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扭索紋到盤長

謝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講座教授

【摘要】本文先是將藏傳佛教俗稱盤長的吉祥結區分為：七環的Ⅰ型、八環的Ⅱ型、十三環 的Ⅲ型、多環的Ⅳ型，以及原本和藏傳盤長無關呈十環的Ⅴ型。

經由圖像的比較，本文認 為Ⅰ型（七環）、Ⅱ型（八環）、Ⅳ型（多環）的祖型均來自伊斯蘭工藝品上的扭索紋，其源可追溯至羅馬拜占庭的飾紋，後者又可上溯古代近東的扭索飾。Ⅲ型（十三環）盤長雖不排除同樣是受到伊斯蘭扭索紋的啟發，但可能又和藏人原本所信奉苯教的吉祥數字有關。

至於呈十環的Ⅴ型扭索紋，則是與佛教八吉祥無關的伊斯蘭圖紋，其在中國初現於十五世紀前 期，是景德鎮陶工模倣自伊斯蘭工藝品的獨立飾紋。出現不久，旋即被吸收納入佛教八吉祥系統成了盤長紋。尤應留意的是，此一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十環式扭索紋竟然成了十五世紀中期以迄今日中國區域最為常見的盤長樣式（Ⅴ型），其既是中國盤長的古典，也理所當然地 進入中國吉祥圖案的世界。

做為佛教八種吉祥物之一，被稱為「結」、「吉祥結」、「金剛結」、 「無盡結」，中國民間俗稱「盤（長）腸」的呈回環扭繩圖，是世界上許多 古文明都可見到的紋樣，如西亞的扭索紋（guilloche）即有與之相似的外觀。本文的目的，先是觀察盤長般扭索結飾在中國的初現及其在陶瓷等工藝品上 的幾個面向，並留意西亞和歐洲等地多彩多姿的扭索紋裝飾意匠，談談其和盤長之間的可能關連。

一、盤長的初現和八吉祥如果依據第五世達賴喇嘛昂旺羅桑嘉措著作於西元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的《西藏王臣護法記》，則八吉祥指的是：輪（寶輪）、螺（白螺）、 傘（寶傘）、幢（寶幢）、花（蓮花）、瓶（寶瓶）、魚（金魚）、結（吉祥結）等八種寶物， 1 不過成套的八吉祥到底形成於何時，特別是在什麼 時間點以圖像的形式出現在中國區域？很是耐人尋味。

雖然北宋至道二年 （996）印度入宋僧人法賢譯《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載：「次於 四方畫十六大菩薩，於四門外，各於頰，畫象及師子，於門二邊畫八吉祥， 於山圍內畫八護世」， 2 可惜目前無從確認北宋太宗年圖畫於門兩側邊八吉祥的內容種類和圖像特徵。從中國的圖像資料看來，早在漢代已曾以傘、 花、瓶或雙魚等圖紋做為填充畫面的單位紋樣，頻仍地出現在石刻等圖像。

至晚可以早到唐代隨佛教傳入的黃道十二宮圖形亦見雙魚和寶瓶。 3 因此，若說中國匠人曾參考舊有圖紋以為吉祥寶物原形，這樣的說法雖難確證，卻非不可思議的事。做為本文主旨八吉祥之一的盤長即是此疑難中的一例。

山東省嘉祥距武氏祠約10公里處的宋山出土有多件被報告書稱為八葉紋的畫像石， 4 其中又以許安國祠頂石最廣為人知。後者作於東漢永壽三年 （157），石上既有長篇銘記，又刻飾著八葉紋（第29石），各花葉內另飾回 環菱形扭繩紋（圖1）。

圖1　山東省嘉祥許安國祠頂石畫像 東漢晚期　68×108公分

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藏

一說認為八葉紋即蓮花，邊緣刻魚，是漢代宮殿藻井常見的裝飾，目的是厭火；5 也有認為這種由四大花瓣中間夾著四小花瓣的 八瓣花，其大花瓣指四隅，小花瓣指四正，八花瓣是由四花瓣衍生而來的，用以標示八位，是以往所謂「柿蒂紋」的變形。6

