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就裁判文書今后是否還會上網公開的問題，引發了社會公眾尤其是法律圈的熱議。今天，最高院終于就相關問題作出回應，眾多官方媒體及官方平臺均刊登了該回應，全文可見《》。

全文很長，問答一共近五千字，并且這份回應似乎太想面面俱到，所以缺乏重點，在許多問題上也態度曖昧。即便法律專業人士看了也許都會覺得不知所云，對社會公眾來說，肯定就更加困難。故在此，我斗膽嘗試著解讀一下該回應——首先我會幫大家提煉一下回應里的要點，其次我想表達一下自己對該回應的看法與隱憂。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在最高院的回應里，一共涉及到三個數據庫，分別是“中國裁判文書網”（以下簡稱裁判文書網）、“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以下簡稱裁判文書庫）和“人民法院案例庫”（以下簡稱案例庫）。

三者不可混為一談——裁判文書網已開通十余年，近幾年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數量呈斷崖式下跌，并引發了公眾對裁判文書網“爛尾”的擔憂。而裁判文書庫與案例庫則是最高院正在籌備開通的兩個新數據庫，其中，裁判文書庫匯集了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但僅限法院系統內部使用，案例庫收錄的文書則是經最高院審核、把關過的典型案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最高院指導性案例”的擴大化。

我對最高院回應的提煉，也就主要圍繞這三方面展開：

• 案例庫：

  最高院將會開通案例庫，案例庫會向社會公眾開放。裁判文書網中的判例太多，太雜，太無序，案例庫則會更精簡、更具針對性，更便于精準檢索。案例庫中的判例有更嚴格的報送與審核流程，其中的判例會更具權威性。法院審理案件時，也需要參考案例庫中的類案作出裁判。

  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案例庫已收錄了2000余件參考案例，案例數量和覆蓋面確實還存在不足。對此最高院也發布了公告，面向有關單位及個人征集入庫案例，以拓寬參考案例來源、豐富案例庫資源。

• 裁判文書網：

  首先，對于已運行十年的裁判文書網，最高院總結了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使用效果問題。一是檢索不便利，很難做到精準檢索；二是標準不統一，裁判文書網上的文書來自全國3500多家法院，判法各異；三是權威度不夠。

  第二，權利保護問題。主要應該是對個人隱私及企業經營信息保護的擔心。裁判文書網里的大量文書來自基層法院，規則意義有限，又容易暴露各類事實性與身份性的信息。經常有當事人投訴，也容易影響社會秩序。比如有勞動爭議案件當事人因相關文書公開導致找工作被拒；比如有企業因涉訴信息公開，導致融資貸款受阻、商業合作困難等等。

  第三，安全風險問題。海量的裁判文書承載著大量國情社情信息（這可以說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現實中也存在“惡意爬蟲”等行為，一味公開可能導致“敲詐勒索”、“信息倒賣”等違法活動。

  過去幾年，最高院對裁判文書網采取了一些針對性的整改措施，裁判文書網上的文書公開數量也確實下降了，最高院認為這屬于對裁判文書公開機制的“優化”，而非要“叫停”裁判文書上網。如今之所以要開通案例庫，也是為了有針對性地解決裁判文書網存在的這些問題。

  此外，最高院還強調了，“公開”不等于“公布”，司法公開并不意味著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聯網上發布。既要保障好相關的權利，也要防控好相應的風險。

• 裁判文書庫：

  裁判文書庫是在四級法院“專網”內匯聚各類裁判文書，也就意味著，之后將開通的裁判文書庫確實僅限法院系統內部使用。

  同時最高院強調，裁判文書庫主要并不是為了給法官辦案提供類案查詢，而是著眼于國家和社會治理中司法大數據的分析應用，為制定司法政策、推進司法改革、提出司法建議等提供依據和參考。

以上算是我對最高院回應的提煉，不到一千字，但基本算是覆蓋了主要的重點要點。以下，是我對該回應的看法與隱憂

01

首先，我認為需要明確一件事情，即在近期公眾關于“裁判文書公開”的討論當中，公眾到底是在擔心什么？事實上，在最近的討論中，公眾擔心的根源其實并非裁判文書庫或案例庫的開通，而是裁判文書網的“爛尾”。而所謂的“爛尾”也不是指裁判文書網的關停，而只是說最新的法律文書沒能得到充分公開。

而公眾之所以如此看重裁判文書網，是因為“理想”中的裁判文書網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內容齊全，即裁判文書網里應該收錄著原則上應當公開的所有裁判文書；第二是廣泛公開，即裁判文書網里的文書是面向整個社會公眾公開的。而這兩個特點，是新開通的裁判文書庫或案例庫無法同時具備的。

