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之所以稱作“朝”（學術界稱為夏代），是因為從夏朝開始，我國歷史進入了國家文明階段。所以，夏朝被《史記》列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認。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中國第一王朝”卻困擾了我們多年，不僅僅是因為史書關于夏朝的記載語焉不詳、前后矛盾，而是連考古發現都讓一眾學者陷入無休止的爭論和激辯。

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紀末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約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過了4000年。

但年代久遠，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跡模糊的主要原因，因為古史傳說中的堯帝，就因陶寺考古的發現和朱書文字“文堯”的出土，而剝離了神話傳說，變成了史實。

當然，關于陶寺和堯帝的關系，由于還缺少證據閉環，故而還不能一錘定音，但無論是從時間（碳十四測定為公元前2300年）還是空間（堯都平陽），亦或是出土文物來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領折肩壺、折腹盆在山東日照堯王城遺址中皆有體現），陶寺與堯都可謂齒輪的十個齒槽吻合了九個，對此，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何努用了相對謹慎的表述：“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

事實上，中國國家文明曙光的出現，可能比我們所認為的夏朝還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遺址群申遺成功，意味著良渚作為中國早期國家文明社會得到了“國際認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堯帝時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時代（距今5300年）都已經被考古發現，也證實了華夏文明在較早歷史階段已經演進出了國家組織，那么為什么文獻記載中存續了400余年的夏朝，卻如此難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掛鉤的考古學文化是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與陶寺遺址情況類似，二里頭遺址也是從時間、空間和出土器物上與文獻記載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證實了在商文化出現之前，中原大地的確存在另一個高度發達的廣域王朝。

但問題在于，二里頭文化至今都沒有發現哪怕是一個“夏”字這樣的自證性文字。

而更大的問題在于二里頭文化的時間上限，遠遠達不到夏朝的國祚時長。

二里頭文化從年代上說共劃分為四期，其中第一期時二里頭只是一個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時才出現了宮殿、手工業作坊以及青銅禮樂器群，遺址規模擴大到300萬平方米。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二里頭文化作為一種考古學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現了跨地域社會整合的跡象。

而所謂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說此時的華夏已經不再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方國林立的新石器時代，而是發展成為按行政區劃組織的成熟國家社會。

但，二里頭二期的年代上限卻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時距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出現已不足200年。換言之，無論二里頭遺址能否出土自證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遺址了。

目前考古專家對于二里頭遺址的定義，也是定性為中晚期都城。

這也就意味著，目前考古發現的“夏朝”只能算半個，另外半個（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權），至今還沒有找到。

那有沒有可能是《竹書紀年》等史書記載錯誤，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國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們按照這個假設上推，那么就會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現時間差。文獻記載中的大禹是與堯舜同時代的人，大禹正是通過治理洪水，才從舜帝手中獲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堯舜的生存年代，顯然是無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實上，考古已證實陶寺遺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淪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頭之間，存在近200年時間差。

其次是大洪水證據。根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項目號15CKG00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顯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國出現了以人口銳減為顯著特征的大災難，從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時代，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聚落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

根據聚落遺存的洪水沖刷痕跡判定，造成這一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正是史書記載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現的時間節點距二里頭文化興起，同樣有著100多年的時間差。

于是，有學者試圖彌補這缺失的一二百年時間，將二里頭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又叫王灣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這樣從時間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長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末期。

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二里頭文化在洛陽盆地的出現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龍山文化直接發展而來。

考古顯示，二里頭遺址中層次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來自河南龍山文化，鬲來自晉南龍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號來自良渚文化，不僅如此，豫東、山東、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為二里頭文化的形成貢獻了“遺傳因子”。

這也再次印證了，二里頭文化是多種不同族群創造的考古學文化在二里頭匯聚融合后新創的產物，而這一考古發現，也印證了二里頭確實是當時的廣域王權的核心都邑，是國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頭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華夏大地是怎樣的一幅場景呢？

根據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頭之前，除了晉南的陶寺和陜北的石峁兩個“超級聚落”外，華夏大地依然是萬邦林立，絕大部分地域組織屬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沒有類似二里頭文化這樣的廣域王權政權出現。

著名考古工作者許宏教授在著作中對此定論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時間里，也就是文獻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發現的中原地區各類群體間互不統屬，戰亂頻仍，考古學上看不到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這也就意味著，雖然大禹通過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礎，但他所建立的政權，依然未能超脫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權與堯舜時代的“天下”并無本質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國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緣為紐帶的方國，又遑論夏朝。

那么為什么周代以來的文獻，會將大禹和啟作為夏王朝的開創者呢？

這是因為夏朝處在邦國文明和國家文明的過渡階段，很難界定其何時是邦國，何時進入了王朝國家。后人在追記夏代世系時，只是從一代著名首領大禹開始往下順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證實了這個世系是準確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書沒有詳細記載各代首領不同時期的社會組織、政權結構什么樣，所以我們也不能就此認定大禹和啟就是“王”，他們建立的政權就是夏朝。

這種情況和秦朝有點近似，秦朝同樣是由邦國演變而來，但如果缺失了關于秦王嬴政滅六國的記載，僅僅憑借后人追記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們同樣很難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時是秦國，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時秦變成了秦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