局惱羞成怒，查封報館，逮捕正副主編，釀成“大江報案”，成為武昌起義的序曲。民國四年，劉師培等籌安會擁立袁世凱稱帝，拉攏知識分子，黃侃堅不參加，影響了很多知識人。與劉師培相比，黃侃一生大事不糊涂，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潔身自好。晚年黃侃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入侵，非常憤慨，深憂國難。

2、學者：李四光、王亞南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原名仲揆，黃岡人，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首創地質力學，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家貧，自幼就讀于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來武昌讀高等小學堂，年青時留學日本，是同盟會最小的會員。辛亥革命后，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后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臺后，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留學英國伯明翰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18年回國效力，任教于北京大學。1928年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后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

1928年7月國民政府決定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院長（部長）蔡元培任命李四光為武漢大學建設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并選定了武漢大學的珞珈山校址。1950年后，歷任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為中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他在地質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有：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他根據數十年來地質力學的研究，從新華夏構造體系的觀點出發，向毛澤東、周恩來分析了中國地質條件，認為在中國遼闊的領域內，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他指出，松遼平原、包括渤海灣在內的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北部灣，黃海、東海和南海都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

在1966年邢臺大地震后，李四光指出要注意河北河間、滄州、渤海、云南通海、四川爐霍、云南的彝良大關、松潘、唐山……，都被李四光言中。當時很多科學家認為地震是無法預報的，李四光斬釘截鐵地說，地震是可以預報的。

早年，辛亥革命勝利后，當年臘月，為慶祝光復，黃岡四杰——吳崑、劉子通、李四光與熊十力聚會于武昌雄楚樓。為抒發心志，共出一紙，順次揮毫。吳崑書李白《山中問答》詩：“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沓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劉子通發揮老子思想：“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無心，漂漂然飛過數十寒暑。”李四光書：“雄視三楚。”熊十力書：“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王亞南（1901-1969），黃岡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歷任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王亞南父母早逝，在兄長支持下，他在黃州讀完小學，畢業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學，又考入武昌中華大學教育系。大革命中，他投筆從戎，在長沙參加了北伐軍，曾在軍中任政治教員。大革命失敗后，他輾轉來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這里，他結識了他事業上的重要伙伴——上海大夏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同樣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兩個年輕人意氣相投，一見如故，暢談人生理想，很快結為至交。在此期間，王亞南開始鉆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尋找變革社會的救國之道。郭大力見他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建議兩人一起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從此，他和郭大力開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誼與事業的合作。《資本論》也成了王亞南終身學習和研究的經典。

1933年王亞南因參與“福建事變”被通緝而亡命歐洲。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在《資本論》的誕生地英國，他廣泛收集西方經濟學資料，注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動向，同時翻譯了一些西方經濟學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著手正式翻譯《資本論》。1938年在經濟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滋潤的中國這塊干涸的土地上，王亞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艱苦奮斗終于有了結果：馬克思主義的基石《資本論》三卷中文譯本終于出版了！這不僅是中國經濟科學研究中的一個新鮮事物，更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件大事，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首次全譯《資本論》三大卷。王亞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難，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在中國系統傳播的里程碑。

王亞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從30年代起，他就從中國經濟史入手，探索舊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王亞南一生中最為杰出的貢獻，是對中國地經濟形態的理論研究，發表了一系列很有影響的專著：《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亞南在經濟研究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他極力倡導“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研究經濟”。他認為經濟科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應該面對中國的實際，使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經濟學”。

王亞南是現代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教育家、解放后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在大學執教三十多年，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辦學經驗，對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對教育的本質和功能，對如何辦好綜合性大學、如何培養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學，有許多精辟的見解。

王亞南畢生從事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譯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風化雨，哺育了無數英才。晚年在“文革”的酷烈考驗中更是歲寒知松柏，彰顯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氣節操守。

3、文學家：聞一多、馮文炳、胡風、葉君健

聞一多（1899-1946），原名聞家驊，出身于浠水縣一書香家庭，13歲考上留美預備清華學校，22歲(1922年)去美，到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畫三年，卻找到了他的詩人之筆。他歷任中央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并設計校徽）、山東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是我國著名詩人，學者，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

聞先生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范地結合在一起。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此后致力于國學經典的整理與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下了很大功夫，其成果匯集成為《古典新義》，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1943年后，因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于是奮然而起，積極參加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斗爭。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樸先生大會上，聞一多忍受著連日饑餓帶來的折磨，發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講》，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聞一多的詩具有極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質。愛國主義精神貫穿于他的全部詩作，成為他詩歌創作的基調。聞一多的詩篇發展了屈原、杜甫創作中愛國主義傳統，具有鮮明的時代感以及社會批判的性質。在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的聞一多先生追悼會上，朱自清先生評介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朱先生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對《楚辭》《周易》《詩經》《莊子》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遺著由朱自清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民間傳說，聞一多新婚那天，親友紛紛前來賀喜。好久了，還不見新郎，大家以為他更衣打扮去了。當迎親花轎快到家時，人們才在書房找到他，原來他仍然穿著舊長袍在看書。家里人說他一看書就“醉”。

