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之后，尚有一些省份沒有統一。其中，白崇禧部與胡宗南部所在的兩湖兩廣與川貴，最為棘手。從一九四九年九月起，毛澤東指揮下的百萬大軍開始猛攻白崇禧部，最終在廣西將其主力盡數殲滅。至此，兩廣終于統一。白崇禧部被消滅后，蔣介石在大陸所能倚仗的最后一支隊伍，是胡宗南部。

早在這年夏天，胡宗南先后在寶雞、眉縣、周至和西安潰敗后，轉戰漢中。至七月中旬，胡宗南部尚有三個兵團，十三個軍，共約四十萬人的兵力。其中包括李文的第五兵團，裴昌會的第七兵團和李振的第十八兵團。第五兵團駐守在四川新津、成都和樂山一線，防守四川盆地西部的理縣、寶興縣、天全縣一線。第七兵團與第十八兵團分別駐守在綿陽、梓潼、閬中和劍閣、廣元、巴中，利用蜀道之難，形成前后兩道屏障，防備駐扎在秦嶺以北的彭德懷與賀龍所率領的第一野戰軍主力部隊。

當時，蔣介石在大陸唯一的立錐之地，只有四川、云南和貴州北部一帶。雖然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正式宣布引退，但這種引退只是形式，而非實質。在實質上，蔣介石早已開始部署他在四川、重慶一帶的各項工作，為的就是一旦不得不將司令部遷往重慶，他無需再耗時進行戰略儲備。

為此，他首先進行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其中，張群與朱紹良首當其沖。張群與蔣介石關系非同一般，蔣介石與他既為同窗，又為兄弟，還是戰友；朱紹良在日本振武學校留學期間也與蔣介石同窗，兩人性格非常相投。蔣介石對此二人委以重任，他們被任命為重慶綏靖公署（國軍軍事指揮機構）主任，并授予他們節鉞之權，可以直接指揮重慶的部隊，這樣，加上胡宗南部，川渝兩軍盡在蔣介石手中。

毛澤東深知統一全國刻不容緩，絕不能讓蔣介石有片刻喘息之機。抗日戰爭時期，國軍就曾以西南地區為大后方，毛澤東判斷，蔣介石仍然會企圖以此為立足之地卷土重來。當時部署在西南地區的，由彭德懷與賀龍率領的第一野戰軍、劉伯承與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以及林彪率領的第四野戰軍（部分主力）。第一野戰軍部署在秦嶺以北，第二野戰軍部署在皖南和閩浙贛邊區，第四野戰軍則部署在兩湖以西地區。

此時，蔣介石已經飛往重慶坐鎮指揮。他雖然狼入虎口，奈何蜀道之艱。彭德懷等各路野戰軍圍殲蔣介石在即，秦嶺卻將整個四川盆地圍得嚴嚴實實。蔣介石妄圖在川蜀最后一搏。自古以來，進入川蜀不過有兩條路。一條路由陜西關中平原面朝秦嶺南下，沿著秦嶺縱橫交錯之谷道，經過佛坪縣、留壩縣（古之箕谷、斜谷）入漢中盆地，再由漢中盆地一路取道廣元、間隔、綿陽、德陽，或一路取道巴中、閬中，進入四川盆地。

這一條路極為崎嶇難行，但卻是關中入蜀的唯一途徑。漢末三國時期，諸葛武侯北伐曹魏皆由此數道而北上。例如，建興六年春，（諸葛亮）揚聲由斜谷道取眉（縣），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冬，諸葛亮復出散關。建興九年，諸葛亮復出祁山。十二年，軍由斜谷出發。

入川還有一路，即從鄂西溯長江而入川，經宜昌、秭歸、巴東、巫山到奉節，進入四川盆地。這條線路崎嶇難行之程度不下于第一條路，而且只有一條線路，極易設防，極難攻破。因此，蔣介石料定毛澤東會選擇第一條路打入四川，所以將胡宗南的主力部隊盡數部署在四川盆地以北。此時，雖然蔣介石已成甕中之鱉，但國軍已經被彭德懷數十萬大軍圍殲在即，蔣介石雖然已經窮途末路，但他依然幻想著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被屢次證明必敗無疑的戰略：死守川蜀，割據一隅，以圖再戰。

