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考試”的總報名人數預測將超過100萬。在十年前的2013，這個數字則僅為17萬左右。報考社工的人數正以每年十萬人左右的幅度增長，這背后既是過去十年青年人就業難度上升、擇業傾向變化的一種映射，也反映了社工作為一個職業，正在求職群體的認知中獲得分量。

但社工究竟是什么？專業的“社會工作”是什么？國內的社會工作者們正面對著什么工作日常？

北方公園參與了騰訊公益“公益真探計劃”，探訪了深圳市社會工作者社會以及幾位一線社工，借著99公益節的契機，試圖更理解作為一種職業的社工。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于2013年發起成立了“深圳社工關愛互助基金”，基金部分捐款來源于騰訊公益樂捐平臺。

作者：木村拓周

2015 年 12 月，27 歲的李社工確診了卵巢腫瘤。那時候她的月薪只有 3000 多元，畢業參加工作三年以來，她和未婚夫租住在深圳羅湖區，房子的月租要 1000 多元；兩人剛拍了婚紗照準備結婚。現在她面對六期的化療和切除卵巢的手術，治療的整體費用預估在 20 萬左右。這是遠超他們能夠負擔的經濟壓力。

得知她的病情后，李社工所供職的社工機構向她介紹了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下稱“深社協”）成立的“深圳社工關愛互助基金”（下稱“關愛互助基金”）。李社工申請了關愛互助基金的援助，再加上機構內外的募捐，成功籌得了治療所需要的資金20萬元。最后，經由醫保報銷后仍需自費的部分大概只有5萬元，沒用到的善款就留到關愛互助基金里。

每年，深社協管理的“關愛互助基金”，會向數十位像李社工這樣遇到困難的社工，提供經濟援助。

“關愛互助基金”成立于2013年。當年，本地媒體《深圳特區報》報道了一名社工急需30萬元修復治療因童年燒傷遺留身體問題的故事，人們意識到以助人為職業的社工，其自身也可能會陷入困境、需要被幫助。實際上，當時的社工平均收入處于很低的水平，以 2013 年的深圳為例，全市 4000 多名社工，70%的收入在 3000 至 4000 元之間，刨除日常開支所剩無幾，抗風險能力普遍薄弱。

一個制度性的、長效的救助機制需要被確立。深社協因此牽頭成立了“社工關愛互助基金”，專門救助有需要的社工及其直系家屬。

“關愛互助基金”成立初期，深社協工作人員合照

我的直覺是，一個關注特定群體的公益基金，捐款來源應當更多來源于社會公眾捐贈，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可作為對比的是，截止到2022年年底，“關愛互助基金”共接收捐贈累計 516 萬余元；而其中來自騰訊公益樂捐平臺（2015年8月上線至今）籌得的款項為 32 萬余元——其中還包含了部分行業內人員、機構在該平臺上支付的捐款，以及騰訊公益的配捐金額。

比起社會捐贈，善款的更大部分來源于行業內部捐贈：深社協在設立基金時以當年收取的社工機構會費之10%作為基金的保底池子，動員全市社工每人每年捐贈60元（每月5元），機構本身也以一定配捐比例進行年度捐贈。再加上一個零管理費的，由協會工作人員、一線社工代表以及外部醫生、慈善組織代表等志愿者組成管理委員會。作為一種救助機制的“關愛互助基金”就這樣滾動了起來，至今十周年整。

這個機制設定的核心精神首先和社工的“助人自助”理念有關。籠統的認知里，社工是一個以幫助人為主要任務的職業。但“助人自助”，強調的是幫助求助者增強其自己的獨立性，而非依賴性。深社協的秘書長張卓華告訴我，“關愛互助”這四個字里，基金希望更強調的是“互助”，是一種社工群體內部的群體意識、共同體意識，而不是強調接受“關愛”的被動性。