所以公眾的訴求也很簡單——就是讓裁判文書網像2021年之前一樣，繼續保持向社會公眾的廣泛公開。

02

可是，我在回應里看到了并不樂觀的信號。

在回應里，最高院承認近幾年裁判文書網文書公開的數量確實下降了，并且從數據來看，可以說是斷崖式下降；同時最高院還大大方方地承認，這是最高院主動介入、整改過后的結果。對此，最高院的解釋是，這屬于對裁判文書公開機制的“優化”，而非要“叫停”裁判文書上網。

這就有點屬于玩文字游戲了。如前所述，公眾的擔心，并非是最高院直接出一個決定，徹底關停裁判文書網，而是擔心，裁判文書網已經不再廣泛公開，成為事實上的“爛尾”。從這一點來說，公眾的擔心其實并未得到消除。

并且，從最高院的回應來看，文書公開數量減少是最高院主動進行“優化”的結果，短期內最高院大概也不會改變其態度，也就意味著裁判文書網文書公開的范圍短期內不會得到擴大，反而有可能進一步限縮，那么這其實更進一步加劇了公眾的擔心。

03

而之所以要整改裁判文書網，是因為它存在一些問題。對于裁判文書網存在的不足，最高院總結為了三個方面，最終應對的結果是文書公開數量的斷崖式下跌。對于最高院的這些理由與做法，我有以下意見：

1. 對于使用效果問題。首先，對于檢索不便利、無法精準檢索的問題，這本身其實屬于一個技術問題，并非裁判文書網公開的問題，最高院完全可以對檢索的流程進行優化，比如依托于一些新的檢索技術檢索方法，包括對法律大數據的運用，完全可以在裁判文書網的基礎上做到相當精準的檢索；其次，對于判法各異、尺度不一的情況，這其實屬于法官裁判素質的問題，而非文書公開的問題，最高院應該做的，是去提升各地法官的法律素養、裁判質量，盡量統一各地法官的裁判尺度，而非以尺度不一為由去拒絕文書的公開；最后，對于權威度不夠的問題，在實務中，許多基層法院的判決文書確實不夠具有權威性，但這并不能成為拒絕文書公開的理由，中國不是判例法國家，裁判文書更大的用處在于輔助律師的學習與說理，類案往往是律師進行法律說理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成為法官判案的參考，所以并不是說要強迫法官必須按照過往的判法來判。簡而言之，一份裁判文書是否具有權威度或說服力，并不僅僅依賴于裁判文書自身，也有賴于律師如何去使用裁判文書、如何去說理，法院不能以文書權威度不夠，就拒絕文書的公開。并且事實上，正是因為許多裁判文書的權威度不夠，才更需要公開，以便讓公眾去監督。

2. 對于權利保護問題。在過往的討論當中，權利保護問題的確算是公認的裁判文書公開可能存在的負面效應，即裁判文書公開與個人隱私保護之間的沖突。

但對此問題恰當的解決方式，是要通過各種機制來平衡好文書公開與個人隱私之間的關系，而非一刀切，直接拒絕文書的公開。比如如果擔心文書公開侵犯個人隱私，那么可以通過隱去個人信息的方式來公開文書，打個比方，就最高院回應里提到的“有的勞動爭議案件當事人因相關文書公開，找工作屢次被拒”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因為有些用人單位會對勞動者進行背調，會在裁判文書網檢索勞動者相關的法律文書，解決方式也很簡單，就是在相關文書里隱去勞動者的個人信息，那么用人單位也就檢索不到勞動者的相關判例，問題便迎刃而解。

此外需要強調的是，以“文書公開可能影響企業經營”為由來拒絕文書公開，是更站不住腳的。在企業“涉訴信息公開”的問題上，法院應當保持中立的立場，不應偏袒任何一方。打個比方，涉訴信息公開的確有可能導致企業的融資困難，與此同時也需要看到，也正是因為涉訴信息公開，讓企業的投資機構能夠對該企業的經營狀況有更加全面立體的判斷，從而使投資機構在投資時能夠更具針對性地規避風險，保護投資機構自身的利益。事實上，在法律實務當中，投資機構在進行投資時，涉訴信息通常都會作為法律盡調的內容之一，原因即在于此。難道法院就只保護企業的利益，而致投資機構的利益于不顧嗎？

一言以蔽之，涉訴信息本身就屬于市場中的交易信息之一，這也是企業在經營時應當考慮的商業風險。與此同時，從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式的角度來說，文書公開也有利于企業規范自身的經營行為，從而減少糾紛的產生，這是一種正向的激勵。

3. 對于安全風險問題。首先我理解，因為裁判文書網承載著大量國情社情信息，故有可能涉及國家安全，但正確的做法也不該是直接減少文書公開的數量，而是應當通過技術手段去優化公開的機制。例如，可以明確哪些事項屬于涉及“國家安全”的事項，并可以開發出敏感信息的處理系統，去輔助對于敏感信息的處理。

此外我們還需要看到，裁判文書上網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國加入WTO的承諾。其它國家都能做到的事情，我們中國也肯定可以做到。總之，不能以文書承載著國情社情為由，就直接拒絕公開。