彭德懷也早有預感，最后這場擒王之戰，肯定是由自己親自操刀。彭德懷的確有理由這么認為。其一，他指揮的第一野戰軍坐鎮關中，只要毛澤東一聲令下，數十萬將士就能頃刻揮師南下，所向披靡。其二，胡宗南已經將主力部署在北方，這一部署正是為了抵擋彭德懷。其三，彭德懷與胡宗南是老對手，二人從山城堡之戰打到宜川戰役，從西府戰役打到隴東戰役。然而，彭德懷圍殲蔣介石在即，毛澤東的一道秘密指令卻令包括彭德懷在內的所有人都出乎意料。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秘令他讓全軍緩緩后撤（《毛澤東傳》第三卷第九百七十三頁）。對于毛澤東的這一秘令，眾人有些不能理解。但毛澤東用兵如神，幾乎戰無不勝，所以，秘令立即被嚴格執行。

向彭德懷下達指令之后，毛澤東接著向第二野戰軍的劉伯承、鄧小平和第四野戰軍的林彪下達指令。他命令第二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部分主力部隊連夜啟程，火速經過兩湖地區，抵達湘西、鄂西一帶，矛頭直指懷化、銅仁一帶，務必火速拿下貴州。接著挺進四川宜賓、瀘州和重慶以南地區，從而突然出現在國軍西南防線（即前文所述李文第五兵團防線）身后，從而切斷胡宗南部和四川境內其他敵軍部隊向云貴甚至緬甸的退路（胡宗南曾建議蔣介石退往緬甸抵抗）。

在第二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進行戰略大迂回的同時，先前后撤的彭德懷主力部隊的唯一任務，就是故意做出佯攻大舉入川的姿態，將胡宗南主力部隊吸引在四川北部一帶，但絕不真正出兵。只有當戰略大迂回達成戰略目的，即第二和第四野戰軍對蔣介石和胡宗南余部造成致命一擊時，彭德懷才南下攻擊成都。事后發現，毛澤東這次秘令全軍后撤，真是絕妙高明。

戰略大師出奇制勝

毛澤東這次秘令全軍后撤的高明之處，在于他一反軍事作戰常規，進行了一次大膽的戰略戰術創新。前文說過，自古入川只有二道，這早已經在中國歷朝歷代戰略家的思維中形成定勢，蔣介石也概莫能外，所以他才料定毛澤東必定會派軍從陜西越過秦嶺入川。但毛澤東超凡絕倫的戰略思維和膽識，是蔣介石望塵莫及的。他亦料定蔣介石必然以為自己會尋舊時道路入川，于是偏偏謀中生謀，奇而復奇。

從地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澤東這一戰略的高明之處。他以彭德懷第一野戰軍重兵屯于秦嶺以北，徐徐后撤，吸引胡宗南部主力的注意力。同時，命令第二野戰軍第三和第五兵團，以及第四野戰軍一部，取道鄂西，然后向南，翻越川鄂湘黔邊境一帶的高山深谷，以奇兵之勢突然占領貴陽、遵義一線。這樣，我軍就能出其不意地直接出現在蔣介石坐鎮的重慶后方。而遵義距離重慶不過兩百公里，即刻就能天降神兵。屆時，蔣介石便插翅難飛了。

毛澤東這一戰略創舉，是毛澤東軍事思想中出敵不意和在時間和空間方面集中兵力兩種戰略思維的光輝實踐。現代戰爭，作戰雙方機動性強，想在局部達成出敵不意和優勢兵力，愈發困難。然而正是因為機動性強，所以如果戰略運用得當，往往能夠達到事半功倍之效。非常成功地出敵不意，不僅能夠對敵軍有生力量給予致命打擊，更能造成敵軍混亂，打擊敵軍信心士氣，從而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出其不意，在毛澤東這次戰略運用過程中，全部完美地實現了。第二、第四野戰軍從十一月一日火速進軍湘黔防線后，僅僅用時十五日便突破這條縱深達到五百公里的防線。期間，由于敵軍根本沒有料到我軍會從后方突然襲擊，防備極弱，我軍一路所向披靡。六日后又占領遵義，直逼重慶和成都。

