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輿論場里少不了一個話題：中國人沒有信仰。

他們拿著一份民調數據振振有詞——全球信仰宗教的國家里，中國排名最低，大陸地區只有7%的人信教，60%的人自稱無神論者。

在他們看來，沒有宗教信仰就等于沒有敬畏之心，甚至暗諷中國人道德低下。

但劍橋大學的馬丁?雅克教授卻站出來直言：“你們嘲笑中國的無神論，根本原因是你們看不懂中國人的信仰。”這話說得很直接，卻戳中了中西認知差異的核心。

馬丁?雅克

信仰

西方人總把信仰等同于宗教儀式，這本身就是一種思維定式。在他們的認知里，不信上帝、不去教堂，就等于靈魂沒有歸宿。

可馬丁?雅克研究中國幾十年后發現，中國人的信仰壓根不是“神壇模式”，而是“生活模式”——它不在教堂的尖頂下，而在柴米油鹽里；不在圣經的文字中，而在祖孫相傳的老話里。

西方人遇到難題，習慣雙手合十祈禱“上帝保佑”，把希望寄托在看不見的神靈身上；中國人遇到坎兒，嘴邊常說的是“人定勝天”，骨子里認的是“辦法總比困難多”。

就像洪水來襲時，西方神話里人們等著神諭造方舟避難，而中國故事里大禹帶著人鑿山開河，用“疏川導滯”的實干治水。

一個等神救，一個自己干，兩種態度背后，是對“信仰對象”的根本分歧：西方人信神，中國人信人。

中國人信的“人”，從來不是孤立的個體。清明節全家去掃墓，不只是燒點紙錢那么簡單。

老人會指著墓碑告訴孩子：“這是你太爺爺，當年他靠手藝撐起了整個家，做人就得像他那樣實在。”這種儀式藏著對祖先的敬畏，更藏著“子承父志”的期待。

祖宗的德行成了無形的約束，“不能給祖宗丟臉”這句話，比任何宗教戒律都管用。

就像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紀念的是屈原“寧死不屈”的愛國心；春節貼春聯、守歲，盼的是“家和萬事興”的團圓。這些習俗代代相傳，把忠義、孝道、團圓這些信念刻進了民族的基因里。

西方靠宗教教義和法律條文約束行為，中國人靠的是“道德自律”。“積德行善”“善有善報”這些老話，不是隨便說說的順口溜，而是長輩教育晚輩的“必修課”。

孩子犯錯時，父母不會說“上帝會懲罰你”，而是講“做人要講良心，不然別人戳脊梁骨”。這種從家庭里生長出來的自律，比每周去教堂聽一次講道更深入人心。

從這個角度看，馬丁?雅克說，西方人的信仰在教堂，中國人的信仰在生活，這話一點不假。

從不信“躺平”

要理解中國人的信仰，得先看看東西方神話里藏著的文化密碼。西方神話里的神，大多自帶“特權”。

宙斯荒淫暴虐，卻能穩坐神座；上帝不高興了，就用洪水懲罰人類，而人類只能乖乖祈禱贖罪。可中國神話里的神，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而是“實干出來的榜樣”。

宙斯雕塑

女媧補天不是因為她天生是神，而是她看到天塌地陷、百姓受苦，主動煉五色石補好天空；神農嘗百草不是為了自己成仙，而是為了幫百姓找到治病的草藥，最后因嘗毒草去世；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靠的不是神力，而是“改堵為疏”的智慧和“公天下”的責任。

這些被中國人尊為神的人，共同點都是“為人間做事”。

神農嘗百草

中國人對神經常是處于“務實態度”。廟里的神要是“靈驗”，香火自然旺盛；要是連著幾年“沒動靜”，老百姓可能就會改奉其他神。

就像西方傳教士早年帶著圣經來中國時發現的：要是教會停止發救濟糧，信教的人就少了一大半。

這在西方人看來是“信仰不虔誠”，可在中國人眼里，神就是要對人負責，這徹底打破了西方“人必須服從神”的思維定式。

馬丁?雅克說，西方宗教總教人們“如何祈求神恩”，可中國祖先留下的智慧是“如何靠自己活下去”，這兩種信仰的方向，從根上就不一樣。

跨越千年

西方人總說中國人沒有宗教，所以沒有凝聚力。可他們沒看到，中國人靠另一種方式，把文明的火種傳了五千年——那就是“祖先崇拜”和“家國一體”的信仰。

“孝”字的甲骨文寫法很有意思，上面是“老”，下面是“子”，意思是子女要承接父母的志向。

“孝”甲骨文

清明節掃墓時，長輩會給孩子講家族歷史：“你爺爺當年在戰場上沒丟過臉，你爸爸做生意從沒坑過人，咱們家的人走到哪兒都要挺直腰桿。”

