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民間借貸涉詐騙罪案件，一直是司法實務中值得關注和探討的案件類型。近年來，雖然司法實務已經重點對出借人入罪進行了傾斜，但是絕大部分傳統的民間借貸案件，尤其是發生在線下的借貸行為，借款人無法按時還款，事后又被發現在借款時存在一定的“不規范”之處的，不少出借人會尋求刑事手段解決，此時不少借款人就會被以詐騙罪進行追究。

但是針對這類案件，存在幾個典型的定性問題值得思考，例如不能按時還款是否成立詐騙罪？不能按時還款同時在借款時針對還款能力、借款用途等事實進行了或多或少的欺騙，是否一定成立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介于模糊之間（案件中既有無罪的事實、證據，又有有罪的事實、證據），應如何界定和取舍，孰輕孰重？辦案機關到底會認定無罪還是有罪？

金律師近兩年辦理了多起民間借貸涉詐騙罪的案件，這類案件存在幾個比較典型的特點：一是偵查階段如果能夠爭取到取保或者不批捕，案件往往會往良性方向發展；二是絕大部分案件都并非是一邊倒的情況，甚至當事人本人都不確定自己到底有罪無罪，這類案件在案件前期梳理事實、整理證據、提交無罪法律意見就至關重要了；三是不少案件本來是存在有效辯護空間的，但是因為辯方未能及時有效的溝通和辯護，案件最終似乎走到了“不得不判”的境地。

我們所說的案件前期，一般是指案件到法院之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前，這主要是考慮到檢察機關不起訴的情況。但是這其中還包括了一個更為黃金的辯護時間節點，即37天之內，偵查機關呈捕之前，以及檢察機關批準逮捕之前。

針對民間借貸涉詐騙罪的案件，金律師圍繞一起親辦的不予批準逮捕的辯護案例，做此類案件無罪辯護的探討。

首先，不依批準逮捕法律意見，乃至全案無罪辯護意見，需要確定全案基本的辯護方向和核心辯護意見：

本案中陳某與黃某等人系經濟糾紛，陳某沒有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騙取黃某等人款項，且陳某將從黃某等人處取得的款項，絕大部分（近300萬元）用于約定的A項目；在后續款項的使用過程中，陳某確實將其中的近150萬元用于個人用途，但是如實告知了黃某等人款項被其使用的情況；同時陳某與黃某等人積極溝通、達成書面的《還款協議》，并一直積極創造還款條件，沒有逃匿等相關規避還款的行為，在案證據證明陳某對于其處分的近150萬元款項，沒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不構成詐騙罪。

其次，刑事案件偵查階段、批準逮捕之前，基于卷宗的不完整和片面性，檢察機關同樣需要一份來自于辯方的案情梳理，以便于檢察機關客觀的了解案件事實、證據。

辯護人通過會見了解、陳某陳述本案的基本事實如下：

2019年，陳某、張某、陸某每人出資70-80萬元，用于A項目前期運營，后由于承接了B公司等相關公司的業務，運營成本增高、資金不足。

2019年9月底，我和黃某、莊某、王某某、許某某四個人電話溝通，他們來到現場考察后，同意出資A項目，因為都是朋友所以沒有簽書面的協議，但是口頭上告知了投資風險，并告知他們“最大的風險程度是資金收不回來”。

開始他們四人想以入股的方式參與A項目，我沒同意，我們就約定按照每單業務給他們提成的方式進行合作。每單業務我們一共掙10元左右，給他們提成、分紅4元。四個人的出資分別為黃某169萬，莊某160萬，王某某60萬，許某某120萬。

2019年10月份開始，由于合作方C公司拿單的價格上漲，我們的利潤隨之下降，每一單我們只能掙5元錢，我們按照每單2元五角給他們提成。

這期間，由于王某某和許某某出資款項到賬時間較早，實際參與了提成，王某某一共提成6萬元左右，許某某提成20萬元左右。由于莊某出資款項10月底到賬，黃某的出資款項11月才到賬，因為到賬時間晚，客戶B公司也沒有及時和我們對賬、回款，所以尚未給莊某、黃某提成。

上述四人出資共計509萬元，其中近300萬元我實際投入到A項目中，主要是轉賬給C公司用于成本，公安機關扣押的我的手機中，“C公司”APP可以查詢相關轉賬記錄予以證明；此外張某手機中也有部分轉賬記錄，其他的還有一些成本費用，比如租車費用大概15萬元左右。