至于“惡意爬蟲”等行為，我也同意最高院及相關部門對此進行規制，比如對于想要大量搬取裁判文書數據的商業數據庫公司，可以出臺相應的規定，讓這些商業公司支付費用，并按官方的要求對裁判文書進行安全合規的管控。但無論如何，不能以此為由，直接減少對整個社會公眾的文書公開數量。

04

最高院在回應中提到——案例庫將收錄對類案具有參考示范價值，并經最高人民法院審核認可的權威案例，未來將成為裁判文書網在應用和效能上的“升級版”。二者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關系，并不是要以庫代網、此開彼關。

但結合回應整體來看，案例庫與其說是裁判文書網的升級版，不如說是最高院指導性案例的升級版。案例庫里收錄的文書質量雖然會大幅提升，但在數量上與裁判文書網的確還存在太大差距——裁判文書網開通至今收錄的文書數量已經上億份，在文書公開做得較好的年份，比如2020年，當年文書公開數量就已經破兩千萬份；而根據最高院在回應當中的表述，案例庫開通三個月來，文書數量才不過2000余份，同時文書庫嚴格的審核流程也注定了其收錄的文書數量不會太多，也就是說，案例庫里文書公開的數量是極其有限的，那么這還能達到“司法公開、陽光司法”的要求嗎？

最高院雖然聲稱“不是要以庫代網、此開彼關”，但裁判文書網文書公開量斷崖式下跌已經成為既定事實，并且根據最高院的表態來看，這種下跌的情況短期內很難有所改觀，與此同時，最高院又將要開通案例庫與裁判文書庫。在此背景下，法院系統還會對裁判文書網的文書上網率作出考核要求嗎？法院系統如何保證裁判文書網在事實上不會被案例庫所取代？對于這些更為核心的問題，最高院并沒有正面回應。

05

案例庫中的案例都是經過各級法院精心挑選的，在此情況下，文書公開還能夠達到“社會監督”的作用嗎？又如何能夠保證社會公眾對審判過程、裁判質量、司法公正的監督？畢竟，能夠被公開出來的文書都是經過挑選的文書，而還有大量的、廣泛的法律文書不會被公眾所看見。對于這些社會監督的“盲區”，如何能夠保證陽光司法？又如何能夠讓社會公眾信服？

06

最高院在回應中提到——裁判文書庫主要并不是為了給法官辦案提供類案查詢，而是著眼于國家和社會治理中司法大數據的分析應用。同時從回應也可知曉，裁判文書庫的確僅限于法院系統內部使用。

對此做法，我的確難以理解。難道只能由法院系統來進行司法大數據的分析？民間或私人就沒有這個權利？

也很難理解的是，從工作量上來看，往后法官仍需要將自己的各類裁判文書上傳到裁判文書庫里，也就是說，新開通的裁判文書庫其實并沒能減輕法官們的工作量。在成本既定（即法官工作量）的情況下，明明能讓整個社會都從中獲益，卻偏要將受益范圍限于狹小的法官群體，沒能讓這份公共資源盡可能地發揮其應有的價值。我不理解。

說了這么多，其實大家的訴求很簡單——就是讓裁判文書網像2021年之前一樣，繼續保持向社會公眾的廣泛公開。而根據今天最高院的回應來看，“重裁判文書庫與案例庫而輕裁判文書網”的傾向已相當明顯，并且這個趨勢可以說是不可逆的。

這是我的隱憂所在。

對于裁判文書廣泛公開的的用處，我想再次援引何海波教授的話：

第一，促進司法公正。司法裁判是“良心活”，公開是最好的防腐劑。

第二，提升司法公信。讓人民看到，絕大多數判決是經得起檢驗的。

第三，明晰法律規則。判例是法律的最好說明、行動的最好預測。

第四，促進社會信用。法院裁判能夠提供市場交易所需要的信息。

第五，輔助領導決策。科學決策有賴于良好的“數目字管理”。

（何教授更完整的意見可參見《》，發表于最高院公號。）

其中，重中之重便是司法公正。道理很簡單，文書的公開有利于司法過程的社會監督，如果一位法官知道自己寫下的文書需要永恒地面對往后的所有公眾、有可能被任何人看到，那他便更不敢作出不公正的審判。這也是為什么，即便之后最高院將可能開通面向社會公眾使用的“人民法院案例庫”，但這些典型案例的公布也無法代替一般性裁判文書的公開，原因即在于此。

雖然裁判文書的公開也會伴隨一些負面效應，比如與個人隱私保護的沖突等。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認識到，裁判文書的一般性公開，其帶來的“收益”遠大于成本以及所謂的負面效應，尤其是，公開帶來的許多收益并不是用金錢可以度量的，因為它關乎法治、公正這些無法被化約的基本價值。

我希望往后的裁判文書網，還能夠與2021年之前一樣，保持向社會公眾的廣泛公開。

——顏森林

202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