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大話君：劉芯瑩

【劉克紀（1944--2022.5 )，國家一級指揮。曾任中國合唱學會理事，黑龍江省合唱協會副會長。1963年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音樂理論專業，同年分配至哈爾濱歌劇院工作。自1985年起擔任哈爾濱歌劇院副院長，曾任哈爾濱市文聯副主席，哈爾濱市音樂家協會主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一

2022年5月31日，劉克紀老師出殯的日子，我四點多就起床了，唯恐錯過時間。半夜一定是下了雨，路面還是濕的，空氣中有青草的味道，此刻天空潔凈，白云飄動，劉老師告別儀式在東華苑，那個方向朝陽正在冉冉升起。

不到六點，已經有十多名歷史文化研究會的會員聚集在東華苑的大樓前，聽說只能放進去十五人告別，我的心頓時沉了下來，我是多么強烈地想見老人家最后一面，這突如其來的消息讓我心神不定，還好，不一會兒開始放行，沒有控制人數，我們急忙掃碼進入。

告別大廳很安靜，在沉痛的哀樂聲中，劉老師被緩緩地推了進來，他的表情很安詳，一如他平日里的樣子，只是躺在鮮花叢中的他很瘦，可想而知他是如何受到病痛的折磨。哀樂回旋，催人淚下，默哀的人群中不斷傳來抽泣的聲音，我淚眼模糊地看著克紀老師，我更希望今天放的是他喜歡的曲目，或者是他自己演奏的手風琴或者鋼琴曲子，那樣我們會覺得他仍在我們身邊，此刻只不過是中場休息而已……

靈車，在晚輩的摔盆聲中徐徐開動，載著克紀老師向西駛去，與我們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克紀老師，您將與太陽相隨，與音樂相伴，您是不會寂寞的。一路走好。

回來的路上，一樁樁和克紀老師接觸的往事像電影鏡頭一樣，忽遠忽近，朦朧又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二

著名畫家，歷史文化學者王煥堤老師評論他是，一位正直的人，一位處事干凈的人，一位難得的藝術音樂家。我覺得王老師的評論非常中肯，我還想添上幾句，他還是一位真誠善良的人，一位坦坦蕩蕩的人，一位低調做事的人。

劉克紀老師的為人我是在和他相處中逐漸體會到的，盡管我們接觸不多，但我們的忘年交彌足珍貴。

清楚的記得初識劉老師是在2018年10月14日，龍門貴賓樓，黑龍江省哈爾濱歷史文化沙龍的活動中，那天的主講人是徐世銘老師，我記得徐老師那天講的內容是“80后的音像哈爾濱”。

我遲到了幾分鐘，匆匆走進門，看見圓桌邊上還有個位置就急忙坐了下來，穩一下神，我發現挨著我的是位陌生的老師，有點兒眼熟，好像在哪里見過，又想不起了，我悄悄地問身邊的趙文銘老師，我旁邊的這個老頭是誰？趙老師耳語道：“那不是劉克紀老師嗎？上次講座他主講，講的是“哈爾濱的俄僑音樂家”，哦，你那天沒來，不怪不認識。”劉克紀，我禁不住心跳，那不是大名鼎鼎的指揮家嘛，不怪我覺得似曾相識。劉老師可是哈爾濱音樂界的風云人物啊，我看過他指揮哈爾濱交響樂團的演出，沒想到在沙龍活動里見到他。

活動結束時，我站起身來，鄭重地對劉克紀老師說，劉老師，我早就仰慕您的大名，今天終于見到您本人了，我強烈要求和您合個影。劉老師微微一笑，我趕緊喊小飛姐過來，為我們拍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應我的要求，劉老師和我加了微信。

