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劇如何打動觀眾？正在央視一套熱播的《山河錦繡》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近日，該劇的導演余淳和呂紫伯接受專訪時表示，他們的挑戰是如何把主旋律劇拍得故事性強，讓觀眾能夠看進去，充滿人性的豐富，“思想再高大上，沒有結實的故事和生動的人物去承載，一切都是零。”因此，從一開始，兩人就確定了拍攝基調：從平實、質樸切入，不懸浮，不灑狗血。

在生活化處理上下大功夫，推敲戲劇和生活的平衡

《山河錦繡》集結了國內一流的創作團隊。該劇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出品，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影視劇紀錄片中心攝制，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有限責任公司承制，余淳和呂紫伯擔任導演；由甲、韋言、吳海中編劇；李乃文、王雷、顏丙燕、胡明、姜冠南、蘇青、張嘉益、丁勇岱、馬少驊、張志堅等塑造過眾多經典角色的實力派演員參演。

《山河錦繡》時間跨度30多年，講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中西部地區，兩個不同姓氏的村莊因為一場天災合并成一個村子，村黨支部書記趙書和一心想改變家鄉貧困的面貌，同時，他還要處理好與以柳大滿為代表的柳氏村民之間的關系。當年曾經跟隨父親下放到村子里的國文對這片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與趙書和、柳大滿在年輕時都是好友，三個人在30多年間為了擺脫貧困做出各種努力和嘗試，兩代人前赴后繼投身扶貧事業，最終使村莊徹底擺脫了貧困。

余淳和呂紫伯兩位導演此前均拍攝過扶貧劇，但這并未減少拍攝《山河錦繡》的難度，余淳導演介紹，此前他執導的《石頭開花》是與多位導演合作，每人各拍一個單元劇，也就是兩集的體量，“而這次的《山河錦繡》是部連續劇，而且跨域三十年時間，跨度比較長。”難度成倍增加的同時，卻也讓余淳和呂紫伯兩位導演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空間比較大，故事時間比較充裕，可以讓我們盡量充分表達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記錄那些值得抒寫的人物。”

呂紫伯導演介紹說他們一開始就確定要拍一部讓觀眾喜聞樂見的主旋律題材作品，“我們從平實、質樸這兩個詞切入，不懸浮，不灑狗血。不弄那些特別適合在電視劇中表現的戲劇沖突，在生活化處理上下了很大功夫，反復推敲戲劇和生活的平衡，試圖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平衡點。”因此，《山河錦繡》放棄了強烈的戲劇沖突，“對于災難和貧困的展示，我們都是點到為止，沒有刻意渲染，不煽情。”

此外，呂紫伯說《山河錦繡》還想強調中國人的自強意識，更多地從鮮活生動的個體去著力，“這一點是我們在拍攝前期就已經確立的。”

兩位導演目標一致 認識統一 分工合作

問及兩位導演如何分工合作，余淳導演介紹說，在前期籌備階段，他在本劇總編審王浩老師的帶領下，側重與編劇以及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領導們在劇本架構、人物塑造等方面開會討論。呂紫伯側重搜集各種資料，以及挑選演員，包括大量扮演村民的演員的遴選。對于素材收集，呂紫伯介紹說，除了國家鄉村振興局綜合司原司長、《山河錦繡》顧問蘇國霞給他們提供的一手資料外，他們自己也找了很多關于描述脫貧攻堅方面的文獻書籍。

兩位導演白天各忙各的，晚上會把白天的情況再匯總一下，例如劇本的進展，余淳導演說：“關于劇本，我第一個聽眾就是呂紫伯，他會提出一些直接的意見，覺得這樣好還是不好。”

開始拍攝后，兩人一開始合組拍，余淳說：“每個組拍攝不一樣，拍二十天、三十天，大家對整體的風格、樣式統一了以后再分組。當然，這個分組也要根據制片情況、演員的到位情況而定，基本上我們兩個都是合拍一個月左右，再進行分組，每天拍完以后晚上回來再商議明后天的計劃，以及今天有一些什么東西需要改進。”

拍攝中如果出現意見不同，呂紫伯表示，他們的解決辦法就是大家一起討論，“在總臺領導，本劇總編審王浩老師的指導下，我們參與討論的人比較多，幾乎所有演員都湊在一起討論的次數就不下四五次。在拍攝期間，全組整體的討論氛圍比較好，我們很多場次都是大家現場合力完成的。”