這種家族榮譽感，比任何宗教教義都能激發人的責任感。一個人要是做了壞事，不僅自己抬不起頭，連祖宗都會被人戳罵，這種“怕給家族丟臉”的心理，成了最有效的道德約束。

這種家族信仰慢慢擴展成了“家國情懷”。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中國人把對家族的責任延伸到了對國家的擔當。

大禹治水不是為了個人名聲，是為了“九州安寧”；屈原投江不是為了個人解脫，是為了喚醒家國大義。這種“家是小的國，國是大的家”的觀念，讓中華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沒中斷的古文明。

馬丁?雅克說中國是“文明型國家”，就是因為這種信仰把家族、宗族、國家擰成了一股繩，哪怕經歷戰亂分裂，最終總能重新凝聚。

這種信仰的力量，在制度和習俗里隨處可見。漢武帝搞中央集權，不是靠宗教洗腦，而是靠“天下一家”的理念；唐代開科舉選官，不是看誰信神虔誠，而是看誰有真才實學、能為百姓做事。

就連儒釋道三教在中國能和平共處，也是因為它們都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佛教講“因果報應”，最終落腳點是“做好人”；道教講“得道升仙”，核心是“修德行善”；儒家講“仁義禮智信”，直接規范人的日常行為。

這些思想看似不同，卻都在教中國人“如何做個對家族、對社會有用的人”。

對比西方就更明顯了。西方靠宗教教義維持社會秩序，不同教派之間經常打得你死我活，歷史上燒死異教徒的事屢見不鮮；

而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佛教寺廟、道教觀宇、伊斯蘭教清真寺能在一個村子里和平共存，逢年過節還能一起吃頓團圓飯。

這種包容不是沒原則的妥協，而是信仰里的“和而不同”——只要對人有益、對社會有用，就值得尊重。這種胸懷，是靠神權維系的西方信仰很難理解的。

務實與包容

西方人總疑惑：沒有宗教約束，中國人怎么保持社會秩序？他們沒看到，中國人的信仰從來不是“虛無縹緲的教條”，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智慧”，這種務實和包容，讓中華文明在五千年里不斷煥發生機。

中國人的信仰有多務實？西方人信上帝能拯救靈魂，可上帝不會幫他們還房貸；中國人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靠雙手打拼真能從農村走進城市，從貧困過上好日子。

“積德行善”不是為了死后上天堂，是相信“幫人就是幫自己”；“家和萬事興”不是吉祥話，是無數家庭驗證過的生活真理——家人和睦了，才能集中精力干事。

這種“信仰能當飯吃”的務實，讓中國人很少做“不切實際的幻想”。

就像中國人做飯，菜譜上寫“一勺鹽”“少許醋”，沒人會較真到底是幾克，憑經驗和感覺就行；可西方菜譜要精確到“鹽5克”“糖3克”，甚至有人做飯時旁邊放天平。

這背后是兩種思維：中國人相信“實踐出真知”，靠經驗積累比死記規則更管用；西方人依賴“外在標準”，覺得沒有精確規則就會出錯。

這種差異延伸到社會治理上，就是中國能在短時間內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西方常因規則僵化陷入扯皮——這就是務實信仰帶來的效率優勢。

包容則讓這種信仰更有韌性。中國歷史上，佛教從印度傳來，慢慢和本土文化融合成“中國佛教”；伊斯蘭教傳入后，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伊斯蘭教。

現在的中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能做鄰居，不同宗教的信徒能一起參加社區活動。這種包容不是“沒原則的退讓”，而是相信“各種信仰只要勸人向善，就有存在的價值”。

反觀西方，無神論者在美國的信任度甚至比強奸犯還低，不同教派之間至今矛盾不斷，這種狹隘讓他們很難理解：沒有統一宗教，社會怎么可能和諧？

馬丁?雅克在《大國雄心》里說，中國不是普通的民族國家，是“文明型國家”。這個判斷很準——中國人的信仰，本質上是五千年文明積累的“生存智慧”。

從夏歷指導農民耕種，到周禮規范社會秩序，再到現代的“一帶一路”和平發展，中國人信的從來不是“某個神”，而是“能讓生活變好的道理”，信的是“自己的努力”“祖先的智慧”“集體的力量”。

這種信仰，不需要教堂的穹頂，卻能在除夕夜的團圓飯里看見；不需要牧師的講道，卻能在長輩“做人要實在”的叮囑里聽見；不需要圣經的文字，卻能在“家國平安”的期盼里感受到。

它或許不顯眼，卻支撐著中華民族走過戰亂、饑荒、災難，一步步走向強大。

所以當西方人嘲笑中國的無神論時，馬丁?雅克才會說他們“看不懂”。因為他們站在宗教信仰的框架里，永遠理解不了：有一種信仰，不用跪拜神壇，卻能在煙火人間里扎下深根；不用神的保佑，卻能靠人的力量，讓文明薪火相傳。

這種信仰，或許不被西方理解，但它實實在在地讓中國在五千年里活了下來，并且活得越來越好——這就是中國信仰最硬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