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在《人世間》里這樣寫道：“大多數人的生活絕非個人之力所能改變，也并不是個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認，國家、社會、時代的因素尤顯重要。”

時代對于詩人身份的解讀，造就了馮化成的風光與落魄。

馮化成出場時，已經三十五六歲，一窮二白、落魄潦倒。即便如此，十九歲的“天之嬌女”周蓉還是義無反顧的追隨他去了貴州深山，生育女兒， 心甘如飴地承擔起養家的重擔。

他倆的初見也毫無詩意可言，周蓉遠赴北京看望魂牽夢縈的“精神戀人”，此刻的馮化成正在接受批斗，狼狽不堪。周蓉寫給他的全部信件被貼在大字報旁，標題是：“看右派詩人是如何引誘工作階級的女兒”。

周蓉年輕、貌美、聰明，以現代人的擇偶觀念來看，她愛上馮化成簡直沒有道理。

六七十年代，是蘇聯文學盛行的時候，書中男女的愛情大多要經歷磨難的洗禮，才顯出彌足珍貴。

而詩人，又是浪漫與先鋒的化身，在那樣的背景環境下，馮化成既苦難又會寫詩，對于文學青年周蓉來說，誘惑是極大的。

八十年代，文化界動蕩平靜，知識青年們紛紛進入大學，新鮮的回歸感讓他們群情激蕩，亟待抒發，引發出空前熱烈的校園詩潮，也催生了一大批職業詩人，比如我們熟知的舒婷、北島、顧城、海子……

馮化成的人生高光也在這一時期，青年們對于詩人的追捧，就像現在粉絲的狂熱追星。

女粉絲們的敬慕，讓馮化成失去了自持與原則，一次次背叛婚姻，最終與周蓉離婚收場。

九十年代商品經濟復蘇，詩歌不再是大眾精神娛樂的主要方式，漸漸隱沒。馮化成的詩人身份成為尷尬的存在。他沒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遠見，只會怨天尤人，為他后來流落法國、客死異鄉埋下了伏筆。

常言說“時代拋棄你時，連聲招呼都不會打”，但低處往往見品格，從馮化成的人生興衰上，我們可一窺不少人性的弱點。

越無能，越自私陰暗

俗語講“強者給予，弱者索取”，對比蔡曉光與馮化成對周蓉的愛，就一目了然。

蔡曉光總是在周蓉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挺身而出、排憂解難。馮化成卻一直要求周蓉乃至周家人為他付出。

在貴州時，每個月靠周家人寄錢生活，出風頭被捕間接導致周母中風昏迷兩年，逃避責任將女兒周玥扔給本就困難的周秉昆夫婦撫養……

其實，馮化成最初接近周蓉的目的就不單純。

在周蓉之前，馮化成還隱瞞了一段婚史。他前妻的父親是一位副部長，他盤算靠上了高官的女兒，將來自己有更大的發展。沒想到被宣布為“反動詩人”沒幾天，前妻就利索地同他一刀兩斷。

周蓉與馮化成通信時，不過是初二的小女生。快三十歲的馮化成卻一步步以詩歌之名引誘她，在確定周蓉情根深種后才坦白自己的處境，促成了周蓉去北京奔現時那場“悲壯”的見面。

馮化成的能力拿捏不了強悍的前妻，便將目標轉向心智并不成熟的少女周蓉，利用了她單純的崇拜。

困厄時期有美人相伴，哪個男人會去拒絕？馮化成更深層的心理是陰暗的：

“到處都是視他為敵人的眼睛，他依賴這個工人階級女兒的保護如同小貓小狗依賴主人，太明白一旦失去了她自己的命運將更加不堪。”

馮化成選擇婚姻的前提就是庇佑和利用。處境安穩時，攀附權勢；人生潦倒時，處心依附。

歸根結底，這是對自身實力的一種底氣不足，必須要倚靠外部力量才會有安全感。強者，通常有內在的自我驅動力，即使一時失意，也能保持強大的?信念、定力及自律精神，克服困難，走出命運的泥淖。

馮化成自身不保還要拉著周蓉墊背，靠周蓉工人后代的背景保護自己，以愛之名行利己之事。

蔡曉光也曾因父親的“時代遺留問題”，身份上有了“污點”被四處調查。他害怕秉昆與他走得太近而被牽連，故意不理會秉昆，寧愿被誤解。

自私與陰暗，往往是無能者的擋箭牌。越沒本事，越喜歡和別人談感情，以感情來綁架他人為自己服務。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有這么一句“強者自救，圣者渡人。”蔡曉光成為自己人生的頂梁柱，逆境翻盤，拂照了周家一輩子，比只知道“示弱”索取的馮化成，高尚太多。

越無能，越虛榮自負

王陽明先生認為，人生大病在一傲字，“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

自傲會讓一個人處處以我為中心，想當然認為“我的想法都是對的、我的意見最重要、對我不利的肯定是應該反對的”……

特別是一個自認為懷才不遇的人，因為時運而突然風生水起，很容易像久窮乍富，開始虛榮自大、張揚狂妄。

在大山里點頭哈腰窩了10多年的馮化成，終于因為政策回了北京，追捧與崇拜紛至沓來。畢竟在當時，親近詩歌，就相當于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北大學生的情詩朗誦會上，馮化成在雷動的掌聲里無視規則朗誦了一首現代長詩，直接占用了其他朗誦者的表演時間，并且大談特談自己曾經的“光榮經歷”，極盡炫耀。