相對的，亦見主張四瓣花是八瓣花的簡化形式，表現的是蓮花，嘉祥刻石於八瓣花側飾魚即是強調游魚之間盛開的蓮。 7 不過以上各說均未涉及花瓣內的菱形扭索紋樣。

早在1950年代聞宥已留意到四川省東漢樂山崖墓壁上或大邑縣出土畫象石單闕頂檐一側曾見一「聯緜屈曲的花紋」（圖2），並提示《雙劍誃吉金 圖錄》所收句兵有類似的銘識。8 按于省吾輯上引圖錄卷下考釋稱該句兵為 「系句兵」（圖3），因內之兩面四字皆為系，《說文》：「籀文系作 ，系 卣作 ，甲骨文作 ，或 ，均象以手持絲之形。」 9

左：圖2a　單闕象　42.5×46公分 四川省大邑縣出土

右：圖2b　同上　扭索圖部分

左：圖3a　系句兵

右：圖3b　同上　內部位

東漢畫象石上的扭索圖是否可和句兵上的文字相提並論？當然還有諸多討論的空間，聞氏也只是提示此一有趣信息，且慎重地自謙圖紋意義不詳，並未逕行附會。另一方面， 林巳奈夫認為前引單闕象懸浮在上層檐旁的連續三菱六圈形扭索圖（同圖 2），其實和由篆文「五」所構成的勝（金勝、玉勝）有著相近的象徵意涵， 是祈盼現世子孫繁昌、五穀豐登的吉祥圖紋，由於外形似後世的盤長圖，林 氏遂權宜地將漢代此類扭索紋稱為盤長。10

漢代的盤長形扭索紋是否和八吉祥的盤長結有關？目前難予實證。筆者迄今未見漢代以降中古時期和盤長相似的扭索紋，雖然坊間流傳的私人藏品 偶見被定為遼代的飾有八吉祥圖的金飾或銅錢，可惜均非考古發掘文物，11筆者亦未實見，在此只能割愛。

傳世作品當中，二十世紀初俄國探險家科洛夫（Kozlov）在今內蒙額濟納旗黑水旗西夏（1032－1227）遺址獲得的，年代被定在十二世紀初至十三世紀的木製彩繪佛頂尊勝曼陀羅，外區位於時鐘5點鐘處，雙魚和寶幢之間可見盤長圖（圖4）。

圖4a　佛頂尊勝曼荼羅 十二世紀初至十三世紀

130×108公分 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藏

圖4b　同上　局部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收藏的一件西夏魔障終結憤怒尊（Vighnantaka）緙絲唐卡，畫面正中蓮花座上的 魔障終結憤怒尊兩手分別執寶劍和絞索，足踏象頭神伽內基和濕婆神，最外區四周則飾由纏枝蓮承載的傘、幢、魚、螺和盤長結等八吉祥物以及摩尼珠等寶物（圖5），後者從工藝特徵和構圖與拉薩Akala唐卡的類似性等可知， 其相對年代應在蒙古人攻陷西夏之前不久的十三世紀初 。 12

圖5a　魔障終結憤怒尊（Vighnantaka）唐卡 （緙絲） 西夏十三世紀　高105公分 美國　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圖5b　同上　局部

北宋至道二年 （996）法賢譯經所提到飾於門兩側的八吉祥圖僅止於文字記載，而佛教密宗圖像資料如陝西省西安出土的唐刻本梵文經咒，正中為大隨求菩薩，環以梵 文經咒，梵文外圍金剛杵，最外圍四角方格繪刻寶瓶，寶瓶之間有輪、螺、 傘、劍、鉞、杵和珠，唯獨不見盤長（圖6）。

