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婷????

《芭比》導演格蕾塔·葛韋格在接受《Vouge》雜志采訪時，笑談自己為什么會對芭比樂園感興趣——芭比樂園與伊甸園乃至創世紀里亞當肋骨變出夏娃的神話完全相反，“芭比才是最早被創造出來的那個，肯在芭比之后被創造，主要還是為了提升芭比在世界和我們眼中的地位”。

格蕾塔的解釋和解釋方式帶有開玩笑的意味，但這樣的狡黠也是她作為電影導演極具辨識度的表達方式。從《伯德小姐》到《小婦人》再到商業化特征更強的《芭比》，格雷塔總是能用不經意的姿態點明女孩不斷在經歷，卻不被普遍訴說的“真理”，再經由銀幕或電影的其他形式，將無數“真理”時刻定格成相應觀眾的永恒瞬間。

對部分（和我有同感的）觀眾來說，《芭比》的其中一個瞬間也來自于芭比在車站，以及芭比和“芭比之母”談話時刻。格蕾塔在《紐約時報》的采訪里也解釋過設置這個場景的用意，和“創世紀神話反面”一致的邏輯，“上帝是一個慈愛的祖母和母親，上帝當然會告訴你‘親愛的，你已經做得很好了’這才是我想傳遞給觀眾的感受……如果沒有這個場景的話，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拍這部電影了”。

《芭比》是一部電影，也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當我們掌握了這個視角，不依靠任何指引就能知道，沒有不可被質疑的規則，沒有從來就該如此的世界。

我們很容易驗證《芭比》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女性主導的團隊構成，及作品承載議題與表達主題外。最重要的，《芭比》從視覺、剪輯、場景設置到敘事方式，都充滿了女性能夠超越語言，直接體認的生命經驗。

作為文化作品，《芭比》的調色、音樂、場景美術和符號象征等意味，都有更豐蘊的學術坐標作參考理解。對所有從小玩過（可能是盜/其他版）芭比娃娃的女孩來說，直到芭比完全走出芭比樂園之前，我們都知道這些所謂看似碎片化且有點非時序性的鏡頭，是在什么樣的邏輯中運行。

芭比樂園作為已實現了“女性掌權”的飛地，無論是一絲不茍的妝發，從天而降的優雅登場，還是假裝吃飯的得體姿態等細節，固然都自帶有的放矢的精彩諷刺意味。但首先，對玩過芭比，且在童年時期，會把芭比當成未來理想化自己的女孩來說，我們會知道那也是我們的芭比，也是我們和芭比的游戲方式。

這種說法并不夸張，考慮到國內直到上世紀80、90年代才開始的普遍外貿流通，《芭比》電影里那個真心喜歡過芭比，和芭比有“情感羈絆”的母親，她成長經驗所對應的或許是國內90后一代的女孩（一線城市則會更早）。另一方面，因為90后一代多是獨生子女/來自雙職工家庭，無論性別，我們都會更容易理解并代入和玩具產生情感羈絆，甚至是“心靈感應”的原因來自哪里。

在當時那場可以靠想象完成的游戲中——芭比完美的一天就意味著她醒來就會被所有人喜愛，在熱舞派對中大放光彩；芭比和肯不知道留宿的意義何在，不理解不和閨蜜搞睡衣主題的夜晚有什么樂趣；芭比也不會被暴力的對待，即便是“車禍”，她和肯也會端莊坐在車里，最多有點粉色泡泡的嘭嘭提示音；芭比的世界里幾乎沒有和戰爭相關的游戲道具，即便肯真的利用芭比樂園開戰，他們所赴的也是“斗舞”這樣的魅力戰場。

長大后的我們，因為女性意識的被啟蒙，或女性議題的被討論，或許會更理解甚至認同，女兒薩沙面對芭比讓女性感到“自卑”的控訴，或者“男人恨女人，女人也恨女人，所有人都恨女人”的憤怒。

但格雷塔用一種溫柔，甚至是溫暖的方式化解了這一切。“如實”呈現芭比游戲正反面雙重影響外，觀眾也很容易捕捉到《芭比》敘事主體的暗示。通過芭比來到現實世界最終和母親葛洛莉亞相認，以及葛洛莉亞的畫對芭比造成影響，芭比副駕駛乘客和心靈感應等情節。我們能夠知道，在芭比勇闖現實世界和年長女性凱倫·米勒的畫外音敘述之間，《芭比》還可以被看作是葛洛莉亞幻想中的游戲。