“你要有這個意識，要關注自己能做的部分。”張卓華說。

深社協的辦公室，在福田區八卦一路，一座略顯陳舊的六層商業寫字樓里。電梯口直對著馬路，樓棟內商戶眾多，有棋牌室、美容院等等。如果不搭乘電梯上到5樓，沒有任何明顯的標志會告訴你這棟樓內有一個市級的社會工作者協會。我正是在這個意外簡陋的辦公室里，拜訪了深社協的秘書長張卓華，以及負責“關愛互助基金”日常具體事務的工作人員宋歡歌。

深社協成立于1992年，是深圳社工行業的管理服務專門機構。作為一個行業協會，其會員涵蓋目前深圳總共二百多家民辦社工機構，以及總共接近1萬名社會工作者。去年是協會成立 30 周年，在年報中，前深圳大學校長、時任深社協會長章必功提到：“社會工作者協會最初是一個依靠行政指令成立的官辦民間組織。但是，正是這個官辦色彩異常濃厚、沒有民辦組織與專職社工的社工協會，扛起了社工旗幟，打出了社工名號，使社會工作登堂入室，進入各界視野……深圳社會工作‘公轉民’的轉型探索由此啟動。”

而我這次拜訪的緣由，是北方公園參加了騰訊公益2023年度的“公益真探計劃”，探訪正在騰訊公益平臺上募捐的“關愛互助基金”項目的具體開展情況。

2020年“關愛互助基金”評審會現場

正值99公益節前夕——對于許多公益項目來說，這個由騰訊公益聯合公益行業共同發起的、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節，是一年當中最重要的募款窗口。但宋歡歌告訴我，“關愛互助基金”去年在99公益日周期內的籌款總額只有 52000 元。這當中還包括了部分社工機構在99公益日那幾天進行的年度捐款，以及騰訊公益的配捐金額。

宋歡歌告訴我，募款效率不佳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作為運作多年的互聯網公益平臺，騰訊公益上的募捐項目眾多——截止到2023年9月6日，正在募款中的項目有 15362 個，執行中的項目有 81117 個。靠自然流量分配難以惠及所有項目，因此各項目都會想盡辦法在自己的渠道中宣傳項目。

但社會工作者們分散在社會當中。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無論是社區、醫院、戒毒所還是教育系統等等），其大概率本身就有自己需要在99公益日這個周期內完成的籌款工作。他們的注意力通常會集中在自己跟進的項目籌款上，而不是協會管理的“關愛互助基金”上——盡管前者是他們的工作內容，后者才與他們自身福利相關。這讓關愛互助基金在99公益日的傳播難以打開。

另一方面，就算拋開99公益日這種節點，日常中面對社會公眾的募捐也不會高效。宋歡歌告訴我，項目的知曉率實際上不高，“別說社會大眾，我們都還不能做到讓全深圳1萬個社工都清楚知道這個項目基金”。在她看來，這也是一種無奈：“我們社工本來就是為困難群體提供服務的，有這個前提在，就好像我們既然還能幫助他人，自身就不會太困難。”

但實際上，社會大眾會遭遇的困難，天災人禍，大病大痛，社工群體一樣會遇到——并且很難通過自身的工資水平渡過難關。“所以我們雖然叫互助基金，但還是掛在騰訊公益上，也會繼續參加99公益節，希望更多社會人士能關注到我們這個群體。”基金也試過入駐其他互聯網公益平臺，但會遇到資金門檻過高等這樣那樣的問題，最終把騰訊公益選定為主要入駐的互聯網公益平臺。

2021年“關愛互助基金”評審會現場

聊到這里，我對“關愛互助基金”實際上已經沒有什么疑問。在執行上，基金也有一整套完善的機制設計，并且在不斷根據經驗優化中——例如觀察到重大疾病類資助申請人數較多之后，基金在今年7月把生活困難類資助的人數和單價減少，勻出了更多重大疾病的資助人數。而項目資金每年的使用情況、項目每個季度的進展，都會受到騰訊公益的監管，并在項目的募捐主頁上進行公示。