圖6　梵文經咒　唐刻本

24.5×23.5公分 陝西西安出土

因此，從目前的資料看來，屬八吉祥組合的早期盤長結飾見於西夏十二世紀，而年代約在1200年的印度查謨（Jammu）喀什米爾（Kashmir）之拉達克（Ladakh）地區阿濟寺（Alchi） 桑則殿（Sumtsek）北壁壁畫的盤長圖是和魚、瓶、傘、輪、幢、螺、花等共 同組成之成為後世定式的八吉祥（圖7）， 13 後者之八吉祥組合和前引《西藏 王臣護法記》（1643）所載八吉祥一致。

圖7a　阿濟寺（Alchi）桑則殿（Sumtsek）壁畫　約1200年

圖7b　同上　局部

至於年代最早的包括盤長在內已為定式的八吉祥圖之考古紀年實例，見於北京延佑二年（1315）鐵可墓（M1） 中室出土的銅鏡鏡背（圖8）。

另外，一般咸信北京故宮博物院帶「太禧」銘的元代景德鎮製卵白釉盤 之「太禧」指的是《元史?百官志》載執掌祭祀典禮的太禧宗禋院，由於天曆元年（1328）罷會福、殊祥兩院，改置太禧院總之，二年（1329）改為禧宗禋院，據此可知該瓷盤應是天曆元年（1328）之後的祭器。14 瓷盤盤心 飾雙角五爪龍，內壁飾盤長、螺、輪、幢、傘、魚、珠、花等八種吉物寶物 （圖9）。

圖9　元卵白釉印花雲龍八寶盤摹繪圖

故宮博物院藏

元代景德鎮不僅燒造多穆壺、僧帽壺等與藏傳佛教即西藏喇嘛教相關的壺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由元代宮廷製作的須彌山曼陀羅緙絲，畫面正中置須彌山，山腳兩側有太陽（三足鳥）和月亮（兔），外圍四方飾寶 瓶，瓶兩旁分別飾傘、魚、螺、輪、幢、花、瓶和盤長等八吉祥寶物，盤長 位於右下方（圖10）， 15 其和前引「太禧」銘八吉祥的不同處是省略了摩尼寶珠，而飾以寶瓶。

圖10a　須彌山緙絲唐卡　元代 83.8×83.8公分

美國　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10b　同上　盤長部分

藏傳佛教意謂佛法強大，盤結延綿無止盡的吉祥結盤長似乎是藏人愛用的紋樣，其甚至被做為獨立的裝飾母題，如西藏古格故城VI 35（壇城殿）柱頭即以綿綿不絕的盤長為飾（圖11），年代約在十五世紀。 16

圖11a　托林寺VI F35（壇城殿）柱頭托木

圖11b　同上　宿白摹繪

西藏之外，寧夏賀蘭縣拜寺口始建於西夏中晚期（1038－1227）雙塔中的西塔， 第十三層八龕塑八吉祥，盤長見於西北龕內。17

綜觀以上舉例可以得到的初步印象是，至少在西夏和蒙元時期，包括盤長在內的成套八吉祥圖像已經形成，但我們也不應排除佛教密宗陀羅尼經咒裝飾或宋遼時期或許亦可見到做為八吉祥裝飾單元之一的盤長圖像。

因此，本文所擬討論的盤長紋就涉及到西藏吐蕃王國（七世紀至九世紀中葉）之後所謂中世期迄元朝的統治期，18以及宋、遼和西夏各國。

吐蕃王國和唐代的交往始於634年（貞觀八年）棄宗弄讚遣使入唐，其 國境廣袤北至崑崙山脈，南迄喜馬拉雅山，信奉由印度傳入但西藏化的佛教即喇嘛教。19 發生在789－792年的回鶻對吐蕃的著名北庭爭奪戰致使唐代 不得不放棄西域的經營，從此以北庭和西州（吐魯蕃盆地）為中心的天山東部至東北部屬回鶻的勢力範圍，而帕米爾至西域南道至河西地方則為吐蕃所轄，至於包括焉耆、龜茲在內的西域北道則是兩者的緩衝或爭奪地帶。