馮文炳（1901-1967），筆名廢名，黃梅人。著名文學團體語絲社成員，周作人的大弟子，現代小說家。

在我國現代文壇上，馮文炳是有獨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學者。馮文炳可謂是楚地的一個奇才。1907年6歲時始入私塾讀書，1911年入縣八角亭第一高等小學讀書，1916年到武昌入啟黃中學就讀，開始接觸新文學。

1917年進入湖北省第一師范學校，其間深受“五四”青年愛國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1920年省一師畢業后，任教于武昌完全小學，業余時間學寫白話詩文，開始與周作人通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常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上發表文學作品。1924年正式升入北大英國文學系，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1925年10月馮文炳先生開始用“廢名”的筆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以后陸續出版的有《桃園》、《棗》、《莫須有先生傳》等。其作品多寫故鄉普通勞動者，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獨創的藝術風格。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返回故鄉黃梅任中小學教員，其間他精研佛學，在馮氏祠堂里寫成了《阿賴耶識論》一書。抗戰勝利后，馮文炳于1946年重返北京大學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講授《外國文學名著》、《現代文學》等課程，同時創作反映黃梅避難生活的自傳體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馮文炳調到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前身）中文系任教授。在吉林省工作期間，馮文炳主要從事文學教學和文學研究，先后講授《寫作實習》、《杜詩研究》、《魯迅的小說研究》、《新民歌》、《美學》等課程。

馮文炳為京派小說家，其作品以田園牧歌的風味和詩化的意境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獨樹一幟，而被人們稱為田園小說和詩化小說。在表現手法上，他受到古代詩詞的影響。朱光潛說：“《橋》里充滿的是詩境，是畫境，是禪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離開前后所寫境界而獨立。”

關于馮文炳與熊十力先生的交游，學界曾傳為美談。 廢名與俞平伯、冰心等都是知堂先生周作人的得意門生。 廢名十分尊重他這位大同鄉前輩熊十力先生，但在學問上則常與之辯難。 每有爭執，雙方都面紅脖子粗，廢名拂袖而去。 第二天廢名再來，他們又和好如初，談笑風生。 這在北大傳為笑談。 足見他們二人都如孩童赤子，一任感情自然流露。 1936年，廢名的兒子滿周歲，熊先生還去拜訪，送六塊銀元祝賀。 1947年，熊先生在北大與廢名同住。 彼此見面，少不了唇槍舌劍。

胡風（1902-1985），原名張光人，蘄春人，著名文藝理論家、評論家、翻譯家、詩人。現代文學史上“七月詩派”的代表人物。1920年起就讀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學，其間開始接觸“五四”新文學作品。1925年進北京大學預科，一年后改入清華大學英文系。不久輟學，回鄉參加革命活動，后一度任職于國民黨的宣傳、文化部門。1927年加入共青團。1929年到日本留學，參加日本共產黨。1933年因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文化團體被驅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行政書記，與魯迅常有來往。

1935年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引發“兩個口號”的論爭。抗日戰爭爆發后，主編《七月》雜志，編輯出版《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并悉心扶植文學新人，對現代文學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委、研究股主任，輾轉于漢口、重慶、香港、桂林等地從事抗戰文藝活動。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七月》被迫停刊，他另編文學雜志《希望》。創刊號上發表舒蕪的《論主觀》和他自己的《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兩文，由此引起關于“主觀”問題的論爭和對于他的文藝思想的批判。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胡風當選文聯委員、作協常委，并任《人民文學》編輯委員。他以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歡呼新中國的建立， 1952年開始被批判。 1954年，針對文藝問題提出30萬言意見書，結果變成震撼全國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從此陷于寃獄。

1980年9月，中央作出審查結論，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一件錯案。平反后，胡風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1988年6月18日，中央辦公廳發出《關于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進一步澄清了這一歷史。

葉君健（1914-1999），湖北黃安（今紅安）人，筆名馬耳，作家，翻譯家，兒童文學家。1936年畢業于武漢大學外文系。抗日戰爭爆發后，葉君健停下了自己的小說創作，投身到抗戰的宣傳工作之中。1938年在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政治部第三廳從事國際宣傳工作，同年參加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他輾轉于武漢、香港、重慶等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外語，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在香港主編英文刊物《中國作家》，又任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教師。他在這一時期所翻譯的中國抗戰文學作品，后來被收為英語和世界語兩個集子出版。

1944年，葉君健應英國戰時宣傳部邀請，任中國抗戰情況宣講員，到英國各地演講，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并重新開始一度中斷了的小說創作。抗戰勝利后，葉君健在英國劍橋大學英王學院進修，做歐洲文學研究員，用英語創作了短篇小說集《無知的和被遺忘的》、《藍藍的低山區》，長篇小說《山村》、《他們飛向前方》等。這些作品都是出于向國外讀者“解釋中國”的目的而創作的。