上述四人出資的509萬元中，大概有150萬元，我沒有投入A項目中，是用于個人用途。

2019 年12月，我們和C公司對賬后才發現，從11月開始，由于C公司不再提供優惠，我們經營的A項目處于虧損狀態。12月我將部分款項用于個人用途的情況告訴黃某等人，黃某等人要求我還錢。

因為無法一次性償還所有款項，為此：

1.我和莊某達成書面《還款協議》，每個月我向他還款15萬元，借款于2020年2月30日之前還清。協議只簽了一份，在莊某手上，但是協議的電子版是莊某通過微信發給我的（我和莊某的微信聊天記錄能夠證明），我打印出來簽字、捺印后給了莊某。

2.我和黃某達成書面《還款協議》，約定2020年2月30日之前還清款項，我們約定另一個項目D產生的利潤全部用來還他的錢，如果每個月利潤不足20萬元，我和張某的工資補上差額。我和黃某是在2019年3月6日上午，在D項目辦公室簽訂的《還款協議》，該事實懇請公安機關調取D項目辦公室的同步錄像予以證明。

3.我和許某某、王某某達成口頭還款協議，約定我每個月還許某某10萬元，王某某和我很熟，他說可以先還完其他人的錢，再還他的錢。

此外，“D”項目前期是黃某在對接，黃某曾說過全部經營費用他來出，利潤全部用做還他的帳（當時許某某在場、可以證明）。本來我和黃某約定3月份我還他50萬元，但因為“D”項目，我跟他說如果還了你的錢，D項目就沒錢做不起來了，后面我更加還不上錢，黃某遂同意我將50萬元投入D項目中，黃某另外又出資30萬多元。

2019年3月15日黃某報案，2019年3月22日陳某被拘留。

上述事實及相關證據，懇請辦案機關予以調查核實。

基于上述事實，辯護人認為陳某不構成詐騙罪，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陳某向黃某等人借款時，約定的款項用途系A項目，該項目真實存在、并非陳某虛構，且陳某將大部分款項（300萬元左右）投入實際運營，陳某沒有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騙取黃某等人款項。

首先，根據陳某陳述，黃某等四人向陳某借款前已經實地考察了A項目，對于項目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和風險評估，仍同意出資。此外黃某等人最初是希望以“入股”的方式參與進來，該事實能夠證明，黃某等四人與陳某的借款關系具有一定的投資性質。

在借款關系中，出借人出借本金并收取相應的利息，且利息一般是根據本金、按照確定的利率計算后收取；但是投資關系中，出資人出資后一般是參與盈利的分紅。本案中陳某與黃某等人約定的，是按照A每單的盈利給與黃某等四人提成、分紅，而不是約定具體的借款使用時間，以及在借款時確定性的收取多少的利息，因此雙方之間的借款具有典型的投資性質。在投資關系中，投資人往往要承擔相應的投資風險和虧損責任，該事實懇請貴院特別留意。

其次，陳某提出其被公安機關扣押的手機“C公司”APP中，存在其向C公司的轉賬買單的相關證據，該證據能夠證明陳某將從黃某等人處獲取的絕大部分款項，實際投入到真實的“A”項目中，并實際向王某某、許某某共計分紅26萬元左右。因陳某的手機系被公安機關扣押，該證據懇請辦案機關依法收集、調取。

最后，關于A項目，陳某與C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陳某系公司股東等相關證據，陳某家屬已于5月20日提交給偵查機關，上述證據懇請檢察機關予以核實。

綜上所述，上述事實能夠證明，陳某在取得黃某等人投資款項的過程中，并沒有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其系以真實的項目、真實的投資和投入成本，要求黃某等人出資，沒有騙取黃某等人款項。

第二，本案存在爭議的，是陳某在取得黃某等人的出資款項后，沒有將全部款項投入A項目，而是將其中部分款項（150萬元左右）用于個人用途，但這僅僅是陳某事后對款項的不當使用、處分，并不涉及詐騙罪

