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長征中我黨命運的轉折點是召開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清算了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確定了毛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特別是獲得了軍事指揮權，這才使得我黨我軍在毛主席正確的領導和決策下走上了一條轉敗為勝、化被動為主動的正確道路，從而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但，通過研讀歷史資料，我們會發現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導致了和保證了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及我黨能夠在生死關頭獨立解決和清算錯誤路線的順利進行，這就是自1934年10月到1935年9月間的中斷與共產國際的聯系這個歷史良機。

為何這樣說？

翻開我黨從建黨伊始到1943年6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的這段歷史歷程，我們就會很清晰的看到，在這期間，共產國際一直充當著很重要且占有主導性的作用和地位。在中共七大之前，我黨在絕大多數的時間內是處于共產國際的絕對領導和控制之下，基本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權利。尤其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我黨的人事組織權幾乎都掌握在了共產國際的手中，黨的領導機關及領導人的任免共產國際一手遮天、說一不二。

從中共一大開始到中共六大，除了中共二大沒有蘇聯的代表參與之外，其他五次都有蘇聯或共產國際的代表參會且掌握著會議的主導權，中共六大還是在莫斯科召開的。在這個時期，我黨基本是沒有獨立自主的決策權的。

1930年1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來華。他直接策劃和操縱了1931年1月間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的權力更換。一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且數次被黨中央處分的王明竟然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一瞬間完成了人生中最為完美華麗的兩級跳，先是從非中央委員到中央委員，再從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個普通黨員一輩子都不可能完成的人生跳躍王明在幾天之內就完成了，是不是駭人聽聞？是的，那個時候的共產國際中的某些領導人就是這么霸道，就是這么為所欲為。當然這種霸道的產生直接折射出當時我黨高層的唯命是從、集體軟弱和集體失智。

說句題外話，我們今天回顧歷史的時候，歌頌著這個偉人那個偉人，宣揚吹捧著這個偉大那個偉大，說句實在話，在這個歷史片段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平庸、唯唯諾諾和無所適從，他們的不作為直接造成了數以萬計的鮮活生命的隕落和革命的巨大損失——我們為什么說毛主席偉大？因為在那個時候，只有他才是獨立于黑暗之中獨立于烏云傾軋之下的那道奇異燦爛的光，這不是其他人能比的，誰能否定得了？

所以，我們可以據此做一個推演。如果從長征伊始，就沒有中斷和共產國際的聯系，那么，在長征的途中，共產國際會怎么對待和指揮長征的進程？會不會允許我黨內部通過獨立的會議來解決黨的路線及軍事問題？會不會有遵義會議的召開？會不會對王明、博古為代表的錯誤路線進行清算？要知道，當時的王明可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也是共產國際的高層領導人之一，他會對自己下手嗎？他會讓毛主席掌握領導權嗎？

歷史不能假設，也沒有如果。但有一條是肯定的，就是一切都只能是未知，結果如何，只有天知道。

所以，現在看來，中斷和共產國際的聯系確實是個天賜的良機，確實是天佑中華，為我黨內部獨立解決路線問題掃清了一切障礙及提供了最徹底的前提條件——說句唯心的話，我寧肯相信這是天不滅共，這是老天爺在冥冥之中為中國共產黨為中國為中國人民開的一扇窗戶——救命的窗戶。

無獨有偶，在遵義會議召開半年后的共產國際七大上，季米特洛夫當選為共產國際總書記，分管中國部的工作。王明的靠山米夫開始失勢，最終在1938年的肅反運動中被處決。再說句題外話，王明為米夫的被處決添了一把火，毫不留情地揭發和出賣了米夫。

1935年7月2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內容是“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務”，就此終結了共產國際隨意空降和更換別國共產黨領導機構及領導人的歷史（這個時候共產國際和我黨的聯系還沒有打通，一直到1935年的9月份陳云同志赴蘇匯報情況才與共產國際恢復了中斷了近一年的聯系，但這個聯系也僅限于知曉了我黨長征的情況，真正的恢復無線電聯系是在1936年）——這個決議的通過是基于怎樣的考慮呢？是由誰提出的呢？與共產國際的代理人在我黨的失敗有沒有關系呢？與我黨的被迫長征有沒有關系呢？屬不屬于共產國際對自己以往的強勢干涉他國共產黨內部事務的一個修正和檢討呢？不得而知，我也無意去妄自猜測。

但無論如何，雙方聯系近一年的中斷確實是給我黨提供了一個能夠內部獨立解決路線錯誤的前提條件和絕佳時機，也為以后我黨獨立掌握自己的命運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一切都只能是未知數，歷史會走向何方也不可預料。雖然我堅信只要有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就一定會成功，但可能會經歷更多的坎坷及走更多更艱難的彎路——這當然是我們所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