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

在那次會議上，最突出的焦點便是彭德懷。

彭德懷的發言，引起巨大的波瀾。

但是，在錚錚鐵骨的彭德懷發言遭受攻擊之后，一些人迫于形勢，把想說的話都咽了下去。但是卻有一人，他不但沒有咽下去，而且在彭德懷發言遭到攻擊之后也發了言，所謂發言，就是講真話。

他就是張聞天。

有關這次發言，為什么要說，張聞天的解釋是：

“不平則鳴！腦袋里裝了那么多東西，心里有那么多話，能夠不說嗎？我是共產黨員，應該講真話！”

但是，正是這次講真話，讓張聞天的政治生命，受到了巨大的影響，他被化為“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集團”的一份子。

接著，雖然職務保留，但實際工作被停止。

對于張聞天而言，一個本身就有多種疾病纏身的老人而言，這個打擊非常大。導致高血壓飆升、前列腺肥大，引發了尿毒癥，不得不進行手術。

雖然身體被病魔纏困，但他還是不顧一切前往江蘇、湖南等地進行調查，并且根據實際調查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叫《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但是這份實事求是的調查報告，在不久給他帶來了新麻煩，成了一項“罪證”。

1966年8月9日，對于張聞天來說，那是一個噩夢的生活的開始。

那一天，他被社科院經濟所的造反派們列為揪斗對象，開始了揪斗。

所謂揪斗，就是脖子上掛上黑牌子、頭上戴上高帽子，接受造反派的審訊和毒打。

那時候的張聞天，已經快七十歲了。

一個身體老矣、疾病纏身的老人，在炎然的夏天，被拖到臺上，被游街，被示眾，被拳打腳踢。

所有的尊嚴，全部掃地，生命在一群瘋狂的人群手中握著。

而這只是開始，接下來，要持續好幾年。

根據后來的一些記事本統計，單就1967年那一年，張聞天接受審訊等各種揪斗高達219次。相當于，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揪斗中度過。

尤其是在1969年2月16日，由康生指示的天津南開大學的一伙人，前來審訊張聞天，要求他交代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內情。張聞天覺得都是子虛烏有的誣陷，因此不愿冤枉好人說假話，就干脆說自己是負責人，所有的問題都是自己簽字生效造成的。

他，想一人承擔下所有的責難和誣陷！

但是康生派來的人，認為他在攪渾水，暗示他應該給自己的子女留后路。

但是張聞天不但拒絕配合，更拒絕了合作，堅決道：

“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說假話、陷害人！”

在當時那種背景下，能夠說出這樣的話，足見張聞天的錚錚鐵骨和浩然正氣。

但是，經歷過各種風浪的張聞天心里很清楚，自己雖然沒有愧對良心，但是肯定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于是，他對妻子劉英說：我可能會被逮捕了！

結果，事實正如他所預料，三個月后，在1969年5月16日。

張聞天的住所，變成了監獄，被隔離和監控了起來！

廣播、報紙等物全部被沒收、限制，就連張聞天和妻子劉英，雖然同在一個屋檐下，卻也要各自隔離，不得相見。

他們的房間的玻璃窗都被報紙糊上，黑天白夜不再有分別。

每天每天的，張聞天不斷重復一樣“工作”——那就是接受審訊。

如此，一天，又一天。

直到1969年10月20日，張聞天接到了一個新的通知，有三點內容：

第一點是三天內必須啟程前往廣東肇慶，不得延誤；

第二點是自離京之日起，不得再使用張聞天這個名字，改用化名（即張普）；

第三點：該事屬于機密，只能劉英隨行。

雖然不知前途如何，但是只要兩人在一起就行，彼此就是最大的依靠。

張聞天和妻子劉英的感情非常深厚，跟賀龍和妻子薛明一樣。

賀龍在京郊西山的時候，也是只有妻子薛明，兩人相依為命。

張聞天和妻子劉英接到通知之后，立即就整理了簡單的行禮，離開北京，前往肇慶。

根據上面的要求，這一對風塵仆仆的老人，被安排進了肇慶郊區、距離鎮子有一公里的一處軍分區宿舍。

雖然地理位置偏僻，雖然沒有電話，但是他們卻有無比多的安靜，而且在這里，他們還能讀書。相比賀龍當時的處境，卻要好太多了。

張聞天在這里，將度過長達六年的時光。不過，有書讀的日子，時間總是比較容易熬的。

唯一的不便之處，就是張聞天除了身體多病外，眼睛的近視程度也越來越嚴重，只有0.2了。可是，生命到了此種境地，近視和疾病都擋不住他閱讀的欲望，以及在小卡片上寫下筆記。

直到“九一三”發生，張聞天難得高興了一回。而且，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希望回去，回去為黨和國家做點工作。

1972年3月，張聞天接著到廣州治療牙病的機會，給周總理寫了一份匯報材料。4月2日，又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的訴求。

兩個月后，6月的時候，組織給張聞天了一個回復，讓張聞天感到一絲安慰。雖然組織上沒有答應他們回北京工作，但是從5月開始，恢復他和妻子劉英的工資待遇。

這畢竟是一個好的開端！

1973年3月，鄧小平復出，張聞天非常興奮，他說：

“他出來工作，我們國家就有希望了！”