此時，蔣介石如夢方醒，他急令胡宗南率部回防四川，同時命令川東守軍西撤。然而劉伯承和鄧小平怎么可能給予他片刻喘息。第二野戰軍第三、第五兵團以迅雷之勢占領新津、大邑、名山一帶，橫掃國軍李文的第五兵團，達到了出敵不意的戰略目標。同時，這次打擊由于過于突然，使得胡宗南整個川南防線的士氣也受到了嚴重打擊，胡宗南手下的裴昌會和李振早已準備起義。

其次，與毛澤東這次用兵類似，中國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的出敵不意。或許毛澤東當時的靈感就來源于此（這是筆者的推測，沒有確鑿的證據）。比如，曹魏滅蜀之戰時，鐘會與鄧艾二人就上演了一出大戲，只是礙于當時軍隊機動能力遠遠不如今天，他們的出敵不意不如毛澤東的戰略驚心動魄：

景元三年冬，鐘會統十萬余眾，分從斜谷、駱谷入（蜀）（鐘會這一條路可以類比于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這可以類比李文、裴昌會與李振的守軍）。鄧艾追姜維到陰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詹道詣綿竹（這可以類比第二、第四野戰軍出奇兵）。

毛澤東軍事思想中的另一大法寶，就是在時間和空間方面集中兵力。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專門論述過集中兵力的問題，他寫道：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改變敵我的形勢。第一，是為了改變進退的形勢。第二，是為了改變攻守的形勢。第三，是為了改變內外線的形勢。

所謂敵我的進退形勢和攻守形勢，即是敵進我退或者敵退我進兩種形式，毛澤東在這次戰略大迂回中充分利用敵我的進退形勢，調動戰場。他很清楚，蔣介石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守住四川盆地的各個要道、隘口，從而獨霸一方。在這種戰爭局面下，國軍之優勢在于能夠憑借天險而從容防御，其劣勢則在于用兵死板。相反，我軍優勢在于機動，劣勢在于難以強行攻破敵軍防線。毛澤東看清了這種局面，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秘令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后撤，從而調動胡宗南部隊的防線，同時秘令第二、第四野戰軍進行戰略迂回，從而迫使蔣介石調動川北及川東守軍向南，易如反掌般地影響著國軍的鐵桶防線。

所謂內外線形式，在戰役之初，我軍為外線作戰，國軍死守川渝內線，這一形式不利于進攻戰，利于防御戰。如果硬攻，損失必然慘痛。因此，毛澤東創造性地在敵軍軟肋之處即貴州一帶，于時間和空間方面集中優勢兵力，從而變敵軍之內線為外線，迫使敵軍不能再做死守的打算而不得不出兵與我決戰。

經過毛澤東這次天才的戰略調度，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后一點抵抗力量土崩瓦解了。胡宗南率軍回防四川西部和南部之時，第二野戰軍立即捕捉戰機，抓住了敵軍調整布防的有利空隙實施迂回包圍，將四川東部西撤之敵軍和胡宗南的部分主力部隊圍殲在南川北部的山區，并在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慶。隨后，早已在秦嶺以北虎視眈眈、摩拳擦掌的彭德懷第一野戰軍急速南下，配合第二野戰軍共同發起成都戰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這宣告了胡宗南部的徹底覆滅。此役，我軍殲滅胡宗南部近三十萬人。

不難想象，如果不是毛澤東這一創造性的天才戰略，如果按照中國自古以來兵家攻打川蜀的傳統路線和戰略作戰，我軍不但必然會損失慘重，而且戰爭極易曠日持久，這于我軍將極為不利。毛澤東超凡絕倫的戰略思維，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