1949年葉君健回到祖國，又投身于宣傳家的事業，歷任輔仁大學教授，文化部外聯局編譯處處長，《中國文學》副主編，長期主編英文刊物《中國文學》。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外文學交流委員會主任，是民盟中央委員，全國第三屆人大代表，全國第五、六、七屆政協委員。

他著有長篇小說《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寂靜的群山三部曲》(《山村》、《曠野》、《遠程》)，散文集《兩京散記》，短篇小說集《葉君健小說選》、《葉君健童話故事集》等。另外譯著《安徒生童話全集》等。

作為世界知名的小說家和翻譯家，葉君健對我國兒童文學事業的發展也予以極大的關注，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葉君健的文學創作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現實主義精神，詩的意境與韻味，以及簡潔樸素的語言風格。

4、思想家：湯用彤、熊十力、徐復觀、胡秋原、殷海光

“五四”之后，學術界出現了文化守成主義思潮，其中有學衡派、現代新儒家等。正如我們多次講過的，文化保守并非政治保守，恰好相反，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層面都是革新派。這一思潮是從中國文化自身的大傳統中生長出來的，是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的挑戰應運而生的，在20世紀中國是最具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這一思潮在現代中國反思與批判片面的現代性（包括全盤西化或全盤俄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現代中國積極吸納西學、與西學對話，又重建傳統并與傳統對話的最有建設性與前瞻性的思想流派。這一思潮是非官方、非主流的。其代表人物都是在野的公共知識份子，故深具批判性與反思性，又是專家、學者兼教師，在哲學、史學與教育界等領域有著卓爾不群的建樹。

在學衡派中有黃梅湯用彤先生。湯先生曾經主持《學衡》雜志的編務工作，與吳宓等人被稱為“學衡派”，學衡派明確提出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對激進文化主義的斷裂論式的主張持反對態度。湯用彤認為文化的發展，只能是走漸進的道路，“夫歷史變遷，常具連續性。文化學術雖異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漸進。”湯先生反對激進派之徹底拋棄舊文化的觀點，認為不能割斷歷史，強調古今中外的文化交匯。他主張熔鑄今古、會通中西。

現當代新儒學的背景是價值系統的崩潰、意義結構的解體和自我意識的喪失。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危機是“意義的危機”，即人們對于人生、宇宙的基本意義的看法與信仰的危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外來思潮沖擊下所出現的“精神的迷失”格外地顯著。

湖北是現代文化守成主義思潮及其中堅——現當代新儒家的淵藪。在現代新儒學思潮中，有三位鄂東學者。他們是：黃岡熊十力，是第一代中心開啟式的人物；浠水徐復觀，是第二代港臺新儒家的中堅；黃陂胡秋原，也是第二代，屬于廣義的現代新儒家中的一員。

在現代中國，與文化守成主義、現代新儒學思潮相輔相成的，有自由主義思潮，我們鄂東也出了一位自由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黃岡殷海光。殷海光與熊十力、徐復觀有很多交集。

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祖籍黃梅縣，生于甘肅省渭源縣。湯家于清乾嘉時從江西遷至湖北黃梅，以教書為生。其父湯霖，清光緒十六年進士，曾任過幾任知縣，后在京曾赴各省任考官。湯用彤先生三歲前不會說話，三歲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用黃梅話背出了《哀江南》，其父非常驚異。由此他很早就在父親的教館中接受教育，即幼承庭訓，以后在北京順天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

湯先生1912年考人清華學校，1917年畢業，考取官費留美。 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華教國文。 1918年與吳宓一起赴美，先在明尼蘇達州漢姆林大學哲學系，主要選修哲學、心理學，1919年人哈佛大學研究院，與陳寅恪同時學習梵文、巴利文及佛學，仍進修西方哲學。 后經吳宓、梅光迪引見白壁德（Babbit）教授。 白氏是美國當時著名的新人文主義者，認為中西文化傳統在人文方面互為表里，對孔子尤為稱贊，并希望中國學人能擷采中西文化之精華，以求救亡圖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轍。 湯用彤后來的文化觀和治學態度，很多與白氏契合。 哈佛期間，他與吳宓、梅光迪被譽為“哈佛三杰”。 湯用彤先生受美國學者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該派學說對現代性有著強烈的反思意識，對近代西方功利主義和浪漫主義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持憂患態度。 新人文主義認為現代社會的進步，并不必然以破壞傳統文化為代價。

1922年在哈佛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回國，湯先生歷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 1947年湯用彤休假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講中國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倫比亞大學講學之邀，決定回國。 1949年1月北京解放，湯用彤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后任北大副校長。 195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兼任歷史考古委員會委員。 1956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成立，任學部委員。 湯先生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是中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學者，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會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 他能同時上中西印三門課： 印度佛學、魏晉玄學、歐洲唯理論與經驗論哲學。 代表作有：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等。