到了宋代，宋廷除了和進出黃河流域由黨項人所建立的西夏國對峙，同時還需對 付藏人佇留在青海的一支即西蕃，成吉思汗滅西夏（1038－1227）後，西藏遂遣使求和，並在1247年獻土國除。滅南宋和大理國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 之前已入西藏和喇嘛友好，極賞識薩迦派的八思巴並結伴歸國，結下蒙古與 喇嘛教的因緣，即位之年（1260）更以喇嘛教為國教，奉八思巴為國師，統領全國佛教，後又晉封為帝師、大寶法王。

前引北京元代延祐二年（1315） 墓墓主鐵可是篤信佛教的祖籍為現巴基斯坦貴族，他的叔父那摩是被元憲宗 蒙哥尊為國師（1252），總天下釋教的蘭麻大師（《大正藏》《佛祖歷代通 載》卷二十一），而鐵可墓既出土了飾盤長結等八吉祥圖像的銅鏡（同圖 8），也伴出了景德鎮所燒製造型倣自西藏器式的青白瓷多穆壺。

我們還應留意，明初永樂六年（1408）成祖遣使西藏致烏斯藏尚師哈立麻「白瓷八吉祥茶瓶」， 20 從現藏大英博物館通說祖型是來自僧帽形狀的 景德鎮窯永樂期白瓷僧帽壺，壺身陰刻輪、螺、幢、傘、花、魚、瓶和盤長 結（圖12），八吉祥內容和前引相對年代在1200年的印度拉達克阿濟寺壁畫（同圖7），或由元代宮廷製作的須彌山緙絲唐卡一致（同圖10）。

圖12　大英博物館藏明代永樂（1403－1424）

白瓷僧帽壺壺身八吉祥線繪圖

在八吉祥圖是和藏傳佛教有關的圖紋的認知基礎之上，當有助於我們評估坊間所流傳被定為遼代的銅錢或鎏金帶飾，以及西夏後期唐卡或寧夏西夏雙塔龕塑八吉祥圖像問題。一般認為，承繼唐代佛教的遼代佛教宗派多元，但仍以藏傳密 教最為流行，21 而西夏開國之主元昊不僅通曉佛學，也把佛教列為國教，藏傳佛經也被譯成西夏文在境內廣為流傳，賀蘭縣拜寺溝清理方塔廢墟出土的十萬言西夏文《吉祥皆至合口本續》即是譯自藏傳佛教密宗經典。22 雖然文獻記載北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已於門邊圖繪八吉祥圖，但目前所知藏地或受藏傳佛教影響的中國及印度作坊所見八吉祥圖的最早案例不能早過十二世紀初期。

不過，設若考慮到歷史上遼和西夏社會的宗教氛圍，或可想像寧夏西夏中晚期（1038－1227）拜寺西塔龕塑八吉祥不僅有可能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前引西夏後期魔障終結憤怒尊唐卡（同圖5），甚至被認為是製作拉薩 的Akala唐卡工匠在蒙古帝國內部流動下的產物。 23

另外，宋人洪皓（1088－ 1155）《松漠紀聞》載西夏緙絲多引進回鶻織工，則前引西夏期緙絲唐卡所見盤長或許也和活動於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回鶻人見聞自西方的圖紋有關？無論如何，目前並無跡象顯示做為八吉祥之一藏傳佛教所謂結或盤長結的圖紋和漢代畫像石所見扭索紋有關。 問題是其到底是出自藏人的構思，抑或是由外地所移入？值得探索。

二、藏傳佛教所謂盤長和扭索紋

依據做為八吉祥寶物之一的盤長紋外觀特徵，可將之區分為五型即：呈 七環形的Ⅰ型、呈八環形的Ⅱ型、呈十三環的Ⅲ型、呈多環孔的Ⅳ型，以及可能和藏傳盤長無關，詳見後述之呈十環的Ⅴ型。 24

