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衡水二中學子的求救信刷屏網絡，從前幾年的豫章書院到今天的衡水二中，教育產業化背后的集中營管理模式，以及管理奴隸主對待奴隸一般的方式對待學生，似乎從來沒有中斷過。

這篇求救信原文已經由于種種原因難以尋覓。但是其中的字句，卻深刻地刻在我的腦海里。該學生講述了自進入衡水二中以來，與外界隔絕的狀態，沒有人知道衡水二中的學生遭遇了什么。

被肢體和言語上面的凌辱，早已成為家常便飯。學生的課余時間，被盡可能地壓榨殆盡，甚至用餐的時間都被極度嚴苛地管控著，即使有迫于無奈分秒間的超時，便會以一種非常羞辱的姿態在教室外受懲罰，遭受眾人異樣的眼光。

可以把人淹沒的試卷和習題集自然不用多說，一旦考試中，學生做錯了一些題目，便會被要求謄抄很多遍，當眾被責罰，更是家常便飯。跑操過程中，一旦出現速度跟不上或是鞋帶擠掉，也是同樣的待遇，更讓人憤慨的是，當學生出現身體不適的時候，只會被帶去醫務室一次，后續身體還有狀況，連這都不被允許。

學生們所接觸到的校內老師與輔導人員，在這樣集中營式的環境下，似乎早已把教書育人拋在腦后，每天只是機械地執行著學校管理層所指派的任務和指標，死板地對照那些繁瑣而又非人道的條條框框，管理著每個學生，不知不覺之間，成為踐行“平庸之惡”的幫兇。

這樣的學校，肯定還不止一所，無數雙看不見的黑手，正在吞噬著茁壯成長的生命，這個問題，值得所有人關注，畢竟，每個人的孩子，都有可能成為被迫發聲的學生的一員。

壹

早該破滅的“高考神話”

這樣的集中營學校出現的根源，還是源自于“高考神話”，在很多人的認知當中，只要高考能夠考到高分，過程怎么樣并不重要，所謂吃苦三年，換一輩子幸福

在今天，這樣的觀念應該有所改變了。要知道，自從恢復高考到千禧年的初期，這二十多年，高考相對沒有那么卷，連習題都是一種相對稀缺的資源。

時常聽起父輩們說過，當年為了提分，不惜騎著自行車，跑遍大街小巷，找到一本新出的習題集，誰能夠搶先把里面的題目做會，誰就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

所以說，在過去的時候，高考競爭，還充斥著對資源的探索與尋覓，這也是一個非常考驗個體全方位能力發揮的過程。在今天，則完全不一樣了。

首先，今天參加高考的人數已經是當年的指數倍了，競爭越來越激烈，命題規律也被摸索多年，作為個體，很難再像當年一樣發揮探索稀缺資源的能力來取勝。這就給了標準化流水線的填鴨式培養，更多的操作空間。

其次，要深刻意識到，在今天，高考已經不是改變命運的唯一手段，并不是每個人天生下來都適合去走讀書做題的路。我們還要看到，從21年開始，每年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已經超過一千萬，就業一直是困擾廣大畢業生的難題。

在和HR朋友聊天的過程中，經常聽他們抱怨面試工作的畢業生，眼高手低，對自己的定位不清晰，很多時候面試他們，對自己也是一種煎熬。

所以，在最應該塑造人格，培養興趣和樹立三觀的年紀，在一個逼仄的環境中做著單調的事情而同時又遭受無盡的折磨，最后只為了成為那一千多萬人群中的一個分子，這樣是得不償失的。

作為家長，在選擇學校之前，一定要盡可能地實地調研，切忌輕信那些假大空的包裝，在今天，每個孩子健康的心路歷程遠比最后寫在成績單上的分數重要無數倍。

貳

教育的“黑產化”

