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創始人之一便是李大釗。12月，在南京讀書的張聞天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1933年1月，張聞天進入蘇區，他一生的輝煌就從蘇區、反圍剿戰爭中開始，對教員從陌生，到排斥，最后心服口服堅定成了他的鐵桿。

張聞天之前在美國和蘇聯8年留學，成為了以王明為首的28半布爾什維克成員之一，回國后，年紀輕輕成為了蘇區的宣傳部長。而教員卻忍受人生中的最低谷，他在寧都會議上，被剝奪了軍權，踢出決策層。

紅軍的一切事務，落到了博古的手里，他和張聞天都是從莫斯科出來的，關系很鐵，博古認為他會忠于他，因此博古開啟了用蘇聯的教條模式指導中國革命的時代，大家都沒經驗嘛，借鑒別人的成功經驗無可厚非，張聞天率先發現在實際工作中，蘇聯的教條模式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完全不搭，對教條主義產生了懷疑！而博古依舊沉醉在蘇聯的膚淺經驗下，無可自拔。

作為中國革命的二號三號人物，張聞天和博古之間有裂縫，在抗日中，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博古覺得，統戰對象只要國軍的士兵和下級軍官就好了，張聞天認為還不夠，國民黨的上級軍官也可以爭取過來；

博古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剝削，必須下大力氣嚴格限制，而張聞天認為沒必要一棒子打死，可以靈活利用資本，讓他們注入資金，激活蘇維埃的經濟；

福建事變發生后，張聞天看到好機會，他建議聯合蔡廷鍇、李濟深等共同反蔣抗日，而博古卻沒覺得這是好機會，反而當成兒戲，錯過了好時機。

總之，博古對張聞天的態度是——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因此雙方看彼此越來越不爽了！

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出手了，他讓張聞天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這個職位原來是教員的，博古打仗特別菜，但他在權謀上還是有章法的，既把張聞天打發離自己遠遠地，不讓他在耳邊聒噪，同時讓教員對張聞天心生芥蒂，一舉二得啊！

廣昌戰役結束后，極度不滿意的張聞天大聲質疑博古的決策，博古大怒，當即讓他巡視閩贛的工作，讓他徹底走人，剝奪了他的最高決策權力。

1934年8月，瑞金沙洲壩遭到轟炸，教員和張聞天搬到云山古寺居住，倆人正逢低谷，心情不快，同是天涯淪落人，又巧合成了鄰居，一來二往，關系從路轉粉。張聞天和教員多次接觸，驚喜地發現，一個不修邊幅的高個子，格局如此宏大，見識如此深不可測，談吐如此高級，和博古根本不是一個層次！

而且教員最熟慣下基層調研，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資料，張聞天嘗試學習一下他，發現工作并不難，不像博古那樣，啥都不知道就坐在辦公桌上指手畫腳，毫無邏輯，而教員胸有成竹，原來是他什么都搞明白了，才能對癥下藥。張聞天還和教員合作寫了《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

這時候，張聞天變了，他不再是夸夸其談的留蘇派，而成為了教員的實事求是派的忠實擁簇。教員也喜得一員實力不弱的大將，為他將來重掌軍權奠定了基礎！

長征前夕，紅軍轉移事務繁雜，博古、李德、總理的三人團日理萬機，無暇顧及很多瑣事，因此，教員、張聞天、王稼祥主動申請幫忙，得到批準，編入軍委二隊。

三人湊在一塊，除了處理日常工作以外，更多的時間暢談，張聞天向教員吐槽博古的種種兒戲決策，王稼祥也講了大量的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和細節。教員和他們詳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前幾次反圍剿的成敗、對比、李德博古的教條主義危害有多大，怎么挽救紅軍，只有一個法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說得張聞天和王稼祥，五體投地，佩服不已。

因此，兩個戴眼鏡的斯文書生，心里萌生了讓教員站出來主導革命的念頭，這兩個人的分量不容小覷。

我黨最大的利器就是開會總結，從12月4日開始，紅軍轉移到越城嶺的苗族聚居區，教員、張聞天、王稼祥開始正面批評博古和李德；11日，李德想要去湘西和賀龍會師，教員認為去貴州，張聞天、王稼祥和總理舉手贊成，給李德一個下馬威；15日，黎平會議上，教員不同意李德去湘西，建議去貴州的遵義，張聞天、王稼祥、總理再次贊成，決定到遵義，好好開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

博古李德是蘇聯派來的，他們說話經過慘烈的敗仗，已經不再管用了，張聞天和王稼祥一次次堅定支持教員，兩條不同的路線，教員的實事求是，占了上風！博古的教條主義，注定要掃進垃圾堆里！

1935年1月15日，著名的遵義會議召開。

博古做了主報告，舉重避輕大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是敵人力量太強、紅軍各部隊配合不夠緊密、蘇區的經濟不行等等，聽上去讓人覺得他就是甩鍋，用客觀因素掩蓋主觀的錯誤。

總理做了副報告，他沒有找客觀原因，而是承擔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承認第五次反圍剿是徹底的軍事指揮錯誤，赤裸裸打了博古的臉。

最后，張聞天做了一個反報告，用種種事實舉例說明，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路上的失敗，都是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這口鍋你們別想甩！

張聞天和博古沒有私仇，只是想法不同，他們的分歧沒辦法調和，他的地位次于博古，書記處有4人，博古、張聞天、總理、項英。項英在蘇區，遵義會議上就來了這3人，他對博古的開炮，相當震撼！

接下來教員做了報告，講了1小時，詳細地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錯誤，說得大家頻頻頷首。王稼祥發言支持教員重出江湖，執掌軍權。

功勞最大的是張聞天和王稼祥，沒有張聞天，博古和李德根本不會認錯，沒有他出來炮轟，教員的話目前是人微言輕，其他的人都是打仗的，沒有多少話語權，只有張聞天話語權最重！

教員開始走上了前臺，他主導的路線，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在教員眼里，路線問題決定了政治地位，多年從未變過！

遵義會議結束后，張聞天晉升總書記，他負責管理黨務，教員管理軍務，革命走向了“洛毛合作”的時期。這時候的組織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最高領導必須和共產國際有直接的聯系，和共產國際親密的博古下臺了，下一個自然就是張聞天了。

教員支持張聞天做總書記，也是方便他的工作開展，畢竟張聞天為人厚道，不愛爭權奪利，甘心做綠葉，因此他們合作得很好。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到1938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署名的電報有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聯名的就有286件，占總數的64%。

之后，張聞天逐漸地退出，把所有的工作移交給教員。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帶回共產國際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關于領導人的建議：“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根據這兩條指示，在9月召開六屆六中全會。

張聞天在會后提議，他希望最高領導職務交給教員來做。到了1943年，書記處設立主席，教員擔任這一職務，張聞天退出核心決策層，與教員合作到此結束，完成了過渡的使命。他卸任以后，主要負責宣傳教育工作，偶爾去晉陜兩省搞調研。

張聞天有時候過于書生氣，多年后，他在一次重大會議上，又來一次炮轟，教員批評他不懂馬克思主義所以看不懂國家的政策路線，文武聯手危害極大，以后要多讀書多調研多思考，痛改前非。說的就是張聞天和彭大將軍，會議結束后，他們就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革命年代的時候，他能看懂教員的雄才大略，到了和平建設年代，他就不能理解教員的理想抱負。因此，再親密的合作者，也就分道揚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