余淳導演笑說能一起合作的人肯定創作理念一致，不會在基本問題上發生爭執和碰撞，所以具體某一場戲怎么處理，他倆基本沒有太多分歧，“總之，這個戲的主調是我們怎么能夠拍得真實、打動人、溫暖，我們這個認識是統一的，剩下的就是怎么干活，怎么能體現最初的追求和設定。”

導演像教練 演員像球員 沒有好球員，也不會有好成績

《山河錦繡》能得到觀眾“真實，有煙火氣”的盛贊，離不開全劇演員的“表演在線”，余淳導演說這就像是現在舉行的世界杯，“教練再牛，沒有好球員有什么用？所以說你劇本再好，想法再好，導演再有什么，也都得通過一個一個的演員去實現，這是最根本的東西。”

為了讓劇組能“入戲”，《山河錦繡》的演員90%是西北籍，呂紫伯表示，他們對演員的一大要求就是說關中方言，“我們想營造這個戲的氛圍，讓它盡量真實，在拍攝的時候，就希望讓組里的語言環境好一些。”兩位導演在現場也盡量說陜西話，呂紫伯說：“這個努力是必須要付出的。我跟余導在現場能說就說，說不明白我們就愣說。”余淳認為陜西話有一種魔力，“當邊兒上人都說陜西話的時候，你就不好意思說普通話了。紫伯在陜北拍過戲，語言能力比較強，我不行，我就是現學。無所謂，我說錯了人家也不會笑話我。有時候在現場有語言指導，有時候沒有，作為導演，為了掌握拍攝的效果，也是需要自己來學習的。”

呂紫伯介紹，演員進組后，臨近開機時，進行了大概兩三次的徹夜討論，每個演員講述對自己扮演的這個人物的走向，對人物立場的想法，大家一起碰撞、去雜糅，“首先不出離我們最初的意愿，再結合扮演者自己的想法，得到一個平衡。李乃文、顏丙燕、胡明很早就進入劇組了，還有扮演村民的演員，好幾十人圍在一起，基本上從傍晚六點一直聊到凌晨三四點。編劇由甲老師也在，大家一起討論拍攝方向”

此外，主創們還有很多微信小群，呂紫伯說：“我們會拉角色群，某些相對段落化的事件也拉一個小群，比如我們拉了‘換親群’、‘離鄉出走群’。這樣能夠節省時間，因為前期拍攝的時間確實比較緊，很多事大家在群里先討論一下，等拍之前或者在拍攝現場，我們可以去落實這些討論。演員們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們拍某場戲之前會提前一兩天再跟他們討論，心里大概有個底，等拍攝的時候不管在哪個導演那邊，大家會坐下來再花一些時間討論一下，把這場戲這個人物最終是什么心態，先討論定了，再著手拍攝。”

余淳補充說：“演員跟我們等于是一個節奏一個步調，對每一場戲、每個人物都貢獻了他們自己的人生閱歷，貢獻了他們對人物的理解、認知，所以，這部劇的人物才能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劇中就算是群演，也拿出了最好的狀態。”

余淳稱贊這些演員都是“有能量的好演員”，“如果他沒能量，你往東，他往西，你還討論什么？直接告訴他往東就行了。因為時間緊，我跟紫伯兩個人也不可能那么面面俱到，兩個村子那么多人物，每個人物都想那么細，也不現實，所以拍攝過程當中，知道有一些演員對劇本理解能力比較強，我和紫伯也會給他們布置一點任務，想想自己的人物小傳，討論一下什么的。”

李乃文和顏丙燕為劇減肥 40度天氣穿著棉襖點著爐子

很多觀眾說，一看“李乃文、王雷、顏丙燕、胡明、姜冠南、蘇青、張嘉益、丁勇岱、馬少驊、張志堅”這個演員陣容，就覺得這部劇差不了，而最終能請到這些演員，余淳表示也是“歷經波折”。

