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期“企業史研究”公眾號選取《中共黨史研究》在2000-2022年度所刊發的企業史文章,擬分上下兩期刊發。選擇標準圍繞“企業組織、企業家和企業生長環境”三方面:①以企業組織為核心,涵蓋了對企業組織制度、發展演變、經營管理、產權結構和會計制度等方面的研究;②以企業家為核心,對企業家、企業家群體和一般企業職員的群體研究,如企業家精神、職工運動、同業團體和商人經營活動等的研究;③以企業生長環境為核心,企業與外部環境(外部經濟形勢、國家經濟政策、社會發展狀況)的互動研究。
——曹寧
論文基本信息
1.《論三線建設與四川經濟跨越式發展》
作者:寧志一
摘要:三線建設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論述了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資源優勢成為黨中央考慮經濟戰略縱深配置的首選省,強調了第一代領導人決策三線既有備戰的因素,也有改變中國西部地區經濟落后面貌的強烈愿望。文章闡述了以三線建設為契機,四川的現代化建設上了一個大臺階,以及8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對三線企業的挑戰和給三線企業帶來的機遇。
——2000年第4期
(四川三線工廠舊址)
2.《加強私營企業黨建工作 促進私營經濟健康發展》
作者:尹福瑛
摘要:加強私營企業黨建工作是新形勢下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新課題、新領域。近年來,隨著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私營企業的黨建工作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各級黨組織對私營企業黨建工作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由于私營企業的快速發展,黨建工作相對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本文根據當前私營企業存在的黨組織建立難、黨組織發揮作用難等問題和原因,就如何在私營企業建立健全黨的組織,怎樣發揮私營企業黨組織的作用,確保私營經濟健康發展等問題,作了一些思考。
——2001年第5期
3.《關于優秀企業主入黨問題的調查》
作者:石仲泉,袁尉,黃一兵
摘要:江澤民“七一”講話是當代黨史中非常重要的內容。研究當代黨史,就要研究“七一”講話,特別要研究講話中提出的那些新觀點、新論斷。關于私營企業主入黨,就是其中最為人們關注的問題。為了對這個問題有所了解,我們決定赴浙江這個非公有制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做一次實地考察和專題。
——2002年第3期
(”七一“講話)
4. 《新中國成立前后內地企業家遷港及回歸現象概論》
作者:張曉輝,胡曼
摘要:新中國成立前后,在中國內地和香港之間曾有一種獨特的經濟現象,即40年代末眾多企業家出于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絕望和對共產黨政策的不了解,紛紛南遷香港。但不久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及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影響下,加以本身愛國心之驅動,其中不少人又回歸內地。這“一去一回”充分反映了民族資本家在新舊兩種社會制度下截然不同的前途和命運,也對香港和內地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2005年第3期
5.《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外資企業改造中的轉讓》
作者:張侃
摘要:新中國建立后,外資企業作為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重要體現,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負面影響。隨著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逐步展開,改造外資企業是歷史的必然。但受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建國初期的外資改造過程比較復雜。上海作為舊中國外資企業最為集中的地區,有關部門進行了多種改造方式的摸索,形成了以"轉讓"為主的擠壓方式,運用合理、合法的經濟手段完成了在華外資企業的改造,將其轉化為國營企業,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2007年第6期
(上海百老匯大廈)
6.《國有企業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
作者:蕭冬連
摘要:1978年決策層在醞釀改革時,都聚焦在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上。改革從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權起步。然而,由于受計劃體制的整體束縛,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雖然有些短期成效,卻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而且引發出新的矛盾。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超越放權讓利的思路,尋求趨向于建立市場體系的整體突破,但在高層未能取得共識。
——2008年第1期
(陜西寶雞縣,國營企業職工慶賀超額完成經濟指標)
7.《論新中國成立初期內遷工廠特點及對河南經濟的影響》
作者:孫建國
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沿海企業為應對美蔣經濟封鎖與軍事轟炸,響應政府內遷號召,將企業遷往內陸地區。河南是內遷工廠主要遷入地,工廠內遷對河南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內遷工廠不僅改變了輕工制造業方面的地區經濟布局,滿足了遷入地人民生活對輕工業產品的需要,而且帶來了大量的機器設備和技術人員,對于促進技術人才的培養和進一步技術革新奠定了基礎,同時也促進了遷入地人口的就業。
——2009年第12期
8. 《改革開放前二十年浙江省社隊企業發展的歷史回顧》
作者:扈映、范鈞
摘要:1958年至1978年,浙江省以社隊企業為代表的農村工業的發展已經走在全國前列。本文對浙江社隊企業發展的歷程進行了回顧,分析了社隊企業的發展環境深受國內政治局勢特別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演變的影響。文章還分析了這一時期浙江省社隊企業面臨的特殊區域環境,并對其主要特征和貢進行了總結。
——2010年第9期
9.《商務印書館與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作者:楊鳳城、張春燕
摘要:新中國建立前后,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私營出版企業普遍面臨困境。對此,在"合理調整工商業"的政策背景下,1950年商務印書館通過實行出版與發行分工、接受國家加工訂貨、調整出版方向等舉措,開始了整頓和初步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商務印書館率先實現全面公私合營,運營機制發生根本性變化,完成了企業的國家化。商務印書館的改造歷程極具代表性,并體現了私營出版業的特點和時代的變幻。
——2010年第10期