對葛洛莉亞這個角色作更進一步抽象的話，這也可以是和她有類似代際生命經驗的女性的所幻想出的芭比游戲。在美國，她們或許有實際所指，即經歷了不同代際女性主義解放運動后，卻要接受虛假進步結果的失望的女性。在國內，這個形象并不具體，但二者也有一些情感上的共通之處，結合獨生子女一代的成長背景，和現階段面對的上升壓力與下流趨勢，作為成人的現實世界，客觀上也遠比孩童時的幻想要更殘酷和讓人失望。

而如果我們從《芭比》中感受到了任何令人振奮的力量，任何指認現實并渴望改變現實的勇氣和行動力。《芭比》也是在用來自女性經驗的語言告訴所有觀眾，不要小瞧游戲和幻想的能量，不要小瞧女性想象和渴望的世界，最重要的，我們不必通過否定自己來進步。芭比塑造了我們，芭比限制了我們，但芭比也教會了我們友善和非暴力的意義，也曾鼓勵我們向遠方走去。

我們在這個層面上，再回答《芭比》所具有的諷刺意義。調侃、幽默和制造反差等易于總結的喜劇手法外，更多讓人發笑的時刻是來自于電影還將現實中的焦慮和恐懼給打破，這關于性別，更關于系統里所有性別都會經歷的多數弱勢群體。

可以說，從《芭比》的命名開始，電影就已能用輕巧的形式準確指出了刻板印象和偏見的運作形式。

哪怕是不太熟悉西方女權主義社會運動的觀眾，也能在國內女性議題和社交網絡混雜的討論環境里，多少感受到自己對芭比情感色彩的變化。在《芭比》正式上映前，如果你來自薩沙的成長背景，那你多少會對她嗤之以鼻；如果你是葛洛莉亞那一撥，曾經真心喜愛過芭比又接受過女性意識的啟蒙契機，你可能不會討厭她，但也不會覺得芭比是一個形容了不起女性的恰當表達；如果你是對性別有明確等級劃分，且更在意陽剛氣質的那一撥，那肯和整個芭比樂園對你……你去看這個電影本身就是在挑戰自己（褒義）。

但看完《芭比》之后，被電影打動的觀眾，對芭比這個形象乃至符號本身，都會產生新的情感覺察。我們會意識到，芭比這個詞這個形象這個存在，本身并沒有問題，差別只在于你如何看她，而這個“看”本身就是被每個人所處系統里占據更大話語權的價值導向、資本機器和文化傳統（偏見）所規訓和塑造出來。

熟悉女權主義社會運動和理論發展的觀眾或許會一眼明了，芭比從出現到后續迭代本身就對應著（西方）各種女權主義社會運動的進步訴求。從保姆式母親，到身體主導意識到成為金發碧眼的可人兒，再到多種職業多種可能多種膚色的閃亮未來。芭比作為“理想女性”文化和消費交織生產出的象征符號，本身就是“女性意識進步”的集中體現。

因此，電影開頭那個塑料、精致又平權的美好樂園，對應的也是西方文化語境里現如今政治正確遍布，卻還是能找出辦法標榜女性進步，隱藏歧視的不公現狀。另一方面，在這個文化運行系統里的所有少數群體，如少數種族、少數性取向、少數被殖民地等等群體，實際也都都和女性共享一個現實。

具體點說，格雷塔身處的好萊塢就是首當其沖的證明。我們結合她的個人經歷，來重看芭比沖進美泰公司決策層說希望和女性領導聊聊的情節來看，這一切或許又更好笑了。

通常大眾會把2020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當作是好萊塢性別意識進步的里程碑，那一年有很多女性電影人被表彰、提名和關注。那一年，趙婷成為了好萊塢歷史上第二個女性最佳導演。而在2019年，格雷塔憑借《小婦人》提名奧斯卡最佳導演，但無緣獲獎。芭比在《芭比》電影中問美泰高層，你們就沒有女性的領導者嗎？美泰CEO大怒“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這么多年歷史里，我們有過一個女性領導，然后有……但是，我是媽媽的好兒子，我還是姑姑的大侄子”。

（忍不住強調，我并沒有借調侃好萊塢來獲得身處何處的優越感）我們也可以在此時重溫電影開頭凱倫·米勒的獨白，她在故事一開頭就說明了這是一個被精心制造出的夢，她只是還在猶豫要不要戳破這個夢的幻覺而已。