湯用彤與熊十力、錢穆、蒙文通諸先生的交游頗有趣味。 熊十 力是哲學家，黃岡人。 錢穆(賓四)先生是國學大師，無錫人。 蒙文通先生是廖平和歐陽竟無的弟子，博通經、史、佛學，巴蜀人。 蒙先生每與熊先生聚首，必打嘴巴官司，從佛學到宋明理學，二人往往爭得不可開交。 敦厚的湯用彤先生在旁觀戰，獨默不語，只有錢先生從中緩沖。 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曾回顧了他們交游的一些細節。 有一次，他們四先生“同宿西郊清華大學一農場中。 此處以多白楊名，全園數百株。 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廳上，廳內無燈光，廳外即白楊，葉聲蕭蕭，凄涼動人，決非日間來游可嘗此情味。 余等坐至深夜始散……至今追憶，誠不失為生平難得之夜。 ”這是何等的境界啊！

季羨林先生說：“在湯用彤先生身上，镕鑄今古、會通中西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湯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們學習的榜樣。他淳直，樸素，不為物累；待人寬厚、處事公正。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大師。”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黃岡人。和這一思潮中的梁漱溟、馬一浮、錢穆先生是朋友，也與這一思潮中的張君勱、方東美、馮友蘭、賀麟相過從。他參加過辛亥革命，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沒有受過任何舊式教育和新式教育，可謂自學成才。他家里非常貧窮，在我們湖北東部的窮鄉僻壤誕生的，只讀過半年的私塾，幼年放牛，16-17歲的時候游學于鄉間，后來與同縣何自新、浠水王漢到武漢來，受到維新派的影響，讀孟子、顧炎武的書，萌發了革命志向，并邀請四方豪杰共圖天下大事。為“運動軍隊”，他投到武昌的新軍第31標當兵，發起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然后圖謀起義，奔走呼號，被清廷鄂軍首領張彪所通緝。1917年-1918年，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后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世風日下，國民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憤然棄政向學，研讀佛學和儒學來探究人生的本質、真諦，增進國民的道德。

熊十力曾執教南開學校，后來到南京內學院，在歐陽竟無大師門下打下了堅實的佛學基礎，接受了嚴格的哲學訓練。1922年由梁先生介紹，也由于蔡元培先生識才，這個時候熊十力先生開始在北京大學擔任特約講師，講授佛教的唯識學。在北大的環境中，熊先生得以獨立思考，而且和學術界的精英開始討論學問，這才是他成為一個哲學家的真正的開始。1923年熊十力進一步背棄了他老師的學說，背棄了歐陽大師的唯識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觀念，后來經過十年的苦學精思，他構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新唯識論》。這本書出版以后，得到了蔡元培、馬一浮先生的高度贊揚。他創立了融匯儒佛的所謂新唯識論的哲學體系，是回到中土的立場，中國儒家《周易》的立場。

抗戰時期熊十力顛沛流離，生活非常困難，他以對國家、民族、人民，對傳統文化的執著的愛戴，自甘寂寞，樂以忘憂，勉力著述。他的哲學體系在當時有一定影響，抗戰末期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本）、《讀經示要》這是他思想成熟的一個標志。這時，他被聘為北大哲學系教授。1950年以后，他的生活與著述得到他的老友董必武以及周恩來、陳毅、郭沫若等人的關照。1954年以后定居滬上。他是全囯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世界級的哲學家。

熊先生一生帶有鄂東的鄉土氣息，斯文中略顯樸拙、狂放、隨性。 抗戰時期在后方，一次聽到誤傳的消息，說是他的兄弟子侄遭日本飛機轟炸遇難，他頓時嚎啕大哭起來！ 1944年春節，大年初四，弟子們專程來到他的住地為他祝60壽，他突起悲心，情不能已，大哭不止，壽慶活動不得不打住。 情感豐富的熊先生同時又是理性思維一流的哲學家，當然他的理性活動中并不排斥感性直覺與智性直觀。