(商務印書館)
10.《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企業民主管理研究》
作者:王強
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企業民主管理形式經歷了協商、監督和接管的發展演變,這是黨和政府的主導推進、工會的組織協調和大多數資本家的接受認同所產生的結果。私營企業管理制度的民主改革與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既有質的區別,又有內在聯系,管理制度的改革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為所有制的變革作了重要的醞釀和準備。
——2011年第4期
11.《國家政策調控與社隊企業的生存》
作者:吳淼、吳雪梅
摘要:在人民公社時期,以農村工副業為經營內容的社隊企業被納入整個國家的宏觀規劃之中,服務和服從于社會主義建設,沒有享有獨立發展的空間。為了實現工業化、發展農業以及改善國民經濟,國家鼓勵和支持社隊企業的發展。但是,迅速發展的社隊企業與農業、城市工業存在的競爭,超出國家許可的范圍并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秩序而受到限制。在國家的發展戰略沒有調整的情況下,社隊企業的定位總是搖擺不定的,直到"經濟合理原則"確立后,其生存的合法性最終得到認可。
——2011年第11期
(社隊企業)
12.《從引進到贖回:新中國初期的中蘇合資企業》
作者:吳文瓏
摘要:中蘇合資企業的引進是毛澤東首次訪蘇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中蘇雙方的共同意愿。在"平權合股"原則指導下,盡管中蘇雙方仍存在一些經濟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但合資企業總體上對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帶動作用。從合資企業被引進到贖回的歷史過程看,《中蘇貸款協定的議定書》和《補充協定》的簽訂,以及新任蘇共高層對"合資"的否定和保留態度,決定了其最終走向終結的命運。
——2013年第3期
(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
13.《略論三線建設在廣安的發展及影響》
作者:王小蓉
摘要:廣安因其豐富的資源優勢和獨特的地域優勢而成為四川三線企業布點較為集中的地區,在華鎣山中段及嘉陵江、渠江沿岸先后有十家軍工企業、三個煤礦和一個水泥廠布點建設,為共和國三線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三線建設也對廣安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以廣安為視角,透視三線建設在西部的影響,希冀對正在深入推進的西部大開發有所借鑒。
——2013年第3期
(廣安市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
14.《國有企業改革之路:從“放權讓利”到“制度創新”》
作者:蕭冬連
摘要:國有企業改革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之役。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放權讓利和1992年以來制度創新兩個階段。大批國有中小企業改制對產權多樣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公司化改造使國有大中型企業走上了市場化道路,盡管對此仍然存在諸多爭論。
——2014年第3期
15.《上海私營企業的工資調控研究(1949—1952)》
作者:包樹芳
摘要:從1949年至1952年,為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私營企業工資調控成為黨和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先生產后生活"的理念指導下,控制工人工資水平成為調控方針。上海市政府對私營企業工資的調控歷程,既呈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在收入分配領域的初步探索,又揭示了私營企業工人在利益訴求方面與國家的復雜關系。
——2014年第5期
(上海私營紡織企業永安紗廠與申新紗廠)
16.《計劃時期國企“父愛主義”的再認識——以單位子女就業政策為中心》
作者:田毅鵬、李珮瑤
摘要: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學界發起的對計劃主義的反思批判中,父愛主義一直被視作計劃時期體制僵化和關系主義的最主要表現而備受詬病。但人們卻似乎很少對父愛主義產生、發展以及走向制度化的具體過程展開研究,對其運行所面臨的諸多復雜制約因素更是關注不夠。以子女就業政策為中心,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前的子女接班頂替基本上是作為一種補償性、照顧性的福利政策提出的,涉及面較窄,社會影響不大,基本上沒有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出臺,是一種"有原則"的父愛主義。70年代末,為解決文革時期長期積累的就業重壓,國家全面啟動子女接班頂替和廠辦大集體制度,對解決企業子女就業問題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企業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往往使用"化大公為小公"的實踐策略,使得子女頂替和內招制度弊端叢生,國家文件及政策原有的制度設計被消解,最終導致短暫膨脹的父愛主義和該制度迅速走向終結。
——2014年第9期
17.《新中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變革與生存——以劉鴻生家族上海章華毛紡公司為例》
作者:趙晉
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國家不得不采取經濟統制政策,私營企業一度陷入產銷困難的局面。本文以劉鴻生家族上海章華毛紡公司為個案進行考察,剖析私營毛紡業的困難根源,描述劉鴻生如何在政府的引導下進行原料、市場、生產結構、機構設置等方面的改革,力圖反映這一時期私營企業與政府政策和市場變動間的復雜關系,說明私營企業走向公私合營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其根源要追溯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始。
——2014年第11期
(章華毛紡織公司廣告)
18.《經濟政策的政治理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計件工資制的存廢》
作者:林盼、朱妍
摘要:本文考察了20世紀50年代計件工資制度從大力推廣到全面取消的過程,并剖析了其背后的政治理念。急速推廣計件工資制,既是全面學習蘇聯的組成部分,又是執政黨力圖通過物質激勵的方法提升經濟發展水平的嘗試。但是,計件制的迅速鋪開引發了工人內部矛盾和企業管理亂象。由于計件制蘊含的績效主義和個體至上傾向與中共領導人的理念相悖,而且該制度過于強調經濟刺激作用,有可能產生激化社會矛盾、削弱執政基礎的結果,因此,取消這一制度存在政治方面的考慮。本文認為,計件制的推廣和取消過程,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工業管理和社會治理理念的深刻轉變。
——2015年第5期
《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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