這些演員們的加盟，給這部作品帶來了碰撞和火花，呂紫伯講述說在拍攝時有大量的精彩“現掛”，“例子太多了，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比如兩個人吵起來，劇本上可能就兩三句對白，稍微吵一吵就結束了，但是，在現場對詞的過程中，有其他演員參與進來，這人說從我這個角度有這么一句話給你墊進去，他只要墊進去了，后邊就有人接他，就會不停有人接下去，像接龍一樣，轉一圈再回來，整個場面活躍得不得了。劇中很多那種村民集體都在的場次，一群人話匣子打開了，拉都拉不住，還得從中選這句好那句差點兒，大家一起再兼容一下，這種情況太多了。”

余淳也說，拍人多的場面，演員們坐在那兒七嘴八舌對詞是一個狀態，真正拍時演員動起來就完全變了，“可能不是那個詞了，但是比對的詞還準確還生動，有時候幾乎整場都是即興的。”有一場戲是兩村合并后，柳大滿和趙書和去鄉黨委書記那兒，讓柳大滿沒想到的是，鄉里定下來讓趙書和當一把手，他是二把手，“回來時趙書和踹柳大滿一腳說趕緊回去，柳大滿說你一把手都沒有走，我哪敢起來，對詞的時候沒有這句，就是李乃文和胡明的即興發揮，包括踹那一腳對詞時都不是這樣的。回來后他們倆喝酒，趙書和說，領導非讓我當一把手，你別有什么想法。柳大滿還氣著不跟他聊，趙書和要酒喝，柳大滿說有酒沒菜，得干喝，趙書和說干喝就干喝誰怕誰，柳大滿憋出一句說有菜就不給你，能咋的。這些對詞時都沒有。”

呂紫伯還透露李乃文、王雷、顏丙燕為了這部劇都努力控制飲食，“為了接近貧困村里人的面貌，把自己一個個弄得都面黃肌瘦的，他們開機之前已經做這個努力了，拍攝過程中也是，進食量都非常小，李乃文只吃菜葉，干體力活都虛，加上拍攝時極其炎熱，每天出汗好幾斤。從開機之前到拍攝大概一個月左右，顏丙燕基本沒怎么正經進過食。因為她之前的戲要求演一個相對比較富態的母親，那個戲需要她增三十斤的肥，到我們這兒來，她要先把這三十斤拿下去再往下減，工程量巨大。”余淳補充說：“顏丙燕有一天吃了一口米飯，直說罪過罪過，碳水一點不能動，演員確實太不容易了。”

劇組拍攝趕上了今夏最炎熱的一個半月，呂紫伯說：“河南地表溫度真的有四五十度，非常熱。組里工作人員和演職人員都得了熱傷風，無一例外，包括我本人，前兩天還嘲笑別人，‘你們全熱傷風了身體不行，’過兩天我就開始發燒，一把鼻涕一把淚地來了。酷暑是一個很大的阻礙，要感謝演職人員、工作人員，在酷暑中都頂住了。”

劇中有一場戲是2006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這是一個大事件，是在冬天宣布的新聞，可是拍攝時卻是四十多度的高溫，演員要穿著棉襖點著爐子。呂紫伯回憶說那場戲本來想找一個相對涼快一點的時期去拍，但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因為《山河錦繡》是年代劇，村子里的面貌，包括每家每戶住房，都會發生改變，“拍到這場戲的時候我們已經拖得不能再拖了，這場戲拍完就得把這個景改成下一個時期，房子外環境變成了磚墻，屋里的陳設、景致發生了變化，墻面變了，炕變了，什么都變了，所以這場戲不得不拍，那天巨熱無比，李乃文和顏丙燕穿著棉襖坐在炕沿上樂滋滋看電視，旁邊還點個大爐子，這對演員身體是一個極大的摧殘。我們猶豫了，說實在不行就算了，想別的辦法，李乃文和顏丙燕互相一對視，沒三秒鐘，說‘不行，還是拍了吧，咱別耽誤戲。’人家的敬業態度擺著，我們也不含糊，來吧，穿棉襖點爐子，穿衣服過程中就全濕透了，這邊擦著汗，剛一擦掉那邊又落汗，就這么拍上了。我們盡量把機位架得稍微完整一點，爭取一次完成，即便這樣我還是拍了兩組機位。屋里熱，其他小伙子都跨欄背心或者光膀子了，這邊兩位主演大棉襖里三層外三層，還不能只穿一件，穿一件顯得也不像。”