他學問的軌跡大概是這樣的：早年批評六經，認為六經是擁護專制政體的書，中年學佛學，從大乘有宗入手，后來又揚棄了有宗，深研空宗，然后又揚棄了空宗，最后反求諸己，通過自己的人生體驗，回到儒家《周易》的立場。他的哲學觀點是體與用的不二，就是有其體就有其用，體和用是貫通在一起的，有此體就有此用。心和物不二，心是精神的力量，物是物質的層面，他認為精神的東西和物質的東西是融合在一起的，能量和質量是融合在一起的，天和人也是可以打通的。他所謂本體論的本體，講的是一個道德心性的本體，《中庸》里面講的性，《孟子》里面講的心，他認為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是宇宙萬物最重要的根源處。在一定意義上，他講的是人生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是最重要的。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里面，我們如何去尋找人生的真諦、本質與宇宙的本體？他常常講：我們人和天地萬物是相互關聯的，其中有一種最高本體的東西，乾元性體，本心，也就是心性本體，這里面有乾陽清剛之氣，有很大的創造力。他反對西方的二元分離的方式，天人分割的方式，反對西方的鴻溝，天和人之間的鴻溝，或者有一個什么造物主。他認為，《周易》乃至五經，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沒有這樣一種天人、主客、心物之間的隔閡。他說，仁心本體是宇宙萬象和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一個根源處，他把這個東西叫做本體，由此開發出人類的社會文化和自然世界。

他終其一生營造他的本體哲學，從儒家哲學的思想資源里發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認為，哲學的根本任務即是“明示本體”，哲學“以本體論為其領域”。他所說的“本體”是什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與天地萬物所同具之本體也。”“蓋自孔孟以迄宋明諸師，無不直指本心之仁，以為萬化之源、萬有之基。即此仁體，無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如同“仁”“本心”“良知”，熊先生之“本體”，不是“自然本體”，而是生生不已的、剛健運動的“生命本體”。

熊先生大談本體論問題，尤其是把儒家哲學的內核——內圣之學中所探討的心性關系問題、道德哲學的問題、人的安身立命的基礎和終極寄托的問題（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關于人的存在的問題），把從先秦到宋明儒關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加以系統化、體系化，同時又投注了自己的生活體驗，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從而在中國儒學史上第—次公開地以“本體論”的名目標志他的儒家哲學體系。熊先生說“體用不二”之論是“自家體認出來的”。

熊十力弘揚的是中國文化中特別強調的道德的智慧和道德的本體與主體，他開辟了現當代新儒學的精神方向，并在這個意義上影響了他的學生——第二代現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胡秋原先生等。在一定意義上，看老師如何，要看他是否培養出了優秀的、有創造性的、杰出的弟子。熊十力后來的地位這么高，與唐、牟、徐等不無關系。

徐復觀（1903-1982），湖北浠水人。 是思想家與思想史家。 他是勇者型的人物，出身貧寒，早年在軍政界供職，曾是蔣中正侍從室的秘書，少將軍銜，50歲以后才專力治學，曾任臺中東海大學等校教授。 當然他有很好的國學基礎，早年在武昌學習國學，得到黃季剛先生的賞識與王季薌先生的栽培。 徐先生是平民思想家，他和浠水苦難的百姓總是連在一起，他生前念念不忘的是家鄉，他的母親，他的貧苦家庭，有著很深的鄉情。

徐先生當年聽到熊先生的盛名，非常仰慕，抗戰時在重慶他曾經拜訪過熊先生，他是穿著筆挺的軍服去的，到了以后在熊先生面前高談闊論，被熊先生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頓。熊先生說你讀了什么書啊？他在熊先生面前講：“我讀了王船山的著作。”熊先生問王夫之有什么書？他說王夫之有《宋論》、《讀通鑒論》、《老子衍》、《莊子通》等等。熊先生說那你說一說王夫之的《宋論》，徐先生就把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的書大膽地批評了一頓。熊先生立即予以當頭棒喝，說你這個小子，你根本沒有讀懂，你根本沒有資格講王船山，你回去給我老老實實把王船山的書重讀一遍，讀完了以后你再來跟我談話。徐先生后來回憶說，熊先生的“罵”是起死回生的一“罵”，他說熊先生教會了他如何讀書，他說他過去讀書非常傲慢，讀到古人的話無不批評，現在看來，確實沒有讀懂，而熊先生則告訴了他怎么讀、怎么做學問，他說他從那以后就抱著一種誠心去讀書，認認真真的去體會，去分析，認真分析古人的得失。

這次見面對徐復觀后半生的影響甚巨，從此他決心步入學術之門。 其后徐氏受到熊十力的不斷錘煉，他才從個人的浮淺中掙扎上來，不再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去，從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將滿腔真情傾注于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上，誓言“要為中國文化當披麻戴孝的最后的孝子”。

徐氏與唐、牟為同道，共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與唐、牟不同的是，他是思想史家而不是哲學家； 對傳統與現實的負面，特別是專制主義政治有很多批判； 有庶民情結，是集學者與社會批評家于一身的人物。 徐先生是“以人、人民為根本去掌握事物的儒家”，而熊十力與唐、牟則是“從超越的、先驗的方面去掌握事物” ，徐先生是“激進的儒家”，熊與唐、牟是“超越的儒家”。 （參見陳昭瑛《一個時代的開端》）這一對比頗能道出徐與唐、牟的差異。 唐、牟致力于建構道德形上學的體系，徐復觀則有反形上學的傾向。 徐先生反對以西方哲學思辨作為唯一標準衡量中國哲學思想，反對“知識的游戲”，忽視了活生生的具體的人及人的生存體驗。 徐先生從具體生命、生活上去接近孔子等思想大家，肯定儒家思想是從人類現實生活的正面來對人類負責的思想。

