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沒有把教育放在民生板塊，而是前置到第五部分，放在高質量發展之后，與科技、人才合并，三位一體地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教育界歡欣鼓舞，認為對教育的定位、地位提高了。對此，我覺得更需要有系統思維，“跳出教育看教育”，從國家目前的急迫需要角度看這個變化，才能真切把握這種變化賦予教育的使命擔當，指導教育治理與教育改革，而不是陶醉于教育地位的提高。

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黨的二十大報告第五章節的這段表述：

二

十

五、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我們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人才引領驅動，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五章節開明宗義地強調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而核心還是為實現高質量發展“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br/>

在我看來，教育與科技、人才放在一起論述，才有了這個定位，報告其實更強調了教育對科技創新，對拔尖人才培養的支撐價值和作用，尤其是對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人才支撐價值。也就是說，報告更強調了教育的顯性價值，高等教育的價值，對科技創新的支撐等工具性價值，而不是隱性價值。

這顯然和當下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有著直接的關系。

2016年特朗普上臺不久，全力遏制中國，貿易只是一個開始，隨后就開始了針對華為等在科技上領先的中國企業的圍堵打壓。去年，拜登政府則全力圍堵中國芯片相關產業和技術，甚至禁止美國人（含綠卡）參與中國半導體產業。美國明白，技術封鎖、脫鉤只能造成一時的困境，只要有足夠優秀的人才，中國最終一定會突破這種封鎖，于是美國系統性地開展了對中國的人才遏制戰略。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18年開始，美國對赴美留學人員的簽證開始限制，對于赴美學習“敏感專業”的高層次人才進行簽證限制。同時，為限制在美華裔學者與中國合作，啟動了“中國行動計劃”，要求94個地區司法部門每年至少提出一至兩起針對中國的訴訟，先后發起了2000多起調查。雖然這一行動計劃被拜登政府廢止，但寒蟬效應已經產生并放大。

此后美國政府不斷出臺一系列政策，大量高校與科技企業被列入“特別名單”。雖然美國國務院強調歡迎中國留學生，但事實上，包括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航、西工大等理工科突出的著名高校畢業生2021年出國留學人數與三年前相比，均出現腰斬，大幅下降。

部分著名高校本科生出國出境深造比例 數據來源：各高校畢業質量報告

總之一句話：我不給你培養高層次人才，也不準我們的人才參與你們相關高科技工作。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20年7月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被提級召開，以加強自主人才培養能力。2021年4月，清華大學110周年校慶前夕，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清華大學時明確指出：“建設一流大學，關鍵是要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要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應國家之所需。”并語重心長地談道：“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要，對科學知識和優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隨后黨中央召開的人才工作會，也作出了系統的部署。

坦率地講，面對美國的全面遏制與圍堵，尤其是技術的圍堵，亟需實現科技自強，歸根結底還是需要優秀的科技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去突破，這就是教育在當下的重要戰略任務，急迫而重要。

今天國家面臨的這一形勢，與5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有著相似的一幕。1952年院系調整中，對中國高等教育進行了一場“大手術”，拆解了綜合性大學，組建了大量的專門院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為新中國建設培養了一批急需的科技人才，解了燃眉之急，讓新中國站穩了腳跟。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今天，面對新的戰略任務，需要廣大教育戰線工作者，跳出教育看教育，用系統思維看教育，站位國家發展看教育，而不是只在教育圈子里打轉，只奢談教育理想。

黨的二十大對于這一戰略任務的實現，提出了明確的方向與要求，即 “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要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絕不簡單是高校的問題，更需要有系統思維，從基礎教育打通一體考慮和安排。其中一個復雜而敏感的問題就是如何在確保公平與均衡發展的前提下，系統建立拔尖創新人才的早期發現與培養制度。

與美國掰技術的手腕，核心還是拔尖的科技人才，因此，在這場長期的較量中，拔尖人才的培養至關重要。自然科學多屬于早慧學科，數學、物理尤為突出，這是和社會科學完全不同的，因此，自然科學的拔尖人才的培養，不是從大學才開始的，必須從中學甚至小學就需要考慮。菲爾茨獎年齡限定在40歲以下，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如果40歲還沒有成就，基本就不可能了。

因此，對于拔尖人才的早期發現與特殊培養就至關重要。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強調公平的同時，有著系統的天才培養計劃，高中則設有AP課程，制度化地給不同教育追求和天資的同學提供“先走一步”的機會，提前學習大學課程的機會。

人是有差異的，因此教育上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因材施教，這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教育規律。

但在近年推進教育公平與減負的過程中，一些“一刀切”的做法，比如全面禁止多學，多教，多考，在摧毀一些有違教育公平的錯誤做法的同時，卻未能很好地平衡好“因材施教”，尤其是拔尖創新人才的早期發現與培養，對于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造成了一定的制約與影響，這是必須給予重視，并進行適當調整的。

目前人大附中的早培班，以及清華大學丘成桐班，都是拔尖創新人才特殊的選拔培養模式。但遺憾的是，無論人大附中，還是清華丘班，本質上都是學校個體行為（雖然經過了相關部門批準），嚴格講不是一個國家的制度設計。

圖片來源：央視新聞

面對國家的急迫需要，尤其是對拔尖創新人才的急迫需要，我們有必要系統檢討一些“一刀切”的做法，在確保公平受教育權與均衡發展的前提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做好制度設計，及早發現天才少年，對一部分天才少年統籌制定專門的培養計劃，鼓勵他們多學，多鉆研，早日成為對國家有戰略意義的拔尖創新人才，而不是摁住不準。

當然，這部分人才的發現與培養也是復雜的，需要不斷探索完善，避免走上一些不成功的“少年大學生”的老路。

我們也需要在反對家長盲目“雞娃”、“搶跑”與應試訓練的同時，對中國家長重視孩子教育的優秀傳統文化給與充分肯定，保護，而不是否定，因為家長的重視與投入，也是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與水平的重要文化基礎、社會基礎。

原文載于環球時報，原標題為《陳志文：培養拔尖人才，需要特殊選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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