七環型Ⅰ型盤長見於印度拉達克阿濟寺（Alchi）相對年代在1200年的壁畫（同圖7），但此後銷 聲匿跡。八環形Ⅱ型盤長見於十二至十三世紀西夏唐卡（同圖4、5），其也 是元至明初最為常見的盤長形式，除了前引北京延佑二年（1315）鐵可墓銅 鏡（同圖8）、元代十四世紀須彌山曼陀羅緙絲唐卡（同圖10）、景德鎮明 代永樂（1403－1424）白瓷僧帽壺（同圖12），西藏阿里札達縣帕爾宗遺址 相對年代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壇城窟窟頂中央壁畫（圖13），或古格故城Ⅵ F35金科拉康（壇城殿）年代約在十五世紀的托木盤長飾紋均屬八環式（同 圖11）。

圖13　西藏阿里札達縣帕爾宗遺址壇城窟窟頂

中央所繪吉祥八寶圖案

另外，西藏中央部所作年代在十五世紀前期的綿布著色毘沙門天像 旁與瓶、魚、輪、疊勝等寶物錯落綴飾於雲間的盤長（圖14），或高原西端 與南亞交界最北邊，印度拉達克Chachapuri寺所見十五至十六世紀以文殊為 中尊的《法界語自在曼陀羅》壁畫外圍與瓶、傘並列的盤長亦屬八環式（圖 15）。在此之前，同拉達克阿濟寺約成於1200年桑則殿壁畫則見七環式Ⅰ型 盤長（同圖7）。

左：圖14a　棉布著彩毘沙門天像 1400年或之前

高83.1公分　西藏中央部

右：圖14b　同上　局部

圖15a　法界語自在曼陀羅 約十五至十六世紀　直徑88.9公分 印度查謨（Jammu）喀什米爾 （Kashmir）之拉達克（Ladakh） Chachapuri寺

圖15b　同上　局部

呈十三環形的Ⅲ型盤長，是十五世紀以來古格故城常見的紋樣，其中金科拉康（壇城殿）托木，所見十三環Ⅲ型盤長乃是和八環Ⅱ型盤長同時被裝 飾在殿前南側柱托（背面）（同圖11），說明兩型在時間上有所重疊。

Ⅲ型盤長在薩迦派寺院夏魯寺南配殿北壁中間上部約繪作於十四世紀上半葉的五 佛五智大曼荼羅壁畫已可見到（圖16），其也頻見於古格故城壁畫，後者壁畫的年代極難釐定，如學者早已認識到按照西藏佛教的傳統，寺院壁畫應始 終保持潔淨鮮豔的色彩，所以建築年代不一定等於壁畫繪作年代，本文以下所列舉的案例是依據報告書的分期 25 並參酌宿白的評述， 26 知其年代均在 十五至十六世紀之間。阿里地區嘎波拉康（白殿）天花彩繪（南五行八格）（圖17）、貢康洞（依怙洞）西壁下部南側壁畫（圖18）所見盤長均屬Ⅲ 型。

圖16a　夏魯寺南配殿北壁五佛五智 大曼陀羅壁畫　十四世紀前半

圖16b　同上　局部

圖17　西藏拉康嘎波（白殿）天花彩繪

圖18 西藏貢康洞（依怙洞）西壁下部南側壁畫

圖19　西藏拉康瑪波（紅殿）壁畫

有的Ⅲ型盤長加飾結帶，此如拉康馬波（紅殿）壁畫（圖19）、拉康嘎波（白殿）十六號像座（圖20），金科拉康藻井彩繪Ⅲ型盤長外圍加飾花邊 （圖21），而拉康馬波第十六組壁畫之一佛二菩薩像座Ⅲ型盤長轉環處有的呈方折角（圖22），方折角式Ⅲ型盤長也見於印度拉達克瑪多（Matho）寺院 壁畫的八吉祥女神（圖23）。另外，西藏江孜白居寺文殊獅子殿黑財神背龕 則排列裝飾了七個呈十三環的Ⅲ型盤長（圖24）。

呈多環式的Ⅳ型盤長見於古格故城杰吉拉康，意譯為大威德殿（編號Ⅳ F136）第三行南柱柱頭刻飾（圖25），其相對年代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 初期，27 與Ⅳ型類似的扭索紋既可見於伊斯蘭黃銅筆盒象嵌圖紋，也和完成於1560年的詩集皮書背金箔扭索飾相近（圖26）。