作為思想史大家，徐復觀治學嚴謹扎實，有考據的功夫，把考據、義理與辭章三者結合得很好。 他對先秦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中國藝術精神與藝術史有深入的研究與獨到的見解，其中指導性的乃是一道德史觀或心性史觀，認為中國文化是由上向下落，由外向內收的“心的文化”，人心是價值之源與生命的導向。 “憂患意識”一說即來自徐氏，指表現在西周初年周公等人“敬”“敬德”“明德”觀念中人的精神集中、對事的謹慎、認真的心理狀態，由信神而轉為人的自覺，乃殷周之際從原始宗教掙脫出來的中國人文精神之躍動。 由此凸顯的是主體的積極性與理性，自覺反省，對自己行為負責。 這種人文精神自始即帶有道德的性格。 徐氏認為孟子性善論是一偉大的發現，每一個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覺中，得到無待于外、圓滿自足的安頓。 性善證實了人格的尊嚴，同時即是建立了人與人的相互信賴的基礎，也提供了人類向前向上的發展以無窮希望的根據。 孟子的王政，即是以人民為主的政治。

徐先生比較重視經學與經學史，創造性地詮釋禮樂文明。 他通過對周秦漢，特別是漢代社會政治結構的探討，深刻地揭露、鞭笞了專制政治。 他特別重視知識分子問題，不僅考察了“史”的原始職務，與祝、卜、巫的關系，尤其論述了史職由宗教向人文的演進，宗教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交融。 他對漢代優秀知識分子以理想指導、批判現實政治的研究，多所弘揚。 徐先生特重發掘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對于治道與民生的關切、介入，以天下為己任和以德抗位、道尊于勢的傳統，肯定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入世關懷、政治參與和不絕如縷的犧牲精神。

徐氏身上即體現了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以價值理念批評、指導、提升社會政治的品格。 他一生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以傳統主 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 他是風骨嶙峋的勇者型的人物，時常批評政治，在政治上主張民主自由人權，有道德勇氣。 他的政論雜文十分豐富，在中國現當代思想史上的影響甚巨，可以說，他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中最具有現實批判精神、最易于與自由主義思潮相頡頏又相呼應、相融洽的代表人物。

徐復觀是“大地的兒子”，臨終前呼喚著他的母親，他的故鄉。 在膾炙人口的《誰賦豳風七月篇——農村的回憶》一文中，他把土生土長的農村看成是中國人生命的源泉。 他又說，他的生命永遠是和浠水故地的“我那破落的塆子”連在一起的。 他的骨灰最后回到了家鄉湖北浠水，葬在了浠水老家。

胡秋原（1910-2004），黃陂人，是當代著名思想家、歷史學家。 胡先生是一名立身于道統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懷抱道德理想，積極參與、批評、指導現實政治，他曾考入武昌大學（武漢大學前身）就讀，又負笈東洋，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胡先生放棄學業和官費，滯留上海，以筆為生。 他參加過文學論爭與社會史論戰，又游歷過歐洲。

胡先生的學術貢獻： 首先，表現在“理論歷史學”的理論建構上。 理論歷史學是對中西歷史哲學思想的批判、繼承和發展。 胡先生既有歷史哲學的方法論的自覺，重視對歷史認識的可能性及其條件的考察； 又強調對歷史作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因此他批判了實證主義思潮、科學主義思潮對價值問題的拒斥。 其次，體現在胡先生從理論與歷史的角度，對知識分子問題所作的系統研究。 胡先生看重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認為歷史上儒家知識分子以其道義擔當抗議威權，著力于消解君主的政治主體性，從而緩和了專制的程度，形成開明專制，護持住中國的歷史進程和文化慧命于不絕。 胡先生的代表作《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著眼于對傳統政治結構中道統與政統相互關系的分析，所強調的是承載道統的士人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權力的批導與限制。 第三，他對民族主義思想有較大的貢獻，是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重鎮。 第四，在文化上，胡先生主張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 最后，胡先生認同儒家的核心價值。 在胡先生看來，儒家的核心價值并不構成工業化、現代化的障礙，恰恰相反，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性危機，彌補宗教科技的偏弊，與自然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宗教、科技、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胡先生熱愛祖國，熱愛湖北，熱愛黃陂。 1988年4月，為進一步推動祖國兩岸的和平統一，他在臺灣發起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并被推舉為名譽主席。 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臺獨”的第一線。 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先生偕夫人并與長女一道，無視臺灣當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國統一為己任，從美國舊金山直飛北京，回到了闊別四十載的故土大地，成為“兩岸破冰第一人”。 在北京，胡秋原與老朋友、中共領導人李先念、鄧穎超等親切會面，共商國是。 借此機緣，他回到母校，回到他日夜思念的家鄉黃陂。 當時，他的鄉音未改，然鬢毛已衰。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黃岡人。 中國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 曾從師于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金岳霖先生。 西南聯大畢業后，進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學(原中央大學)任教。 抗日戰爭爆發后，加入青年軍。 1946年至1949年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任《中央日報》主筆。 1949年到臺灣，因所寫社論觸怒了蔣介石，受到國民黨的圍攻、批判，被迫離開《中央日報》。 自此，殷海光脫離國民黨陣營，并轉變成自由主義者。 同年8月，他進入臺灣大學哲學系任教。 同年11月，他與胡適、雷震等人在臺北創辦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國》，任編委兼主筆。 這個雜志的發行人雖為胡適、雷震，因胡適當時不在臺灣，雷震以負責行政事務為主，真正的靈魂人物卻是殷海光。 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中國》雜志導航，使該雜志發行量扶搖直上，熱銷海內外。