但另一個疑問逐漸變得越來越大：

我們都在美劇和港劇里看到過很多專業社工的形象，但在中國，社工還是一個相對新興的行業。我們對社工的理解常常滑向兩個極端：一方面，由于社工的部分工作場景和社區、街道接壤，這讓人容易把全稱為“社會工作者”的社工，和受聘于街道辦和社區的“社區工作人員”的概念混淆，進而把社工關聯上某種行政化的色彩，尤其在基層組織強大的城市；另一方面，社工工作中自帶的“助人”屬性，又容易讓人誤會其為“義工”、“志愿者”這樣的無償工作者，非專業、不授薪、有愛心就可以做，而不是一份需要經由系統訓練才能勝任的工作。

困難社工的困境難以被公眾看見、關愛互助基金的社會募捐困難，這背后的根本實際上是公眾對社工行業、對專業社會工作的認知模糊。

所以，究竟什么是社工？

社工這個詞，同時是“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者”兩者的簡稱。

19世紀起，先發工業化、城市化的西方國家中出現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催生出社會工作這項職業活動，其工作內容是運用專業方法幫助有困難的群體解決生存問題，強調非營利性和利他性。2014年7月，國際社會工作者聯合會對社會工作有了新的概括：社會工作是以實踐為基礎的職業，是促進社會改革和發展、提高社會凝聚力、賦權并解放人類的一門學科。

“個案社會工作之母”瑪麗·埃倫·里士滿

中國的社會工作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但自從50年代社會學、社會工作學科被取消以來，社會工作在很長時間內也處于停滯當中。學界通常把1987年12月由民政部召開的“馬甸會議”作為新中國社會工作的重建起點。這次會議重新確認了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科地位，少數幾個高校在這一年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但學界之外，一直要等到 2003 年，內地第一家非政府性質的專業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才在上海成立。

2006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后，社會工作正式從一門學科中脫胎，進入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中，至今大約僅15年。

社會學家王思斌自1987年起，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內參與開辦社會工作本科專業。他在2009年發布過《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一文，文中論述：

“在朝向市場化的改革中，政府及其代理人（企事業單位）承擔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職能的責任弱化。但緩慢發育的社會并未像政府希望的那樣承擔起社會服務的責任。于是社會公平受到嚴重傷害…… “發展社會工作既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現實要求，也是對國際經驗的借鑒。”

以全球經驗來看，隨著現代化的深化，不同領域的社會問題大量出現，依賴政府全部解決在效率和質量上都難以保證，因此專業的社會工作之存在是必要的。

但在現代的專業社會工作舶來到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之前，我國已經有一套本土存在的社會工作機制——學界稱之為“本土社會工作”，以示與“專業社會工作”的區分。上述文章繼續介紹道：

“本土社會工作”是中國學者對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并廣泛發揮作用的社會服務實踐及制度的命名……它是系統化的，由政府部門、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實施的，幫助其成員解決現實困難和問題的制度化做法……筆者曾稱之為‘行政性非專業社會工作’。”

當20世紀末舶來的“專業社會工作”扎根在中國后，它與實際上已經在中國運作數十年的“本土社會工作”發生了碰撞。這兩種社會工作構成的二元結構之間的張力，以及如何在此結構下充分發揮專業社會工作的能量，成為社工界二三十年來無論做理論或做實踐，都繞不開的核心命題。

為了應對這種張力，學界和業界提出了中國社會工作“嵌入式”發展觀，即“專業社會工作通過嵌入現有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框架之中開展專業服務”。換言之，專業社會工作服務以及工作者，盡管大多由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提供或招聘、培訓，但需要經由政府購買后，進入到現存本土社會工作系統內的相關部門/單位中去完成服務。舉例來說，司法、禁毒和矯正領域的專業社工機構，需要經過政法系統的采買后，依托司法局、檢察院等機關開展服務；服務社區弱勢群體的專業社工，則需要被采買后通過街道辦、社區來開展服務。

這當中，隨著發展，又逐漸出現了采買崗位和采買服務（項目）兩種模式。前者是采買后，民辦社工機構派遣專業社工人員到相關部門/單位一起工作、提供自己的社工專業技能幫助完成工作；后者則是把整體項目通過招投標后交由社工機構整體執行，服務展開的自由度、專業社工技能的發揮上會更充分一些。

