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國家權力的象征城市，在秦朝以前，都城通常集聚了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經濟以及政治、軍事資源，所以，都城被敵對勢力攻破，也就意味著國家的滅亡。

是故，都城的選擇也往往是新興王朝的頭等大事，牽一發而動全身，除非遭遇重大變故，否則絕無隨意遷都之理。但商朝對于都城的遷移，卻有近乎“隨性”般的頻繁。

據《竹書紀年》記載，夏朝從第三位君主太康到末代君主夏桀，都城都在斟鄩。而商朝都城的地望，卻有“前八而后五”的說法。

所謂“前八”，指的是商朝建立之前，自始祖契到商湯滅夏之前的8次遷徙，“后五”指的是商湯建國后到第19位君主盤庚之前，有5次遷都。

當然，這5次恐怕還存在漏記的可能，因為殷墟考古近100年來，只發現了上至武丁時期的甲骨卜辭以及相關遺存，并無盤庚、小辛、小乙三帝時期的出土物。

這也就意味著，歷史上商朝對于都城遷徙的頻次，很可能要比文獻記載的還要多。

商部族起源于我國的東北遼西一帶，直到定都安陽（殷墟）之時，殷商貴族的墓葬依然保持著頭向東北的葬俗，而在商朝建立之前，中原地區并無虎型青銅器，殷墟發現的東北虎造型，也佐證了商人的發祥地正是東北。

所以，從契到湯的8次遷都，可以視作商部族南下中原的戰略性移動，目的是發展壯大。這也符合新石器時代以來民族遷徙的基本規律。

目前考古已經證實，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中原的統治核心在伊洛平原，這里發現了夏文化的中心區域—二里頭遺址。

而商文化的考古學遺存，則由河北漳河流域的下七垣文化（先商）、鄭州和偃師的二里崗文化（早商）、安陽殷墟文化（晚商）組成，從東北到河北再到中原腹地，清晰地描繪出一條商從方國到王國的蛻變脈絡。

在二里頭文化四期（前1560—前1520年）時，二里頭遺址已經從都城降格為普通聚落，而近在咫尺的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則順勢崛起，結構復雜的宮殿建筑群和青銅禮器，見證了新興勢力的初生光芒。

二里頭文化和鄭州商城為代表的二里崗文化是兩種不同族群創造的文化遺存，這種時間上的先后，印證的正是史書所載的夏商鼎革事件。

換言之，此時以商湯為代表的商部族，已經攻占了中原核心區域，建立了以商為核心的全新統治秩序。

據考古發掘報告稱，鄭州商城城垣周長近七公里，挖土量為一百七十萬立方米，夯土量為八十七萬立方米，按照每天1萬人筑城計算，如此規模的城垣也至少需要八年時間。

鄭州商城是不是商湯最初的亳都，目前還有爭議。但鄭州商城龐大的規模至少說明了一點，即商朝在早期之時的確是有意在中原腹地長期立都的。

但奇怪的是，自第十任君主商王仲丁開始，商朝又開始了如游牧般的遷徙之路。

據《史記》記載：“仲丁即位，自亳遷于囂，河亶甲整即位，自囂遷于相，祖乙勝即位居庇，南庚自庇遷于奄，盤庚即位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囂、相、奄的地望，都沒有超出魯、豫兩省范疇，但總體方位卻是由南向北，從中原腹地遷徙到了豫北的安陽，直到周武王伐紂，殷商滅亡。

對此，著名先秦史專家郭靜云曾提出疑問：“從地理位置來看，鄭偃到殷墟的路線，并不符合文明變遷及發展的趨勢。鄭偃的地理位置、土質、氣候等環境條件，都比殷墟更適合農耕”。

仲丁生存的年代距商湯時代已經過去了一百余年，此時的夏朝早已滅亡，不存在復辟的可能，那么作為農耕政權的商朝，為什么要放棄廣袤的伊洛平原，轉而遷往土地相對貧瘠的安陽一帶呢？

關于商朝頻繁遷都的原因，目前最直接的記載源自《尚書·盤庚》：“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東晉的梅頤在《孔傳古文尚書》中解釋說,“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此后，“洪水說”成了影響力最大的說法。