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紀中國不可多得的自由主義斗士，風骨嶙峋的知識分子，一位充滿著道德熱情和道德勇氣的理想主義者。 他不畏強權，不避橫逆，為弘揚五四精神和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奮斗了一生，終因上世紀六十年代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過早謝世。 其代表作有： 《邏輯新引》、《思想與方法》、《中國文化的展望》等。

殷先生說他自己是“五四后期人物”，沒有機緣享受五四人物的聲華，卻遭受著寂寞、凄涼和困厄。 他一生沿著五四啟蒙主義的道路，對中國傳統積弊與現實負面作無情的鞭笞和批判，晚年尤能以今是而昨非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修正與檢討自己對傳統文化的片面理解，轉而認同民族文化的優長與價值，批評西方現代化的弊病。 晚年他與湖北老鄉徐復觀先生多次交談。 他在臨終前說： “我的思想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點上倒下來，對于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于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可惜天不假年，赍志而沒。

他的學生、美籍華裔學者林毓生教授在紀念殷海光的文章中說： “于孔孟思想中‘仁’先于‘禮’之道德主義性的觀念，雖然與西洋近代自由思想的道德基礎——康德的道德自主性觀念——并不完全一樣，但兩者在理論上是可以交融的。 因此，要實現自由與民主，今后中國有識之士，不應再食那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全面否定的牙慧，這種把自己連根拔起，向西洋一面倒的辦法，從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想史上看來，不但不易使自由思想在中國泥土上生長，反而使自己成為一個文化失落者。 因此，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現代課題，不是對傳統的全面否定，而是對傳統創造地改進。 ”（林毓生： 《殷海光先生一生奮斗的永恒意義》）

二、試談“鄂東文化現象”

現代鄂東的文化名人遠不只這些，限于篇幅，我們只講了這十三位。 還有一些這里就不說了。 例如幾位大政治家也是極有文化底蘊的人物，辛亥革命元勛居正（廣濟，今武穴，1876—1951），中共元老董必武（黃安，今紅安，1886—1975）等。 居正、董必武與我前面提到的有的先生（如熊十力等）時相過從，特別關心、培植、提攜鄂東文人。

宋元以降，特別是明清以來，鄂東地區人才勃興，蔚為壯觀，有人謂為“鄂東文化現象”。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獨樹一幟的人文景觀呢？從地域性考察，這與鄂東地區的歷史傳統、社會風尚和地理環境有關。從時代性考察，這與近現代新文化在卾東的傳播有關。

首先，鄂東乃鄂皖贛三省交會之地，處于吳頭楚尾，乃吳楚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段，歷史上儒、釋、道文化衍生雜糅，特別是禪宗祖庭圣地在此。正是在多種文化思想的滋養下，鄂東歷代人才輩出。