再次見到劉老師還是在沙龍，大約幾個月后，我從非洲旅游回來不久，這次我來得比較早，和各位老師寒暄間不經意回頭，看見劉老師靜靜地坐在一邊，我一眼發現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本書《走進非洲》，我走過去把書拿了起來，那時我正在寫非洲游記，并且在微信朋友圈也發了兩篇，我一邊翻著書一邊大大咧咧地說，劉老師，您把這本書讓我先看看吧，或者送給我吧。劉老師微笑著說，我就是給你帶來的，看到你在朋友圈發的非洲文章了，文筆不錯，好好寫吧。劉老師的話讓我很意外，沒想到大名鼎鼎的指揮家還會關心我這個小人物的文章。

劉老師從美國回來，曾經送給我一個帶畫的瓷盤，上面畫的是以為扎著頭巾，正在倒牛奶的的豐滿少婦（后來得知這是荷蘭古典畫家維米爾的名作《倒牛奶的女人》，請原諒我的孤陋寡聞），標價3.99美元，我接過禮物略覺尷尬，劉老師是因為我曾經替他墊錢在沙龍買了一套叢書表示謝意，我說，劉老師，其實不用這樣的。劉老師客氣地說，只是小小的心意。我把那幅畫隨意地放在家里的寫字臺上。后來我想為什么劉老師委托我替他購書呢，大概因為沙龍里的老師老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若是求他們，定然不會收他的錢，小的他也不很熟，只有我半熟不熟的，而且還朝他要過書，所以我是最佳人選了。

也許就這樣一來一往的，老少就相熟了。

三

有一天，我看到了劉老師的一篇文章《我的蘇聯姥姥》，我的目光從文章里尋到了瓷盤里的少婦，我覺得那里好像有姥姥的身影。

說起“我的蘇聯姥姥”，和劉老師還有一段故事。那是2020年4月，《天津文學》發表了我寫的文章“我的母親”，劉老師看了后給我留言，讀了你寫的媽媽，想請你讀我寫的姥姥。我迫不及待地回道，太好了。于是，劉老師就發給我那篇“我的蘇聯姥姥”，讀了后我很感動，也很感慨，這是一篇和俄羅斯姥姥情深意長的好文章，里面包括了他對姥姥的尊重，思念，糾結，愧疚，是一篇絕佳的好文，我看得興起，隨口問劉老師，是否可以推薦給“大話哈爾濱”平臺，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段佳話。劉老師馬上否定，不登不登，千萬！好吧，我回道。這件事就放下了。誰知三個月后，劉老師發現“大話哈爾濱”還是刊登了這篇文章，劉老師轉給我，略帶責備的口氣說，不知誰操作的。我很意外，急忙說明我絕不會做這樣的事，后來，我在“大話哈爾濱”的聲明中看到“本文內容來自網絡或者傳媒，且三個月未聯系到作者，特此聲明……”，我把這段話截圖給了劉老師，他知道不是我做的，還是挺高興，順手又轉給我一篇他寫的文章《乘著“哈夏”的翅膀》。

閱讀《乘著“哈夏”的翅膀》，我對克紀老師的音樂生涯有了一些了解。他是1963年8月6日從北京音樂附中畢業分到哈爾濱歌劇院的，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這個日子注定和哈爾濱的音樂有不解之緣，因為每年的“哈夏”開幕式都是這一天。“哈爾濱之夏”舉辦了35屆，他參加了30屆。

他初次以指揮身份參加“哈夏”是在1979年第7屆“哈夏”音樂會上，其間他指揮了哈爾濱歌劇院最新創作的大型歌劇《赫哲人的婚禮》。

“一炮打響”是在1982年第10屆“哈夏”音樂會上。由他指揮的哈爾濱歌劇院作曲家榮乃林、宮威、孟凱創作的交響合唱《啊，黑龍江》受到熱烈歡迎。這其間還穿插一個小插曲，原本只安排在開幕式上演出一場的大合唱第二天被要求加演。在通訊事業并不發達的當時，要想在一天之內找齊80名合唱隊員那真是“難于上青天”。組織者們撒下了大網，開始全城“大搜捕”。距開演僅剩一個鐘頭時還有十幾個人沒找到，而最令人心焦的是始終沒能找到指揮。原來結束后劉克紀老師去街上采購去了，準備回家時在尚志大街街口忽見劇院的客車飛馳而來，他急忙招手欲搭蹭車回家。誰知見他上車大家竟抱著他樂得前仰后合！有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也笑出了眼淚，嘴里不停地嘟囔：“這不是‘自投羅網’嗎！”