接著，張聞天和妻子劉英繼續給組織上寫信，希望能夠工作。

這年9月2日，他們夫妻二人的訴求，得到了回復，毛主席批示他們可以就地參與黨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這個意見直到第二年，即1974年2月21日，才被執行下來。

張聞天和劉英被安排進肇慶市委辦公室黨小組，黨組織生活算是有了著落。但是，工作的事情，沒有具體落實。

張聞天感到年事已高，加之疾病纏身，頗感來日無多。在這樣的年歲里，苦居嶺南，心中苦悶，一個人是極其容易懷舊的。張聞天希望能夠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回到北京，見一見主席、總理，以及那些老朋友們。另外，他想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不要公費，而是自己用自己的工資去各地看看、學習。

但是，他的訴求，沒有得到回復。后來王震建議他們再給主席寫信說一說，張聞天就寫了信，讓王震轉呈。但是最后沒有同意他回京養病的請求，但是接受了他回無錫的請求。

就這樣，在1975年8月23日，75歲的張聞天和妻子劉英終于離開了肇慶，前往無錫。回到江南故地，總算葉落歸根，也算是人生一大幸福事了。

只不過是結局稍微有一些不圓滿，原因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國內的形勢，一個是自身身體健康狀況開始惡化。

雖然回到了無錫，但是張聞天還是不能以真名出現，仍然以化名“張普”與外界聯系。當時他們一家人就住在一處45號房子，因此就連張聞天的病歷上，干脆也不寫化名了，直接以“45號”代替。

年邁之人，總是在換季之際，抑或入冬開始病重。張聞天也沒能幸免，初到無錫的第一年冬天，即1975年11月2日，張聞天心臟病便忽然加重，不得不住進無錫第一人民醫院進行搶救。

搶救、恢復，前后20余天！

相比當時賀龍的狀況，張聞天的要好很多。接著，無錫方面為了確保張聞天的身體健康，便給他和劉英安排到有暖氣的7號招待所。

張聞天剛緩過一口氣，在1976年1月9日早上，聽到了周總理的去世。這個噩耗，令張聞天悲傷了很久。他驀然落淚說：

“沒有周總理，我們這些老干部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尤其是到了這年4月，在廣播里聽到鄧小平被撤銷職務的新聞報道后，張聞天在憂患中病情突然不斷惡化，反復無常。張聞天一生革命，歷經萬苦，對世間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作為一個高齡老人，他也通過病情的反復發作感到未來無幾，便開始安排身后之事。

對于這些老一輩革命家，他們似乎從來沒有私事，因為他們的心里永遠都是在想著國家和人民。就連身后事，張聞天的安排，也令人動容。

張聞天想到了自己是黨員，黨員就得交黨費，生前如此，去世也當如此。因此他對自己的妻子劉英交代道：

“我死后替我把補發給我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我的最后一次黨費。”

如此覺悟，當今有幾？

真的是無我之境！

劉英聞聽丈夫的交代，默默點頭。

但是，張聞天卻要劉英拿紙來，寫下來，并簽名，念給他聽。

于是，便有了這份偉大的“遺囑”：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給黨，作為二人最后所交黨費。

張、劉。

1976年4月。”

聽罷，張聞天才忍住病痛微笑了。

余下來的三個多月，張聞天幾乎一直就在和病魔中做斗爭。5月被搶救一次，接下來熬到1976年7月1日。

那是中國共產黨成立55周年的紀念日。在那一天，張聞天的生命將走到終點。

張聞天的身體病患中，有一樣后遺癥病，叫肛門狹窄。這是在長征后在陜北因做手術，因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故而留下了這個后遺癥。這個病癥，在他年輕的時候，并沒有給身體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隨著年齡增高，腸胃功能的減退和頻繁紊亂，使得每次排便成了最大的問題，常需灌腸輔助。但是，今天，在這件事上，造成了極大的不幸。

當時，張聞天排便不暢，灌腸后，他在警衛人員的攙扶下前去排便，可是忽然說了句：

“心里難過得······”

然后一句話沒說完，說了半句話，就昏倒了。

接著便是立即搶救，可是一直搶救到下午7點30分，最終也沒能搶救過來，張聞天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未說完的半句話，竟成了他唯一的臨終遺言！

張聞天去世后，如何安葬，當時也成了一個問題。

因為張聞天身份特殊，地方上只能向中央請示，但是因為當時形勢復雜，并沒有立即得到回復。一直等了將近一周，7月8日下午的時候，上面來了一個電話指示，主要包括三個內容：

第一是不開追悼會（實際上連真名也不讓寫，在花圈上的挽聯上，仍寫張普，所以劉英給丈夫張聞天獻的花圈上，被迫寫成了“獻給老張同志”，其心情之悲絕可想而知。）；

第二是遺體火化后，骨灰存放無錫；

第三是對張聞天的去世，《新華日報》發一個消息，其妻劉英讓江蘇進行安置。

10號下午火化，13日《新華日報》登了一則78字的消息。然后，全部都是沉默、沉默。

直到78年8月26日，張聞天被昭雪······歷史還給了他清白和公正的評價和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