辯護人在會見的過程中了解、陳某本人也認可，對于黃某等人出資的共計509萬元，除了實際投入A項目運營的約300萬元，剩下的150萬元左右款項系由陳某個人使用。本案中黃某等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核心事實，也是陳某沒有將全部款項用于項目運營，黃某等人認為“陳某沒有將全部款項用于A項目”系詐騙行為。

對于該問題，首先，前已述及，陳某沒有以虛構的項目騙取款項，本案證據也不能證明，陳某在以真實的“A”項目與黃某等人溝通出資時，已經產生非法占有該筆款項的目的，主觀上已經明確開始“謀劃”，要非法占有黃某等人全部或部分的出資款。

本案應當認定的是，陳某取得款項后，在款項的實際使用過程中，的確存在部分款項沒有按照約定使用，并且用作個人用途，但是我們不能以事后的部分款項使用情況，來推定陳某借款時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結合全案的事實、證據來進行綜合認定，本案明顯存在的事實是：項目真實合法、絕大部分款項按照約定用途實際使用，沒有逃匿，積極溝通還款并達成還款協議等，綜合上述事實，不應認定陳某在借款時，對涉案款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三，陳某沒有逃避債務、沒有逃匿，反之一直在積極創造還款條件，且與黃某等人已經達成書面或口頭還款協議，根據自身經濟狀況，明確每個月的還款數額和還款計劃，該等事實能夠證明陳某事后亦沒有非法占有該部分款項的目的，陳某與黃某等人應認定為經濟糾紛。

關于本案中陳某與黃某、莊某簽訂的書面《還款協議》，陳某本人向辯護人強調，其在公安機關的提訊過程中，已經向辦案民警如實陳述了該事實。此外陳某亦提供了和上述二人簽訂書面協議的相關證據線索：

1.黃某、莊某分別持有僅有的一份《還款協議》，懇請辦案機關在依法告知黃某、莊某等人《被害人權利義務告知書》的基礎上，向黃某、莊某調查、核實；

2.陳某于D項目辦公室與黃某簽訂了《還款協議》，辦公室的同步錄像能夠證明該事實，懇請辦案機關依法調取相關證據；

3.陳某與莊某的微信聊天記錄中，莊某向陳某傳送了《還款協議》的電子版本，陳某陳述其打印出來，簽字、捺印后將《還款協議交給了莊某，該事實能夠佐證雙方確實簽訂了《還款協議》的事實，懇請辦案機關依法從陳某被扣押的手機微信中調取相關證據。

第四，本案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陳某與黃某之間除了A項目之外，還有D項目合作，雙方約定以D項目的收益以及陳某等人在D項目的工資，抵作陳某向黃某的還款。

該事實能夠證明，在2019年12月，陳某告知黃某等人部分出資款項被其個人使用后，陳某并沒有逃匿、逃避債務，也沒有惡意轉移財產，一直積極與黃某等人溝通還款，并有實際的還款計劃和還款行為，證明陳某自始至終都沒有非法占有款項的目的。

此外，經與陳某家屬確認，黃某郵寄給陳某家屬一份《收條》，證明案發后收到陳某還款45萬元。該筆45萬元屬于D項目的盈利，根據陳某陳述，案發前其與黃某約定，D的收入將抵作其對黃某的還款。該還款事實能夠印證，本案無論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后，陳某都沒有逃避債務，一直在通過自身努力償還對黃某等人的借款。

由于該證據家屬尚未簽收，待家屬簽收后將依法提交給辦案機關。

第五，根據陳某陳述，在A項目運營過程中，王某某提成了6萬元左右，許某某提成20萬元左右，如本案認定陳某與黃某、王某某、許某某等人之間系借款關系，上述款項應認定為陳某案發前的還款數額。

此外，陳某家屬收到許某某出具的《證明》材料一份，許某某在《證明》中主張借款過程中，陳某沒有欺騙許某某，許某某也沒有被騙，其認為不應當追究陳某的詐騙責任。”

該證據建議辦案機關依法向許某某予以核實、確認。

上述為本案部分辯護意見的內容，其目的在于總結偵查階段辯護中梳理案情、整理證據、提出辯護意見的整體邏輯，以供交流探討。

刑事案件的不予批準逮捕，屬于階段性的結果，但針對辯方來說，其意義不言而喻。當然，不予批準逮捕的案件，屬于一種案件類型，每個階段的刑事辯護如何開展，我們將在后續繼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