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史上，“知”與“行”的關系，也就是認識與實踐的關系，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課題，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輕行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都曾在一段歷史時期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他們都沒有徹底地解釋清楚“知”與“行”的關系問題。

直到1937年7月，毛主席在延安窯洞中，寫出了《實踐論》。

《實踐論》一出，科學地解決了“知”與“行”的關系，一劍斷萬古，徹底終結了“知”“行”關系的千年爭論。

一、知行關系的千年爭論

1、程頤：知先行后

宋代以前，對知行關系的討論并不深入，只強調知行結合，要將知識應用于實踐，形成了重行的優良傳統。例如，孔子強調“學而時習之”，認為學習知識后要將其應用到實踐中去。

宋代以后，理學家開始對知行關系深入探討，知行之辨成為了理學家非常關心的理論問題。

北宋理學家程頤，首先提出了“知先行后”說。程頤認為，知是行的先導，如果沒有知，行就無從談起。一個人只有先知道你要干什么事，這是知，才能是去干你要干的事，這才是行。

2、朱熹：知輕行重

朱熹是二程的學生，他在老師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知輕行重”說。

朱熹對知行關系的總看法是：“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在先，論輕重，行為重。”

朱熹認為，知與行是相互依賴相互提高的，就像眼睛沒有腳就不能行走，腳沒有眼睛就看不見路。“知與行，工夫須著并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蓋明。二者皆不可偏廢。”一個人，知與行不可偏廢，對事理的認識越深入，那么實踐就會越堅定，實踐越堅定，對事理的認識就更明晰。

在處理具體的現實的知行關系時，即“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時，朱熹則認為要先知后行，知與行之間存在著一個邏輯上的先后順序。

在承認知先行后的同時，朱熹強調了行的重要性，他認為僅僅知理而不去實行，那么知也就知也就沒有了價值，知也等于無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

3、王陽明：知行合一

到了王陽明，他徹底顛覆“知先行后”說，提出“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是心學大師，他主張“心與理一”，“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他認為朱熹的學說的弊病，就在于“析心與理而為二”，使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而 “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陽明認為，人只須到內心去發現、闡明那個原本的“良知”，就足以明白圣人之道，從這個角度講，知與行在心靈世界的活動中完全可以合而為一。

在王陽明看來，知行沒有先后之后，“一念發動處”便是知，而“一念發動處”也是行了。他舉例說，一個人看到美麗的顏色，便是知，而由此產生愛美之心，便是行，兩者是同時發生的。

王陽明給“知行合一”下了三個定義：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三、“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

“知行合一”，是心性修煉的一大法門，但王陽明本人并不只重視心性修煉，也肯在“事上磨煉”，因此他本人也成就了一番事業。然而，陽明后學只重心性修煉，拋棄了重行的傳統，導致他們大多成為了無用的廢人，明朝滅亡后，有詩諷刺陽明后學：“平時袖手談性命，臨危一死報君王。”國難當頭之時，他們沒有真本事救國，只能以死報國。

4、王夫之：行先知后

明末清初，王夫之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進行了反思，提出“行先知后”說，即反對了程朱的“知先行后”，又反對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

王夫之認為陽明將知行合一合到“心”上，否定了行的客觀實踐意義，朱熹的“知先行后”說凸顯了知的優先性而忽略了行的重要價值。他提出了行先知從、先行后知、行可兼知、行重于知的命題和判斷，突出了行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王夫之又認為“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并進而有功”，提倡知行統一。

5、孫中山：知難行易

孫中山先生曾發表達一個《知難行易》的演講，提出了“知難行易”說。

他說：“天下事唯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回翻反覆證明，無可疑義矣。”

在那個國難當頭的時代，不和乏拋頭顱灑熱血的志士，但最難的卻是找到一條救國之道，因此孫中山先生才會慨嘆知難行易。很多人畏難妥協、喪失信心，并不是他們不能行，而恰恰是他們對革命理念理解不深，“信仰不篤”而至“奉行不力”。

孫中山先生認為，“能知必能行”，一個人要是對自己的理念有深刻的認知，就一定能不畏艱難地走下去。

二、毛主席：知與行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千年爭論，走到了決定性的時刻，1937年7月，毛主席用一篇《實踐論》，終結了這場千年爭論。

1、實踐決定認識

實踐的重要性，也就是行的重要性，歷史上的先哲均有強調，王夫之甚至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觀點，但他們都不曾像毛主席那樣細致深入的分析了實踐對認識的決定性作用。

毛主席總結了四點實踐對認識的決定性作用：

第一，認識來源于實踐。人類的認識，都來源于人在實踐活動中獲取的直接經驗，雖然我們能從他人、課堂、書本等獲得間接經驗，但這些間接經驗的最初來源都是人在實踐活動中的直接經驗。

認識是怎樣從實踐中產生的呢？人類在對一事物不斷的實踐活動中，會產生對這一事物的感覺和印象，這就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感性認識。感性認識不斷積累，產生質變，人腦會對感性歸納、抽象，形成概念，再應用概念進行判斷、推理，形成認知、理論，這就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理性認識。

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雖然性質不同，但不可分離，它們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的。

第二，實踐是認識發展的動力。人的認識受到實踐活動范圍的限制，原始人用不到電，也就不會產生對電磁學的認識，而人的實踐活動不斷擴大與深入，人對世界的認識也就會不斷向前發展。

第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實踐中獲取的認識，需要回到實踐中，接受實踐的檢驗。我們的認識，是不是真理，不是通過主觀判斷的，而是要在實踐中驗證，才能確認是不是正確的。

第四，實踐是認識的目的。

2、認識能反作用于實踐

實踐決定認識，但卻不是機械的決定認識，人能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形成理論，再用理論來指導實踐。正確的認識能指導實踐取得成功，而錯誤的認識會導致實踐的失敗。

在認識的過程中，我們要將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以便更好地指導我們的實踐。因為感性認識只能解決現象問題，理性認識才能解決本質問題。

3、知與行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實踐決定認識，人類的實踐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歷史的具體條件之中，因此，人的認識也是在一定具體歷史條件下的認識。“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的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于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的相對真理之總合，就是絕對真理。”

人類的實踐活動是不斷擴展、不斷深入的，因此人的認識也要隨著實踐不斷向前發展，適應新的實踐活動的需要反映發展了的實踐和客觀現實。

每一次實踐，都有具體的情況，認識只有與實踐相統一，才能發揮認識的作用，才能依據具體情況去指導實踐。

這就是毛主席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的知行觀。

我們可以看到，毛主席對知行關系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他細致而又科學的分析，既吸引了前人的正確認識，又突破了前人的思維局限，是千年知行關系爭論的一次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