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說到圣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應付自如，并不是他們事先就有研究謀劃過，周公制定禮樂來規范天下，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為什么堯舜不全部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來做呢？

孔子修訂六經來教育萬世，也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呢？而非要等到孔子來做呢？可見，所謂圣人的光輝事業，都是碰到特定的歷史條件才有的。

那么有的人就會覺得，有的圣人所做的事貢獻大，難度高，而有的圣人所做的事貢獻小，難度小。比如堯、舜是上古部落聯盟首領，所做的事是貢獻極大，對后世圣人都曾向他們學習，仿佛儒家的文化起源就是他們。

而文王和孔子所成就的事也很大，文王奠定了周朝的根基，可謂一國之開創人物。孔子更是儒家文化的鼻祖人物，影響后世幾千年，但是他們的成就相比堯、舜好像又差一點。

只要存在比較，就有對立分別心，就會陷入功利的泥潭，就離圣人之道遠矣。假如你是孔子的忠實粉絲，那你可能會覺得孔子比之堯舜要更厲害，于是生出了替孔子爭辯的私心，這樣就脫離了圣人之道。

那該如何理解同為圣人，相同之處是什么？不同之處又是什么？都說圣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那圣人之間的才能為何會有大小區別？我們來看看《傳習錄》中是怎么說的。

蔡希淵問王陽明：“人固然可以通過學習成為圣賢，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 在才力上終究有所不同。 孟子把他們同稱為圣人， 原因何在？”

王陽明說：“圣人之所以為圣人，只因他們的心純為天理而不夾雜絲毫人欲。猶如精金之所以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沒有摻雜銅、鉛等。人到純是天理才為圣人，金到足色才為精金。然而，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有如金的分量有輕重。”

堯、舜如同萬金之鎰；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之鎰；禹、湯、武王如同七、八千之鎰；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之鎰。才力各異，純為天理相同，都可稱為圣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稱為精金。

把五千鎰放入萬鎰之中，成色一致。把伯夷、伊尹和堯、孔子放在一塊，他們的純是天理同樣一致。之所以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輕重。之所以為圣人，在于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大小。

因此，平常之人只要肯學，使己心純為天理，同樣可成為圣人。比如一兩精金，和萬鎰之金對比，分量的確相差很遠，但就成色足而言，則是毫不遜色。‘人皆可以為堯舜’，根據的正是這一點。

學者學圣人，只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罷了。好比煉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鍛煉的工夫可節省許多，容易成為精金。成色越差，鍛煉越難。人的氣質有清純濁雜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別。

對于道來說，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不同。資質低下的人，必須是別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別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純是天理，只想在知識才能上力求作圣人，認為圣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會，我只需把圣人的許多知識才能一一學會就可以了。

因此，他們不從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費精力，從書本上鉆研，從名物上考究，從形跡上摹仿。這樣，知識越淵博而人欲越滋長，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

有的學識淵博、才能很強的人，任何場合都想表現自己學富五車，無所不能。這就是學的越多，表現自己的私欲就越強，所有知識越淵的人，往往私欲越容易滋生。真正的圣人是和光同塵，和普通人一樣，他也不會說自己是圣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圣人。

正如同看見別人有萬鎰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鍛煉自己的金子以求無遜于別人的精金，只妄想在分量上趕超別人的萬鎰，把錫、鉛、銅、鐵都夾雜進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卻愈低下，煉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王陽明說完之后，徐愛在一旁說道：“先生這個比喻，足以擊破世儒支離的困惑，對學生大有裨益。”

陽明先生接著說：“我們做功，但求日減，不求日增。正如道德經所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減去一分人欲，便又多得一分天理，如此，何等輕快灑脫，何等簡捷便易啊！”

什么樣的人才能稱之為圣人？評判圣人的標準是什么？常人片面地認為，圣人是才能萬能，知識淵博，其實不盡然。

陽明先生在這里說得很清楚，圣人不以外在的才能和學問為準，而在于內心純正沒有私欲，心念時時都能合乎天理，心無雜念，念念都是善念，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念念無滯，常見本性。

所以圣人做任何事都是擇善固執，止于至善。這就是圣人人格的標志，常人本來也能達到，可惜我們常人的心容易向外求，脫離了天理的軌跡。

德章說：“曾聽說先生把精金比喻圣人，用分量的輕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鍛煉比喻學者的工夫，這些喻義很深刻。只是您認為堯舜是萬鎰，孔子是九千鎰，這種說法似乎不恰當。”

陽明先生說：“這是從外形上著眼的，因為替圣人爭輕重。如果不是從外形上著眼，那么，堯、舜萬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的萬鎰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鎰也就是堯舜的，彼此之間本來就沒有區別。”

之所以稱為圣，只看精一與否，不在數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樣純為天理，便同樣可稱之為圣。至于力量氣魄，又怎么會完全相同呢？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較分量的心，各自盡自己的才力和精神，只在讓此心純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自足，個個圓滿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無不足具。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明善誠身的事。

后儒不理解圣學，不懂得從自心的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還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會做的，一味好高騖遠。

六祖慧能說過：“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有云：我本元自性清凈。若識自心見性 ，皆成佛道。

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

無不說明只要此心同樣純為天理，而天理就在自己心中，所謂‘心即理’是也。私欲生則自迷，自迷則為眾生，識得本心則成佛道。

萬萬不能心地是桀、紂一般惡，卻動不動就要做堯、舜的功業，如此怎么行得通？終年勞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