那首長詩其實是周父的徒弟郭誠所寫，馮化成故意隱去作者不說，讓別人誤以為是他的作品。面對周蓉的質問，馮化成的回答很厚顏：“忘了”。

曾仕強教授說過“一個人活在掌聲當中他是活不久的”，過度追捧之下，馮化成忘乎所以、膨脹自負，甚至對自己北京人的身份無比自豪，輕賤妻子周蓉道：

“愛上了我你不吃虧，現在我讓你成了北京人。知道不？有的女人為了北京戶口甘愿與任何男人上床！”

尊稱他為“馮老師”的人越來越多，他身邊開始出現形形色色的女詩歌愛好者與女記者，他與周蓉的家成了“女子詩歌講習所”，講到床上去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一課。

馮化成放浪形骸的深層心理，源自害怕。他害怕被人們徹底忘記，害怕成為過氣詩人，害怕自己江郎才盡，所以他需要大量的“光鮮亮麗”去填補內心的恐慌與缺失。

曾經的困窘就像懸掛在他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提醒當下這些“榮耀”的脆弱性，對風光的虛榮渴求，令他墮落，正如他對周蓉的剖白：

我總覺得那十年太虧了，想補償一下自己。歲月不饒人，不加快補償就來不及了……僅僅靠創作詩歌，我已經感覺不到人生的充實……”

“一個人炫耀什么，說明內心缺少什么”，虛榮的本質是掩飾自卑。往往越是能力不足，越虛張聲勢，越是會在意表面的風光。

馮化成這類得魚忘筌的人，現實生活中不在少數。

教育家張謇說“觀人于不得意時，于不得意而忽得意時，于得意而忽不得意時，經此三度，不失其常，庶可謂士。”可供你我引以鑒人。

越無能，越推卸抱怨

馮化成回城后，補發了工資，成為北京某區圖書館的副館長，也順利地分到了一處18平方米的住房，外加一間6平方的小廚房。

馮化成覺得很憋屈，他已經四十多歲，受了十幾年的迫害，回來才給他這么個“小職位”。

他理想的職業是到作協當個作家，專業從事詩歌創作。但是當年作協恢復不久，根本沒有分房的配額。

馮化成當務之急是需要有住房，只好“屈尊”去了圖書館。他認為至少也該給他個館長職位，心里很不痛快！

馮化成一直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期望值過高才有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要知道，當年非黨員要擠入干部序列基本上是異想天開，馮化成不是黨員卻給他副科級待遇，已經是特別關照了。

作協重新成立后，馮化成又對擔任作協副主席信心滿滿，結果連理事也沒當上。大失所望的馮化成終日喝到酩酊大醉。

相比他事業發展上的不順，妻子周蓉卻蒸蒸日上，北大畢業后又考取了研究生。馮化成將自己的失意全部怪罪到周蓉身上：

“我完全是因為要給你個家，才接受這份破職位的。”
“因為我你是北京人了，歸根到底你還是占了我的光。”

全然忘記這個家他自己也要住，周蓉人生最美好的年紀都陪他住在山洞里，十余年沒有吃過一口鮮肉。

即便沒有他的“犧牲”，周蓉也有能力分到房子、留在北京，甚至過得非常好。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化屆很流行出國發展，顧城就帶著妻子與“知己”跑去新西蘭的激流島，語言不通，和自己的兒子都無法交流，最后搞出弒妻的悲劇。

在國內自覺郁不得志的馮化成，認為到了國外就能大展拳腳，私下帶著女兒跑去了法國。他連一句法語都不會說，想從事文字工作簡直是天方夜譚，只能去刷盤子、做清潔工，常常身無分文、居無定所。

同樣從貴州深山回城，周蓉是北大碩士畢業，成為重點大學里最年輕的副教授；同樣遠走法國，周蓉能迎難克艱站穩腳跟，有經濟能力供女兒讀完大學。

如果馮化成知道反躬自省，不一味地去抱怨客觀環境，好好經營他的事業與婚姻，他的人生必然是另一番美滿天地。

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遇到問題的時候，強者會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尋求解決的方法；弱者只會怨天尤人，逃避問題，把責任推卸給他人。

放眼我們周圍，往往越沒有本事的人，越愛抱怨自己的生活。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道理，是每個通向強大與成熟之人的必修課。

寫在最后

《人世間》改編的電視劇里，對馮化成的結局做了理想化的處理，在貴州的寺廟遁入空門，極具戲劇化的歸宿，也像他的詩歌一樣，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

如果說原著小說是對時代發展變遷的重現與沉思，電視劇這種大眾化的文化傳播媒介，就需要承載一些積極的普世價值觀。馮化成最終回歸純粹，淡看名利，給這個人物注入了一抹與世俗和解的溫情。

哲學家詹姆斯說：“人類本質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

從馮化成身上，也能窺見濁世里你我的身影，提醒我們在渴望中尋求正道，克己慎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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