而真正“走紅”是在1985年第13屆“哈夏”音樂會上，他指揮的哈爾濱歌劇院合唱團以飽滿的熱情，高水平地演唱了冼星海的不朽之作《黃河大合唱》。在這之前他們為國家文化部舉辦的全國聶耳、星海聲樂作品演唱比賽做過匯報演出。1985年，國內掀起了一股“流行音樂熱”，各類輕音樂團雨后春筍般地在全國遍地開花。此時的“哈爾濱之夏”像沙漠中的一塊綠洲深深地吸引音樂界人士的注目，《黃河大合唱》的演出似一枝獨秀成為國內音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哈爾濱歌劇院的合唱、樂隊、領唱、朗誦，甚至規模，水準都令全國各地的音樂家和文化部領導驚嘆，演出受到高度贊揚。

邀請著名指揮家參加音樂盛會也成為他為“哈夏”所做工作的一部分。他先后邀請過美國指揮家龐丘斯（第12屆），指揮家黃飛立（第14屆），指揮家吳靈芬（第20屆），指揮家鄭小瑛（第23屆）。這些杰出的指揮家與哈爾濱歌劇院交響樂團合作，向我市觀眾介紹了大量中外交響樂精品，對“哈爾濱之夏”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他還親自邀請過他的指揮啟蒙老師、我國指揮界的泰斗李德倫來哈指揮哈爾濱歌劇院交響樂團的排練和演出（1998 年）。2006年，他受“哈夏”組委會之托，赴著名的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邀請該院指揮家符拉吉米爾·勒扎耶夫來哈，符拉吉米爾·勒扎耶夫他和俄羅斯男中音歌唱家沃爾闊夫在第28屆“哈夏”音樂會上與哈爾濱交響樂團一起共同激情演繹了俄羅斯經典音樂作品，受到我市聽眾的熱烈歡迎。

2004年，他從哈爾濱歌劇院副院長的崗位上退休，然而乘著“哈夏”翅膀飛翔起來的他，仍沉浸在熱愛的音樂事業中。2007年他指揮哈爾濱歌劇院交響樂團與合唱團共130余人赴俄羅斯演出“傾聽中國”大型交響合唱音樂會，引起轟動；2008年指揮哈爾濱交響樂團在國家大劇院演出交響音樂會，這是我省音樂家首次登上國家大劇院舞臺；2009年指揮了哈爾濱交響樂團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的音樂會；2010年指揮了哈爾濱交響樂團應邀赴臺灣演出交響音樂會。

退休后的劉老師，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歷史文化的研究、音樂的推廣傳播上，他在我們歷史研究會任理事及俄僑研究顧問，也是因為如此，我才有機會和他近距離接觸。

四

劉老師是個認真的人，記得有一年我去俄羅斯，在烏蘭烏德的阿爾巴特大街上看到一座塑像，不知是何人，上面的俄文看不懂，問一旁吸煙的俄羅斯人，搖頭表示不知道，問過路的當地人，問旅店的老板娘都說不知道，盡管下面有簡單的俄文注釋，俄文只是說明了這個人的名字。我是個執著的人，越是這樣越想打破砂鍋問到底，回國后我把圖片發給了劉老師，我知道他俄文相當厲害，劉老師認真地查找了好幾個俄羅斯網站，最后總結性地發了過來：姓名，謝洛夫.瓦西里.馬特維也維奇，俄國革命者，布爾什維克，1917年當選為烏蘭烏德工農兵代表委員會首任主席，1918年九月在赤塔被謝苗諾夫匪軍殺害。塑像立在他當年發表演講的地方。我把劉老師查找的結果加到了游記里。

