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宿郊民圖五代十國

幫主斯唔嗯·超 ：“正兒八經(jīng)的筆墨當隨時代，再小的帳房先生，也會受到時風熏染”

在中國書法史上，清代是一個楷書非常發(fā)達的時 期，擅楷書者眾多，其藝術(shù)面貌也豐富多彩。 士人是 楷書創(chuàng)作的主體，商人中亦多有擅楷書者。 筆者在查 閱清代民國晉商賬簿時發(fā)現(xiàn)，楷書賬簿數(shù)量存世較多， 并呈現(xiàn)出不同的書法風格，主要有追隨“館閣體”型、 融篆隸筆意型、取法北碑型。

首先，受帝王影響上行 下效以及出于科舉考試的 需求，故“館閣體”楷書受

眾最廣；其次，因金石學大興而形成的融篆隸筆意型 的楷書也有很多； 此外，取法北碑型的楷書亦成為一 時主流。 這三種書風在賬簿中均有體現(xiàn)。

追隨“館閣體”型

“館閣體”作為清代的官方書體，最基本的特征 是點畫光潔、結(jié)體勻稱、章法整齊、易于辨認，它之 所以在清代盛行，必然與當時統(tǒng)治者的喜好有關(guān)聯(lián)， 他們的審美取向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書風特點。

例如， 康熙皇帝在位時尤喜明代董其昌的書法，于是“崇董” 書風流行； 乾隆、嘉慶時期，元代趙孟頫的書法又被 奉為圭臬，加之歐陽詢、顏真卿的楷書亦同時流行于 這一時期，因此，“顏底趙面”“歐底趙面”的“館 閣體”比比皆是； 至清代末年，歐、趙兩體被推向高峰。

雖然風氣時尚會有變遷，不同時期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 但是“館閣體”的特征決定了學書者不管學習哪一家， 最終總要歸入均勻平整、應(yīng)規(guī)入矩這一準則。

融篆隸筆意型

清代，殘酷的“文字獄”迫使部分文人不得不轉(zhuǎn) 向古籍整理和金石考據(jù)，故考據(jù)之學成為一時風氣， 受此影響，金石學、文字學都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 此時， 書壇涌起了一股書寫篆、隸書的熱潮，一些書家甚至 將篆、隸書視為書法本源，如王鐸曾言： “晉小楷法， 皆本篆、隸。 ”

傅山有言：“楷書不知篆隸之變， 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 ” 然而，這種風氣的形成 正與山西這個地區(q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白謙慎在《傅 山的世界》中說： “研究山西學術(shù)圈，可以擴展我們 對清初學術(shù)風氣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這個研究將有利 于我們闡釋清初學術(shù)思想的轉(zhuǎn)向?qū)Ξ敃r書法所產(chǎn)生的 影響。 ”

乾嘉時期承襲前期風氣，一大批金石、文 字學者在書法方面的大力提倡和身體力行，大大促進 了隸書、篆書的復(fù)興。

取法北碑型

清代隸書、篆書的復(fù)興直接導(dǎo)致了碑學運動的興 起，從而對楷書書風產(chǎn)生影響，形成取法北碑型的風 格。 劉恒《中國書法史 ? 清代卷》中提到，碑學運動 的興起首先以隸書為濫觴，爾后又在篆書方面取得突 破，自道光后又通過對北碑的標舉而擴展到多種書體 的取法。

先隸后篆再北碑的演進路線，使得篆隸二體 的復(fù)興為碑學理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chǔ)，同時也為碑派 書法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經(jīng)驗。 碑派書法的創(chuàng)作核心 在于學習魏晉南北朝碑刻的書法風格，康有為說： “迄 于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 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 ”

曾被他稱為“大 江以北，無出其右”的山西商人書家趙昌夑（1877— 1945），就因?qū)W習北碑楷書而名聲大震，“《鄭文公》 的剛健豪縱，《張黑女》的圓轉(zhuǎn)典雅，《崔敬邕》的 方正端嚴，都在其筆底融為一家。 民間所謂‘趙體’ 即指趙昌夑的魏碑楷書” 。

晉商 賬簿楷書既有 時代特征，又有其獨特之處，不僅拓寬 了書家的取法范圍，且對當下書法創(chuàng)作有重要的參考 價值。

本文節(jié)選自《大學書法》

原題為：《晚清民國晉商賬簿研究》

作者：孫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