不過，這個說存在一個無法解釋的矛盾：既然商朝都城遭遇嚴重水患，為什么盤庚提議遷都時，還會遭遇貴族的抵制呢？如果是因為洪水遷都，為什么會多達5次，難道洪水在追著商朝都城跑嗎？

考古顯示，在二里頭向二里崗文化過渡時期，伊洛平原并沒有發現任何洪災跡象。在盤庚之前，唯一遭遇洪水的君主是祖乙，史載“祖乙圮于耿（河水所毀曰圮）”，但這次洪水卻并沒有導致商朝遷都，直到祖乙之孫南庚時才遷奄，這期間相隔了三代五王。

同樣有過水患的還有武丁在位時。殷墟出土的武丁時期卜辭“洹其乍茲邑禍”，明確提到洹水泛濫為禍于殷都。但眾所周知，武丁時期的商朝都城始終在安陽殷墟，并未發生遷徙。

這恰恰表明，商朝遷都并不是在躲洪水。

那么商朝為什么在不停遷徙？他們到底在“怕”什么？

我們先來看《史記》給出的線索：“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使殷復興，諸侯歸之……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時殷復興……帝陽甲之時，殷衰……”。

可見，自商湯以后的商王朝，并非如后世多數王朝那樣經歷一個初生到強盛再到衰落的拋物線發展脈絡，而是一條反復在盛衰之間變換的曲線。

為什么會這樣呢？

司馬遷總結是“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謂“九世之亂”，即商朝的王位繼承混亂導致了它的興衰反復。

但這恐怕是后世把“父死子繼”的模式硬套在商朝身上所得出的結論。事實上，商朝王位繼承原本就是“兄終弟及”和“父子相傳”相結合的方式。

根據出土的甲骨卜辭顯示，仲丁死后傳位弟弟外壬，外壬死后傳位弟弟河亶甲，河亶甲死后王位傳回仲丁之子祖乙（《史記》記載祖乙是河亶甲的兒子，被甲骨文糾正），祖乙死后傳位兒子祖辛，祖辛死后傳位弟弟沃甲，沃甲死后王位傳回祖辛之子祖丁，祖丁死后王位傳給了沃甲之子南庚。

可見，在所謂的“九世之亂”期間，商朝的王位都是很有秩序的一代一代傳下去，并沒有發現“亂”的狀況，始終是有弟傳弟，無弟則傳子。

顯然，因亂而遷也不是事實。那么商朝頻繁遷都必然有有其它原因。

根據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顯示，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出土的青銅器中，兵器比例為15%，禮器為80%，而殷墟兵器占出土青銅器總數的比例卻正好相反，是鄭偃遺址的數倍。

此外，早商遺址發現的人殉數量通常為個位數，而晚商殷墟遺址發現的人殉不僅數量龐大，而且人種還囊括了蒙古人種、太平洋黑人種、高加索白人種、愛斯基摩人種等等。

這說明，每次遷都的商朝，伴隨而來的都是軍事戰爭的強盛和內服區域的擴大。換言之，商朝的遷都，帶有軍事目的，即拓展疆域。

考古的這一發現，也得到了《竹書紀年》記載的印證。

仲丁遷囂（今河南鄭州），伴隨而來的戰爭是“征于藍夷”（今晉東南一帶），河亶甲遷相（今河南內黃）“征班方”（今山東曹縣一帶），遷奄（今山東曲阜）后“征丹陽戎”（今山東曲阜西），到遷殷后，卜辭中出現的商朝征伐對象變成了人方、鬼方，以及安陽以東的東夷。

商朝是在積聚人力、物力達到一定水平后，即向外發展擴張，而這種擴張并非是派軍隊遠征，而是直接遷都至要征伐的臨近地區，頗有點像明成祖遷都北京后五伐漠北的用意。

而商朝在遷殷后，并未再次遷都，是因為東夷問題始終未能解決，直到末代君主紂王在位時，商朝的主要用兵方向依然是東夷、淮夷。

所以，遷都，恰恰是商朝軍事帝國的獨特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