結合另一個大眾文化的共識，在好萊塢的生產分銷發展歷史里，好萊塢通常也作為夢工場而被電影市場接納。從這個角度來說，《芭比》從一開始也做好了這樣的準備，《芭比》當然是在諷刺西方文化語境里的虛假平權，當然也在批判好萊塢作為“理想”文化生產兜售機器，本身就具有的剝削和偽善屬性，當然也是在反思于此環境系統里創作生產出來的《芭比》。

《芭比》上映至今，也有海內外的文化媒體評論，指出這部女性主義電影給出的是一個保守、老調甚至有些犬儒的回答。我卻傾向于認為，我們可以說《芭比》的表達形式是溫和甚至溫暖的，但這不文化作品并沒有為了粉飾太平，給出不可能存在的假想答案，更進一步的，《芭比》也回答了在追求性別平等充滿迷霧、戾氣和挫敗感的今天，我們還應該在意什么。

肯從系統的弱勢群體，到他意識到父權社會也不會單為男性性別開綠燈，再到他返回芭比樂園以復仇為目的開啟男權反攻，再到他坦言其實成為英雄和領導也很無趣和受累。肯的存在本身當然是一個象征性的回答，用更學術女性主義一些的說法也可以是，女性主義追求的不是成為男性，或者成為某個系統里能奴役他人的一等公民和特權階層。無數次的，我們受女性主義思想感召，是因為它是為庇護弱者，對單一價值觀提出挑戰，造福非特權階層絕大多數人而出現的思想。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會通過芭比樂園知道，無論是本還是芭比，他們都是無數個有個人色彩的個體，可以有完全不同于大多數的追求、性格和缺點。畢竟芭比對肯想加入最高法院要求的拒絕，顯得也不是很有道理。肯只要自我覺醒就能在芭比樂園中實現平權嗎？《芭比》畫外音的回答是，“我相信，只要肯們繼續努力，他們終究會取得和現實世界中的女性一樣多的權利”——《芭比》也不相信這個回答。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當然可以追問，殖民地和被殖民地女孩擁有的是同一個芭比嗎？白人、非裔和亞裔擁有的是同一個芭比嗎？被解放過的群體，和甚至沒有解放可能，還在被不斷反撲的群體擁有的是同一個芭比嗎？我們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答案和訴求，但《芭比》這部電影的出現，事實上并不會完全阻礙我們對解放未來的想象。恰恰相反，她從現在出發指出了更貼近當下的路。

在《芭比》里，芭比決定從芭比樂園中出走，成為芭比之外的自己，但她做的第一件事也不是實現自己，而是去看看婦科醫生。

在解釋這個結尾之前，我不斷想起另外一部叫《Bandits》（德語意為強盜），中文譯名是《碧波女賊》的電影。這部電影和《芭比》相同的部分也在于，它用一個概念和形象為女性能擁有的未來拓展了新的想象空間。

《碧波女賊》

戴錦華在B站的女性電影賞析課程中，曾經解釋過《碧波女賊》的結尾。作為被父權社會懲戒的法外狂徒，她們從監獄中逃出，靠著搖滾樂成為了女性公眾偶像，但最終還是被法網恢恢編入，面對追捕她們從高樓上躍下，她們所抵達的目的地，是死亡更是自由。將《碧波女賊》的結尾放置到上世紀末民主運動和女權運動的范圍來看，自由的意味確實足夠鼓舞人，她向女性傳遞，無論結構如何束縛你，你還是要自由活成自己理想的樣子。

《芭比》的高光時刻則在于，她戳破女性獲得的自由，她痛訴父權社會把自由的意義奪去，卻交換給她一個以自由之名構造出的新型監獄，如果自由和樂園的定義權始終在各個系統的高層那里，芭比得到了一切，芭比卻不是她自己。

事實上，在整部電影救贖意味極重，芭比情感復蘇的那些情節里。畫外音并沒有對它們作過多解讀（相比“父權社會的認知失調”）。但我們卻還能被深深擊中，是因為我們知道芭比看到公園里有那么多人在悲傷和歡笑，芭比和露絲聊天后能感受到呼吸和風，都是因為芭比感受到了真實的力量，芭比又將此傳達給我們。

真實的力量又是什么？真實會走向哪里？《芭比》和芭比的回答是，她們也不知道，但這是一條比重復昨天，假裝問題并不存在的生活方式更難走的路。我們一定要走，因為只有在這條路上，我們才可能像個人那樣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