盡管近年來也開始有對嵌入式發展觀的反思，但自06、07年開始，中國的專業社會工作總體上以這種模式的方式，開展了它實踐的第一個十五年。

但某程度上，我們作為公眾，對社工的認知模糊，也正從這里開始。

“我們一開始做社工的時候，大家也不知道我們社工是干嘛的。”從事社工超過11年的李社工告訴我，“我們也沒什么權威，要去到小區里面發活動招募通知，找服務對象來參與我們的服務。我們出去介紹說是社工，說不清楚的。但如果說我們是社區的，他們就會覺得更可信一點。”

由于專業社工嵌入系統的實踐方法，哪怕親身受到過社工幫助的民眾，都未必分得出站在面前的人，哪位是社工，哪位是志愿者，哪位是某社區、某街道或某單位的工作人員甚至基層干部——更別提作為較少和社工打交道的普通大眾。而社會的模糊認知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動搖著社工的職業認同、專業認同。

關于社工在國內認知模糊的問題，張卓華告訴我，她的想法在經年的實踐當中有了改變：

“我們原來從來是把我們跟別人分開，說我們是一個專業化的隊伍。但是后面，其實我自己的理解是不要去強調太多的差異性。

“社工是不等于義工，社工不等于社區志愿者。其實對于老百姓來說，他不會太關注你的身份。我當然有自己的專業，我的特別性，但是我們在提供服務的時候，這種東西我覺得是應該形成一個服務合力，以老百姓為中心去提供服務，可能是一個更好的發展方向。我自己覺得，總的原則是，我們跟義工也好，跟社區工作人員，其實最后都是融合去發展的。”

在國內，不同城市的政治經濟土壤不盡相同，社工發展的形態也會有較大分別。在基層組織強大的北京，社會工作的提供更多依靠體制，例如社區這樣的機關直接聘用的人員，這些社區工作者其后也大多會通過學習、考證來習得專業社工的一些理論和技能；而市場土壤更肥沃深圳，則偏向更大程度把社工服務交給民間專業社工機構，包括通過招投標來選出合適的社工機構，通過細化的季度、年度工作指標來考核和驗收。

關于專業社會工作在體制和市場之間面臨的張力，張卓華告訴我：

“公共服務一直都在面臨公平和效率兩個之間的取舍。因為所有利益分配首先還是勞動價值。雖然我做公共服務，但是我覺得勞動是一個人最有價值的部分。

“我們日常做的服務，它可能有指標的部分、標準化的部分，但我們也可以另一方面保證我們的社會屬性。因為你是個公益組織，你還是有另外一種使命的，除了你被購買的服務需要去完成指標，你還是要去為群眾看到他的需求，然后非常快速的去響應。還是要講點情懷的。”

從深社協出來，我大概對社工行業整體有了一些概念。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她們為什么要做社工？

我們都在港劇、美劇中看到過專業、高薪、社會認可度高的社工形象，然而目前國內社工的職業圖景顯然還不是這個模樣。

除了前面提到的專業認可問題，薪酬是另一大問題。李社工的月薪在2015年生病時是3000多——那正是社工行業欠薪的高發期，由于資金使用機制導致的撥款滯后，社工薪酬的延遲支付成為行業痛點，那也是深圳社工離職率最高的階段。到兩三年前，她已經是個10年經驗的社工了，月薪也不過漲到了 5、6000 元。深圳市在2020年底推出了社工“新政”，建立了職級體系、很大幅度提升了薪酬，現在社工待遇整體上好一些了。但“想發財，就不要來做社工”的口頭禪，還是被社工們掛在口邊。

對于李社工來說，最初的想法是“學有所用”。老家山西農村的她，本科就讀于湖南一所高校的社工專業，當初選專業也是學費相對比較低。從業以來，盡管工資低了些，“但覺得還是挺開心的，有時候不會很壓抑”。