拍暴雨戲真趕上了暴雨

有網友稱贊劇組在拍劇時還給當地修了路，問及此，呂紫伯表示，這其實是很正常的操作，因為劇情是這個村子隨著脫貧攻堅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就會修房屋修路，“這是劇情里的走向，我們拍攝是依托當地實景的村落，它本身是土的地，劇情中需要拍攝出來是水泥路，我們就鋪水泥路了，既然鋪了就把它鋪好，拍完了給村里留著，很簡單的一個事，網友說的水泥路就是村委會門口的那條路。”

說起修路，余淳導演感慨說開場的那場暴雨戲，因為路況，吊車進不去，“吊車一是要照明，二是要噴雨，進不去只能把院子拆了。”劇中，那場暴雨造成山體滑坡把村子淹了，才有了兩村合并，余淳說這場戲很難拍，“我們拍村子的景地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中國脫貧攻堅耕耘這么多年，現在只是在某些村子里殘存了一些老的景況，這個村子有一個村頭，那個村子可以弄一個有井的地兒，那個村子有幾間房子可以作為當年的村民家，所以最后觀眾看到的村子其實是七八個村子拼成的，彼此都有十幾里、二十幾里甚至更遠的距離。下一場雨，就要在好幾個村子都下，我們再組合成一個村子，有的村的路稍微寬一點，吊車容易慢慢進去，有的村子的路非常難，要把院子給拆了，路非常窄，操作起來非常難。”

呂紫伯進一步介紹說，拍攝那場戲的路況不好，器械、車輛上去非常費勁，“是拿工程車去推路，把路推寬或者推平，我們的車再上去，那兩天也預報有雨，我們實地去采景，安排車輛提前做了一些工作，我們要評估風險，在一切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進行這些操作。巧的是，在拍攝當天晚上，拍到了‘趙書和說這個村待不住了，大家找一個安全地方’時，外面真的狂風暴雨。縣里給我們打來電話說那個地方偶爾發生小規模的泥石流，讓我們把劇組所有車輛離山體遠一點，強烈建議我們，如果可以的話先撤離那個地方。當時，雨下到那個份兒上，所有的吊車，三四輛消防車都動不了，所有人用小車一點點運下去，撤離了好久。”

積極摸索讓主旋律作品更接地氣更人性化

雖然現在回憶起來兩人說得“云淡風輕”，但那幾個月對兩位導演來說不啻于是打了一場硬仗，余淳說當時在拍攝現場雖然人很疲勞，但是收工回到房間里還是有各種忙不完的事，“有時候會突然想起來這個群里問我的問題還沒回，跟我說的那個問題還沒看，那些日子過得，今天說起來好像無所謂了，其實挺難熬的。”

呂紫伯也說拍攝這部戲時他們睡眠嚴重不足，“沒辦法，從開機到播出總共加在一起只有四個月的時間，很多前后期的工作要合并到一起，一邊拍一邊剪，還得一邊討論劇情討論人物，大量后期的工作都擠壓到前期拍攝過程當中，這首先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是我個人經歷的周期最短的一個項目了。全景式不太容易做，我們需要去平衡，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導演房間黑板寫了七八塊都不止，寫了擦、擦了寫的。”

如今再復盤，余淳表示肯定會有遺憾，“創作永遠都是這樣，都說這是遺憾的藝術，當你都完成以后，會發現好多東西還是不夠好，應該怎么樣，但是沒有辦法，已經拍完了。人有時候會陷在某種情緒里，覺得這個特別合適，就應該留這么長，這場戲就應該要，等你再換一個時間看，覺得完全可以不要了，有時候是這樣。”

而對于主旋律劇近來出現不少口碑之作，余淳認為，主旋律作品越來越好看是趨勢，首先，多方重視，真抓實干；二是創作者在努力實踐提升主旋律劇作水準，“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總是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或事情，總有一些英雄人物或者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候，做出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有意義的事情，這樣的事情應該被頌揚。”

呂紫伯也表示，現在創作者都在摸索讓主旋律作品更接地氣、更人性化，“我們有這個空間、有這個能力，把一個主旋律劇拍得繪聲繪色。觀眾喜歡看生動的人物，喜歡看相對趣味性強一點的情節，觀眾的要求都很合理，我們創作者要想辦法滿足這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