劉老師還是個很單純的人。2021年10月，為慶祝中俄建交70年，學會里的汪小飛老師發布了一篇頭條，回望了2017年第二屆哈爾濱中俄合唱節音樂會，劉克紀老師指揮的經典合唱曲，里面有對劉克紀老師詳細的介紹，劉老師早上看到了頭條，也看到了我們大家的點贊，他很不安，給我發微信說，我很感謝小飛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制作得那么精良，可是，咱們那兒是歷史研究會，不適合介紹個人，這個和“文史研究”關系不大。還好，讓我給刪掉了。我聞言哈哈大笑起來，劉老師，您以為刪掉了啊，那是您看不到了，我們照樣能看到的。隔著屏幕，我能感到他尷尬，無奈的表情，這實在讓我樂不可支。他回了三個字“漲知識”。

劉老師更是個較真的人。大約是2020年10月的一天，有位老師在群里發了一個視頻，標題是“親愛的爺爺，”注明里面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羅蒂和他11歲的小孫女的演唱。劉克紀老師看完后又上來認真勁兒了，他在視頻下面連續發了三個資料的截圖，說明，第一，這首歌叫“親愛的爸爸”而不是“親愛的爺爺”，出自普契尼的歌劇《賈尼·斯基基》；第二，帕瓦羅蒂沒有兒子，那個女孩是荷蘭天才少女阿米拉·威力哈根；第三，阿米拉父親是荷蘭人，母親是南非人，9歲參加《荷蘭達人秀》，以一首“我親愛的爸爸”給評委留下深刻印象。劉克紀老師的較真讓我們都佩服的點贊，他卻有點兒不安了，微信給我打過來幾個字：我這樣是不是不太好？我說，不是不太好，是太好了，我們也“漲知識”了。

劉老師較真的事太多了。

中央電視臺采訪阿成先生的視頻《一個人和一個城市（上下部）》在網上播放，他認真地看過后告訴我下半部沒完，我一看果然如此啊，電視片做得不全，若不是他提醒，我還真沒發現。

我寫“塔道斯西餐廳”，他看后提出夏里亞賓本人沒去過餐廳，疾病使他不可能去那里，是“塔道斯餐廳”每天給他送餐。我寫王洛賓，他說雖然霍爾瓦特夫人教過王洛賓，但不能就憑幾堂課就說“培養”，網站上的這個說法不準確，培養是要花時間，費精力，出成果的。我寫哈交響樂團，他提出年份上的爭議，他認同述笑會長的說法。

最最讓他跟我長篇大論較真的，是我寫“音樂，中俄文化交流的橋梁”那篇文章提到的關于“音樂之城”的說法，對這個問題，劉克紀老師有很詳細的文字發給我，讓我獲益匪淺。他說，我寫的關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后授予了奧地利維也納、意大利博洛尼亞、西班牙塞維利亞、英國格拉斯哥、比利時根特以及中國哈爾濱六座城市為“音樂之都”的榮譽稱號”的提法是錯誤的，應該是“聯合國公共行政和發展管理司經濟和社會事務部”頒發的，而且人家寫的是“音樂之城”而不是“音樂之都”，音樂之都有拔高之嫌。

為了證明他的說法，他特意把頒發的證書照片找出來發給我。而且，他說，據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亞洲頒發了音樂城獎牌，但是給了韓國一個城市。后來，他把他2021年11月份寫的一篇，僅供朋友閱讀的《關于音樂之城》的文章發給我，里面詳細地說明了哈爾濱音樂之城的由來，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關于音樂之城頒發的標準，目前已有多少城市什么時間獲得了這個稱號，當然，這里面不包括哈爾濱市。

克紀老師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求證了“音樂之城”的由來，他最后誠懇地給我寫道：哈爾濱市被戴上“音樂城”的桂冠之初我只是不解，甚至于冷嘲熱諷，自知和北京、上海我們無法相比，之后是將信將疑，最后也加入了自圓其說行列。