每一個學校都會用光榮榜和多少人考取了高分來證明自己的教育水平有多優越，其實，數據往往具有欺騙性，實際上也并未有外表看起來的那么光鮮亮麗。

就列舉一個筆者所熟知的例子吧，在江西某地，有那么一兩所高中，依靠每年出高分，出“狀元”讓無數家長和學子趨之若鶩，尤其是復讀生，深信去那里復讀就可以改變命運。

實際上，別人早就把復讀和教育，搞成了公開的產業。首先，對復讀生，是根據你的分數段，明碼標價的。極高分數的學生，甚至可以免費復讀，或者是象征性地交一點學費。

而400分上下分數段的學生，則需要交好幾萬的復讀費用。然后在宿舍等硬性條件的分配之上，會盡可能地偏向于那些本身高考分數就很高的人，直白地說，用低分考生所交的學費，去供養那些本身成績就特別好的“發揮失常”的學生，然后靠他們取得高分為學校裝點門面，這是教育產業化中常見的手段。

至于衡水二中這種殘酷對待學生的手段，說直白點，就是把學生當成人礦、耗材。全然不顧學生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盡全力壓榨所有人的時間和精力，幻想大力出奇跡。這樣的高壓之下，自然是有一部分人可以取得相對好看的分數，每年放榜的時候，學校依舊可以獲得非常好的名聲。

這背后的心酸，背后的血與淚，也只有當事學生知道了，無數心智受到過嚴重打擊甚至是摧殘的人，是需要花費很長時間來彌補他們內心的創傷的，怎么能夠指望這些學生在高校中乃至后來步入社會，能夠在自己向往的領域做出一番成就呢。

叁

自上而下的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這個概念，出自歷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提及的概念。簡單通俗地來說，就是普通人，每天在自己的崗位上做著自己的工作，可如果自己的工作是作惡的一部分的話，他們自己也全然不知，一步一步執行著。

可以肯定一點，像衡水二中這樣的管理層，制定這樣繁瑣而又反人類的規定來約束學生，本質上就是以一種低成本榨取耗材的方式來換取表面上的榮譽。

畢竟在看似光鮮亮麗的分數背后，大家往往會忽視慘無人道的背后。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教育從業者，自然也不會想到去呵護每一個學生的心靈，因材施教那些。他們每天所需要做的，就是執行這些規章制度上的東西，活生生地將自己從一個教育從業者變成監工或者是包工頭一樣的角色。

再講一個自身經歷的故事吧，上小學的時候，不知道是誰拍出腦瓜想的辦法，每節課，每一門作業，喊一個同學來記名字，每天讓這些同學上臺，點名，哪門課誰誰誰不守紀律，誰誰誰的作業又忘記交了。

更有甚者，采用小組之間積分的方式，誰扣的分多，整個小組都有可能跟著挨批評遭殃。這樣一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還是孩童時期，就學會聚集身邊的人，對表現相對較差的同學孤立，群起而攻之，不要低估他們，他們完全可以根據個人喜好選擇包庇或者是記上某人。

我之前對這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教育工作者，會把商鞅的連坐，契卡的肅反套路運用到教書育人之中，這是師范院校畢業的還是克格勃畢業的？

時至今日，我也就我的認知說一句吧：帶有權力的控制欲與機械地執行命令，可以短暫遮掩很多問題，讓人眼不見為凈，久而久之，這些施暴者，就會越發上癮地使用這種方式來進行管理。受害者，往往就是這些無辜而又沒法選擇的孩子們。

要想杜絕衡水二中這樣的慘劇，除了發聲之外，從家長到更上級的管理者，應該聯動并且探索，主動了解當前的社會狀況，與孩子一起認識世界，探尋不同的出路，從根源上盡可能減少這些施暴者的空間。

而那些行使“平庸之惡”的管理者與執行者們，應該讓他們明白，教育不是將惡魔行徑合法化的外衣，惡行無論在什么樣的借口下進行，都應該受到應有的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