意義感的來源源自于幫助到具體的人和事。有時候是一個捧著嶄新的智能手機滿臉迷惘的獨居老人，有時候是一個需要對接法律援助的家暴受害者，有時候是一個急需籌款治療的白血病小朋友。在社交網絡年輕人哀嘆遍尋意義感不得的時代中，這算是社工職業對從業者的一點饋贈。

當然，意義的獲得和消耗是一體兩面的，尤其在許多個案服務中，并非總能看到理想的結果。李社工曾經服務過一位露宿者，斷斷續續兩個月的時間。

“一開始覺得好煩，我們去幫助他，但他受助了之后就會對你要求更多。但他畢竟是流浪人員，確實無依無靠，而且非常信任我們，這本來就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我們就盡量每天去看他的生活狀態，看他需要什么，他想工作，就幫他聯系了一份保安的工作，陪他去面試、入職。辦完手續他干了一天，第二天就不干了，說太累了。我們就覺得好生氣。但可能確實流浪久了身體狀況沒那么好，支撐不了。我們還想著再讓先他調整一下，繼續幫他各種渠道找工作。結果過一陣就聽到噩耗，他因為有酗酒問題，就去世了。”

“不是什么都能用專業來控制的，確實個人情感很難控制。這種時候就覺得挺難過的。本來想為他做更多的事情，希望他能從流浪的狀態里轉變成一個普通居民來生活，就沒有走到這一步。我覺得自己好像又做錯了什么，會對自己有點打擊。”

深社協的宋歡歌也對這種情緒消耗感同身受。在來到協會工作之前，她做過四年的一線社工，其中曾在街道的殘疾人綜合（職業）康復中心服務過兩年，專注于服務殘障人士。她告訴我，“一線社工其實是很消耗人的，比起身體疲勞，心理上的沖擊和壓力會更大一些。”

有時候，在一個維度上的強弱關系會在另一個維度上對調。宋歡歌經歷過深圳社工行業欠薪最貧乏的階段，2013年，剛畢業的時候她在領過一次工資之后，就被連續欠薪4個月。“而我在的職康中心所服務的人群，可能都是深圳本地戶籍的殘障人士，你偶爾也會有一種我都已經比他還窮了，我還要服務他’的心態。會有一些內耗。”

我拜訪的最后一名社工，是工作于羅湖某黨群服務中心的陳美鳳，也是宋歡歌在一線工作時的志愿者。“我是歡歡帶出來的兵。”陳美鳳告訴我。

陳美鳳說著閩南口音的普通話，語速很快，思維敏銳，干練十足——很難從溝通中察覺出，這實際上是一個在婚育后有整整12年脫離職場、做全職家庭婦女經歷的女性。“做了那么多年全職家庭婦女之后，狀態是很不好的。我會因為一點小事就大發脾氣，情緒非常激動，覺得每個人都不理解自己。”

為了在生活中找到一個出口，她開始留意社工機構在社區內開展的親子、家庭類活動，參加了類似婦女手工小組等諸多小組活動。

“我就覺得找到了團體，因為太多全職媽媽了。結了婚之后，懷孕、生小孩、帶小孩。小孩小的時候你真的沒有機會接觸社會。

“我那時候在黃貝嶺住了10年，可能最遠就走到沃爾瑪。因為你帶著兩個小孩，遠的地方你就沒法去。出了社區就是可能最多只能去周邊一公里。一個人帶兩個小孩根本哪里都去不到。所以你的活動范圍就是在社區。”

她開始以志愿者輔助社區社工開展社區活動，到2018年，索性買了書、自學，考取了社工證，參加行業內的專業培訓，成為了一名社工。像是要把過去錯過的時間補回來，那兩年，她非常努力，以極快的速度成長著，現在已經是一名社工主任，負責一個四人的社工團隊。

