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司法過程中堅守刑事司法的謙抑立場，應當明確以下幾點：

一是對于不構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刑事執法司法機關堅決不要管。如對于民事糾紛案件、治安管理處罰案件，不得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發現有非刑事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應當堅決停止追訴。這是堅守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也是堅守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更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要求。把不是刑事案件當作刑事案件追訴，這是濫用職權侵犯人權的行為，反過來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是對于刑事與民事、行政交叉的案件，簡稱“刑行民”交叉案件，要根據案件性質和相互交叉的具體情形，依法區別處理。對于不構成犯罪的刑行民交叉案件，要及時移送人民法院民事、行政部門作民事行政案件處理，絕不按照刑事犯罪處理；對于構成犯罪的刑行民交叉案件，嚴格依法按照刑事案件處理；對于部分構成犯罪、部分不構成犯罪的，應當分別處理，不得一律按照刑事案件處理；對于刑事案件或行政民事案件界分不清的，一律按照非刑事案件處理。

三是對于刑法及相關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危害行為，通過擴張解釋也無法納入刑法規定范圍的，即使社會危害性嚴重，社會輿論反映強烈，也不得按照犯罪處罰，要防止通過類推解釋定罪量刑，堅決貫徹刑不溯及既往的法治精神。刑事司法原則上不能填補刑事立法的空白或漏洞，刑法的空白或漏洞只能通過修改完善立法來填補，解鈴還需系鈴人，不勞司法去操心。刑法的正當性表現在刑法是“先教后誅”或者說“廣而告之”的法律，不是“先斬后奏”或者“秋后算賬”的法律。

四是對于刑法中模糊條款或概括性術語的解釋，要符合形式邏輯、思維邏輯和實踐邏輯，符合人權保障要求。如對于現行刑法中418個“其他”概念的解釋，就應當堅持正確的解釋原則。比如，對于擴充公權力的“其他”規定，要嚴格限制解釋，體現法無授權不可為；對于賦予自然人和其他社會主體的“其他”規定，可以作寬松解釋，體現法無授權即可為；對于與明確條款并列的“其他”規定，應當采取相當性的解釋原則，即“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其危害性要與明確規定的危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當。不得把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解釋的很嚴，而把保障公權力的條款解釋的很寬，從而違背刑法謙抑精神。

五是對于事實、證據有疑點的案件，客觀事實真相無法查清的案件，窮盡刑事訴訟程序也無法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依法及時按照疑證從除、疑罪從無、疑案從寬的精神處理。這里的疑證，是指客觀性、真實性或合法性存在疑點且無法排除的證據，應當依法排除。要堅決落實刑事訴訟中公訴方的利益歸公訴方，被告方的利益歸被告方，不確定的利益歸被告方的原則要求。這既是有利被告原則的應有之義，也是刑法謙抑精神的基本要求。

六是對于刑法明文規定的危害行為，在處理時要體現嚴懲極少數、寬容大多數的精神，從嚴懲處必須有理有據，從寬處理言之有理即可。具體情況是，可訴可不訴的不訴，用足刑事訴訟中的不起訴手段；可判可不判的不判，用足非刑法處理方法，盡量控制犯罪圈；可輕判的盡量輕判，不要重判，以體現用刑節儉刑法寬容；可判主刑可判附加刑的，選擇附加刑，以減少被告人服刑之累，節約國家行刑資源；可判法定最高刑期或者最重刑種，也可以不判的，盡量不判最高刑期或最重刑種，以體現嚴格控制重刑特別是死刑的適用，落實刑事判決經得起法律檢驗和歷史檢驗的要求。

胡云騰

最高人民法院

來源：裁判如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