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出“仁、義、禮、智”，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后稱“五常”。這“五常”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fā)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無非講的還是一個心，只是顯露在外的德性不一樣而已。

仁、義、禮、智

所以王陽明說：“仁、義、禮、智是因自己發(fā)出來的，不在外面求，是屬于表面顯現(xiàn)出來的德。但是背后的性只有一個，賦于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就是說背后都是一個心”。這也是王陽明“心即性，心即理”的核心思想。

怎么理解？王陽明又說道：“遇父心中的良知自然會發(fā)出孝，遇君心中的良知自然會發(fā)出忠。以此類推，名稱可達無數(shù)之多，但僅一個性而已。

再比如，人就是這么一個人，對父親而言為兒子，對兒子而言為父親，以此類推，爺爺、曾孫....名稱可達無數(shù)之多，但其實還是一個人而已。人只要在性（心）上做功夫，把‘性（心）’字認識清楚了，那么，天下萬理皆通。”

佛家講“緣起性空”，把這些都落在空上，比如父親去世了，那作為兒子的身份就不存在了，爺爺去世了，作為孫子的身份就不存在了。因為有父母生了我們這樣的緣起，我們和父母才有了父母，有了兒子的身份。

但佛家認為本質上還是空的，因為當緣起消失時，就都歸于空了。所以有的佛家人覺得反正都是空，就拋棄一些血緣親人去修佛，如果這樣理解佛家，一定是誤解了佛家的真意。

儒家是入世法，不妨以儒家的思想來理解。儒家認為既然有父母，有夫妻，有兒女，有君臣，有朋友，那我就還你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但我的心還是那個心，那個赤誠的心，那個如如不動的心，以孟子中的四之端來說吧。

孟子四之端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見幼童落水，心中自然會生氣惻隱之心，這就是“仁”最開始的表現(xiàn)，是實行“仁”的開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沒有，一定是被私欲遮蔽了惻隱之心的發(fā)揮。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當發(fā)現(xiàn)比別人差，或者違背道德倫理時，內心自然會升起羞惡的心，就像每個人都有恥辱心，當羞惡之心發(fā)揮作用時，就會知恥而后勇，勇跟義是一起的，見義勇為，所以羞惡之心，是“義”最開始的表現(xiàn)，是實行“義”的開始。

“義”者，宜也，只要是合時宜的，正確的事，都是“義”的體現(xiàn)。認為不正確的事，不符合義的事，內心會升出羞惡恥辱之心，就會見義勇為。因為羞惡之心，也是人人本來就具有，當事情發(fā)生時，自然會流露，如果流露不出來，一定也是被自己的私欲遮蔽了。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孔融讓梨的故事，早已婦孺皆知。年幼的孔融將大梨辭讓給兄長，自己卻拿那只最小的，辭讓的美德成為千古美談。排隊時、做公交時禮讓老弱婦孺，這些都是“禮”最開始的表現(xiàn)，是實行“禮”的開始。

但并不是故意去禮讓，而是看見老人站在公交上，內心覺得于心不忍，自然升起一股禮讓座位的心，因為辭讓之心，也是人人本來就具有，當事情發(fā)生時，自然會流露，如果流露不出來，一定也是被自己的私欲遮蔽了。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王陽明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明白了“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說明明白了是否，就是有了大智慧。所以“是非之心”是“智”最開始的表現(xiàn)，是實行“智”的開始。”

王陽明說：“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是非兩個字是一個大規(guī)矩，能否靈活應用，只能因人而異了。” “圣人的良知如同晴空中的太陽，如同有浮云的天氣，愚人的良知如同陰霾的天氣。

雖然他們昏濁清明的程度不同，但辨別黑白則是一致的。即便在昏黑的夜晚，也能隱約看出黑白，這是因為太陽的余光還未完全消失。在逆境中學習的功夫，也只是從這一點光明處去細致鑒察。

孟子四之端

由此可見，仁、義、禮、智都是在不同情況下，內心自然生出而流露在外的德行，其背后的本質都是一個心。只是心在不同的境遇，給以不同的發(fā)揮。

見父還他以孝，見領導還他以忠，見夫妻還他以別，見朋友還他以信等等。但這些都不是刻意而為，講求的還是無為，是自然之道，內心是純純的自然流露，是率性之謂道，沒有一絲一毫的刻意。

如果流露不出來，就要思考被自己的什么私欲遮擋了，從而切實的克己復禮，克除私欲，讓此心之天理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