2022年黃貝嶺社區社工開展的長者手工互動小組

在2020-2022的那三年內，由于做的事情相對重復、單調，她也會感到疲憊。但往往只需要一個經手的個案獲得如期的進展，就可以把能量補足。

“后來又讓我遇到一個個案，一個6大類殘障人員的婦女個案。她跟我一樣年齡，但是我見到她的時候，我以為她至少比我大10歲以上，就是非常的蒼老，非常的疲憊。

“她是一位全職媽媽，然后連續生了4個小孩，到第四個小孩生完她就抑郁癥了，而且很嚴重，去了醫院就診，屬于6大類在管人員，有攻擊行為的了。

“后面我們就持續跟進，她休養了兩三年身體恢復差不多了，但是家庭經濟還是很困難，因為4個小孩要撫養、上學。又因為疫情，她老公又面臨失業，公公又患重病的。我們去她家，本來想肯定也不怎么樣，沒想到特別干凈，家具都很陳舊，但是一塵不染。我覺得這個人太厲害了，已經比很多人都堅強。

“我們幫她對接了社康，申請到一些精障人員補貼，也把她的情況也反映給社區黨委、婦聯這邊，后面也有一些慰問，會給她送一些慰問金、油米什么的。不多，但是我就覺得至少讓她內心會有力量一點。后面疫情她老公真失業了，兩個人都在家沒錢。我說你先來社區做志愿者，我們給她免費的盒飯，后面有一些補貼，一天可能180、200。她就非常開心。就整個人的狀態，從我第一次遇到她到現在已經出來工作，一直是在走上坡路的。她好像自己的價值得到了體現。

“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個個案，也是讓我找到了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陳美鳳的講述讓我又想起“助人自助”的理念。百科上是這么介紹的：助人自助是社會工作者致力于對求助者心靈的一種支持，幫助求救者“自救自助、自主人生”的過程，是社會工作者本著堅信求助者的領悟力、自決力和創造性，發揮自身主導作用的一個過程。

陳美鳳受助、自立擺脫困境，成為一名專業社會工作者，又把同樣的能量傳遞到下一位受助者，讓下一個循環發生。這件事情大概是“助人自助”理念的最好詮釋。

社工服務的開展形式有多種多樣，活動、小組、工作坊、個案等。但我在拜訪的幾位社工口中聽到，對她們造成深刻記憶的工作，大多是個案類。大概個案類服務的服務深度和投入時長是最長的，當長期面對一個非常具體的個體時，盡管是一份工作、一份職責，情感也很難完全臣服于專業理性。

陳美鳳告訴我，失敗、挫敗，是社工工作的常態。當一個個案服務結束時——有可能是服務目標達成，也有可能是服務對象拒絕繼續服務，或者情況不再適合由該社工提供服務、需要轉接到更適合的機構或人員手中——無論是否達成服務目標，陳美鳳都把整個過程中的整套文書打印成紙質文件，歸納、整理成一份檔案，裝訂，存檔，鎖進辦公室里的文件柜中。這是她心理上接受一件個案結束時必須完成的儀式。無論服務目標達成與否，“這個事情就這樣子了”。這會幫助她情緒上擺脫一些內耗，投入下一段服務當中。

“你可能有10個失敗的個案，但是但凡有一個成功的，你就可以堅持再失敗10次。然后你會再遇到一個成功的。很多時候不就是這樣，起起落落的，你說是不是？”

后記

“公益真探計劃”由騰訊公益于2022年首次發起，是互聯網公益領域第一次大規模的捐贈人實地考察，也是騰訊公益透明體系建設的一環。

參加本年度的“公益真探計劃”，我的一部分私心也在于，想在青年人普遍工作意義感匱乏的當下，把目光移到可能是最需要靠意義感支撐前行的社工行業、公益行業一線工作人員身上，找尋一點啟發。

無論你是捐贈人或普通公眾，如果你對公益行業或任意公益議題感興趣，歡迎了解騰訊公益“公益真探計劃”，去到項目實地，和公共利益一線工作者們交流，了解更多公益議題，收獲你的啟發。

文章參考文獻：

《社會工作綜合能力》 中國社會工作出版社

《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 王思斌 阮曾媛琪

《從嵌入系統到嵌入生活：我國社會工作的范式轉向與時代選擇》 徐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