其次，鄂東地區自古就有儒家重教興學的深厚傳統。“明清時期，湖北地方官學空前發展，學校設置的普及程度較高。社學之制的推行，為在鄉村進行基礎教育提供了條件，一方面使地方官學制度更為系統，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農村基層的人文水平。當然，更為基礎的還有為數眾多的各種類型的私塾，承擔著啟蒙教育、培養童生的主要職能。”這一時期的書院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特別是清雍正至道光年間發展較快。“湖北書院在地域分布上是不平衡的，以黃州、武昌二府為多。明代新建七十余所書院中，黃州一府即占了1/3以上，加上武昌府屬所占20%強，兩府書院共占全省書院總數的54%左右。清代黃州新修書院亦在二十所以上，其中僅黃岡一縣就多達十三所。”從科舉的情況看：“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縣科舉進士總計達1119人。全省八個府中，以黃州府中進士人數最多，達321人；其次為武昌府，為232人。分州縣統計，則麻城縣為最多，達100人；其次為黃岡縣87人。”“鄂東地區的進士人數不僅遠遠超過鄂西，而且超過鄂中江漢平原區。武昌、黃州二府的進士人數合計達553人，占全部進士人數的49．5%……即使按州縣數平均，這兩府所屬各州縣也是較多的，即平均每州縣有進士29人以上。在全省15個進士人數達30人以上的州縣中，武昌、黃州二府就有七個。”“清代湖北的進士人數較明代為多，到道光朝的約二百年間，全省共中進士960人，咸豐以后的六十年間則有302人。但是，地域分布雖不無變化，卻仍未改變明代以鄂東為重心的基本格局。全省有15個州縣的進士人數達30以上，其中武昌府3州縣，黃州府4州縣……其中以黃岡縣人數最多，為122人……蘄水（今浠水）54人……麻城42人，黃安39人，進士大縣絕大多數仍在鄂東。若以黃州、武昌二府及相關之黃陂等縣計之，鄂東的進士人數仍佔全省進士的50%以上。”（均見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今按，明代的黃州府有九州縣：黃岡、蘄水、蘄州、廣濟、黃梅、羅田、麻城、黃安、黃陂。清代的黃州府有除黃陂外的八州縣，黃陂被劃到漢陽府。明清時期武昌府有十州縣：江夏、武昌（今卾州）、蒲圻、崇陽、通山、通城、嘉魚、大冶、興國、咸寧。廣義的卾東指黃州、武昌二府加上黃陂縣等，狹義的鄂東即指黃州府。

以黃梅湯用彤家為例，數代詩書傳家，湯用彤的曾祖父培養了三位進士，其中包括湯用彤的父親湯霖。 湯家家教極嚴，家訓中有“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等語。 這些風尚不僅在富有的家庭中傳揚，平民家庭也以耕讀傳家為榮。 熊十力、徐復觀家中很貧寒，他們的父輩都是最下層的書生，教過蒙館等。

再次，張之洞督鄂期間重視文教、開放教育的影響。 張之洞自1889年由廣州任兩廣總督調任武昌任湖廣總督，直至1907年調任北京，在武昌一共待了18年。 張之洞主政期間，不僅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等我國早期工業，而且特重教育，興辦書院。 他創辦的經心書院、兩湖書院等極縣影響。 王葆心就出自兩湖書院，徐復觀又是王葆心湖北國學館的學生。 這就是張文襄公的流風余韻。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張之洞在鄂興辦了新式學堂，如自強學堂，即今武漢大學前身。 他還陸續創辦了湖北武備學堂、湖北農務學堂、湖北工藝學堂、算學學堂、礦務學堂、湖北師范學堂等很多新式學堂，涵蓋了軍事教育、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師范教育等多個層面，至辛亥革命前，武漢各類新式學堂已發展到100余所，學生人數超過1萬人。 除了中高等教育，1903年在武昌閱馬場還誕生了中國第一所幼稚園，開創了我國近代幼兒教育的先河。 張之洞新政初步完善了湖北的教育系統，建立了新學，使得湖北新式教育從學前到初等學堂，從初等到高等學堂形成完整的教育體系。 與之相聯系，有了新式的圖書館、報刊等文化事業。 他以“請進來”的方式聘請了不少外國教員為學生上課，直接教授從西方傳來的各類知識。 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近現代湖北的文化教育發展較好，既有老傳統，又有新文化。

最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清末士紳、學者、商人走南闖北，帶來很多新的訊息。 鄂東與九江、武漢等中西文化交會之地相鄰，新思想傳入相當快捷。 這一地區在特殊的時代呈現出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狀態，這就促使當地一些有思想的文化人批判、離異傳統，而后又從高層次回歸傳統。

現代多數鄂東學人有一個特點，既開放，又有根柢，多數人最終融會中西文化，強調中國文化的根源性，創造性地弘揚、發展中國文化的優長，經世致用。

考察現代鄂東思想家、學者、文化名人的成長史，我們不難得出三條結論：

1、老傳統的根基。 他們之中不論出身貧寒者，還是富裕者，都通過家教、私塾等方式受到鄉邦文化風教的深刻影響，打下了很好的做人與求學的基礎，尤其是在發憤立志的進取心與道德心性的修養方面。

2、文化的開放性。 鄂東文化生態較好，有開放性，因此這些人物除有一定古學的底子外，尤其是在鄉邦就感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沖擊力。

3、走出鄂東，走出湖北，才成就了這些湖北佬。 我們不能不看到，他們大多數人的軌跡： 少年時代離開鄂東來到武漢，青年時代在武漢讀書，進而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求學，或到歐美、日本留學，然后又回歸祖國，仍在大城市從事文教事業。 上世紀50至70年代在臺灣打筆仗的活躍學者中，有的就是鄂東學者，如徐復觀、胡秋原、殷海光等，他們的人生軌跡大體如此。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要因為強調地域文化，而孤芳自賞，固步自封。 這些人物如果不走出鄂東仍至湖北，也絕不會成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