我至今認為我市音樂歷史久遠，現今音樂事業成績斐然，獲“音樂城”殊榮實至名歸。哈爾濱音樂發展道路上有無數俄僑音樂家、魯藝音樂家、57年后來我市的京滬音樂家、我市培養的本土音樂家……想到他們我就激動，他們就是搭建音樂城的一塊塊磚啊！我也光榮地成為了他們其中的一員啊！

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世上有分量更重的“音樂城”獎牌，高山外面另有更高的山，我們雖獲“音樂城”獎牌但獎牌含金量不算高，且“鼓勵”成分大于“獎勵”，對此我們要足夠清醒。

作為哈交三十多年的指揮、歌劇院二十年的副院長、十幾年的我市音樂家協會主席，我只是希望我們不能躺在功勞簿上，要明白我們的努力離城市人民對我們的要求還差得很遠，我們要加倍努力呀！

劉老師這段話道出了一個音樂人對哈爾濱這座城市的熱愛，自豪和期待，讓我們既受鼓勵又冷靜，讓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城市和世界音樂之城的差距，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氣餒。

五

本文寫到這里，我翻到了劉克紀老師發給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終于見到了你》，這是他看到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了一篇文章后很高興，順手發給我的。文章寫自2013年，他在美國的華盛頓公園發現一座雕像—美國著名黑人領袖、民權活動家馬丁·路德·金，讓他引以為自豪的是雕像的設計者是我們中國人——來自湖南的雕塑家雷宜鋅。他在文章中寫道：來此瞻仰的人絡繹不絕，我想待游人減少時再拍照片的想法落了空。環顧四周，我是人群中唯一的中國面孔。橫著瞧，豎著看，左面走，右面轉，久久不愿離去。在人群中穿梭往來，胸懷自豪，滿臉驕傲，真想大聲向周圍的人高聲宣布：你們知道嗎？設計者和建設者是我們中國人！我還在塑像側面角落里找到了作者簽名，反復拍照，故意磨蹭 ，似想引起人們對漢字簽名的注意。

這篇文章和音樂無關，而我卻反復看了好幾遍，我似乎看到了克紀老師像頑童一樣的心態，而作為一名音樂家，保持一顆童真率性的心是多么的難得。

很遺憾，我和克紀老師的交往僅限于此，生活中的他是什么樣子，他的音樂生涯還有哪些故事，等等，我幾乎一無所知。我們的微信止于2021年11月，我是個如此粗心的人，總以為“君子之交淡如水”，過年竟然都沒有給他拜年，直到5月29日早上，李榮煥老師在群里說，克紀老師去世了。猶如當頭一棒，我一下子懵住了，淚水充盈了眼睛，印象中的克紀老師身體棒棒的，根本不像近八十歲的人。

送別他那天，我對為他主持追悼會的徐世銘老師說，若是早知道這樣，我多和他嘮嘮嗑啊，或許能寫出一篇更有內涵的關于音樂人，關于指揮家的豐富文章，順著劉老師的人生足跡，也許我們會追溯哈爾濱音樂史的一部分發展歷程。可惜，人生從來不會因為遺憾而重新走過。

我注意到，他在逝世前一年，他曾經在哈爾濱音樂學院做了一次講座，根據音樂學院的報道，在講座中，劉克紀老師從“俄僑”音樂家、“魯藝”音樂家和文革時期國內知名音樂家在哈爾濱的生活，活動以及“哈夏”音樂會、中俄音樂交流活動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哈爾濱被稱為“音樂之城”的緣由，同時，他對“哈響”和俄僑歌唱家的情況進行了講解，糾正了以往學界對“哈響”成立時間以及俄僑歌唱家姓名翻譯等方面的舛誤。我很替克紀老師高興，他終于有機會表達了他的諸多想法，也讓更多的人了解了哈爾濱音樂史。

斯人雖已仙逝，精神永存。

備注：本文圖片部分來自網絡及汪小飛老師，一并表示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