圖25　西藏杰吉拉康（大威德殿）柱頭及替木雕飾

圖26a 1560年的詩集皮書背金箔扭索飾

圖26b　同上 局部

關於各式盤長和伊斯蘭工藝圖紋的關係，我們首先可以指出形似由兩 個委角三角形錯角交疊而成的Ⅰ型七環盤長（同圖7），其構圖有如大衛之 星，所呈現的圖案和十世紀或稍後伊朗陶瓷裝飾母題基本一致（圖27）。

圖27　伊朗釉陶　十世紀 Benaki Museum藏

至於Ⅱ和Ⅲ型盤長，我們應該留意，大英博物館藏伊斯蘭太陰曆680年（西元 1281－1282）銘由Mahmud b. Sanqur所設計製造於伊朗西部的黃銅金銀象嵌 筆盒，就可見到與Ⅱ型盤長造型相近的八環式象嵌扭索紋（圖28）。28

其 次，相對於西藏阿里地區相對年代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十三環Ⅲ型盤長，年 代約在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的伊朗Kashan地方所燒造Minai多彩釉陶則頻見十三環形（圖29），或以十三環為主體，四方邊角另飾實心點或小圓圈的 扭索紋（圖30）。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七環式和八環式盤長的原型很有可能 是來自伊斯蘭工藝品上同式扭索紋，但十三環式盤長雖不排除曾受到伊斯蘭 扭索紋的啟發，卻也與藏人原本所信奉苯教的吉祥數字相符，如苯教相信天界原為九層，後擴展到十三層； 29 傳說中苯教不僅有十三戰神，在包含白哈 爾和姐妹護法的唐卡中還可見到十三頭黑野驢、十三頭黑野牛、十三頭白獅 子； 30 在避免由魔引起障害的變魔嘴儀式中，要在須彌山頂騎魔鹿的黑門巴人俑，左右各站立十三位黑門衛，須彌山基座另置十三名黑騎士和十三把寒 鴉羽毛， 31 看來藏地十三孔形盤長似乎更有可能是在本土傳統吉祥數字基礎 之上與伊斯蘭扭索紋的結合。

總之，吐蕃王國與伊斯蘭世界交流頻仍，如在 貞元十七年（801）與南詔（雲南）之戰，即曾動員康黑衣大食等兵即薩馬爾 罕地方的伊斯蘭兵（或業已伊斯蘭化的薩馬爾罕出身的粟特兵及阿拉伯=波斯 兵）；成書於十世紀的波斯文《世界境域誌》（?udūd al-?ālam）也提到拉薩 （Lhāsā）有許多偶像寺院和擁有清真寺的一處小鎮，那裡居住著少數伊斯蘭 教徒。32 另外，拉康馬波一佛二菩薩像座所見略呈折方角的Ⅲ型盤長（同圖 22），則是帶著阿拉伯風之伊斯蘭各種卷曲紋樣（Arabesque）圖紋中常見的 形式，如伊拉克摩蘇爾製作的銅飾板所見方折角扭索飾即為一例（圖31）。

雖然我們也需留意，古印度供奉的蛇神（Naga）所見兩蛇盤身交尾的 圖像當中有的酷似盤長（圖32），因此一說認為盤長是起源於印度蛇崇拜圖 案。 33 如果說藏傳佛教盤長紋曾參考擷取古印度的圖像，此亦非不可思議的 事，唯本文前已分梳的幾型盤長造型多元，並非蛇石圖像所能涵括。

圖32　印度的蛇紋祭石

其次，相對於蛇祭石多分布於東部和南部，如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馬杜賴 （Madurai）至今仍見此類祭石， 34 目前所知藏傳佛教盤長紋乃是初現於藏 地西部區，後者圖像脈絡有跡可循且均指向伊斯蘭世界。 換言之，本文以下將以圖像類比的方式來證明：追尋藏傳佛教八吉祥之一盤長結源流及圖像變遷，伊斯蘭世界的裝飾紋樣無疑更具關鍵角色。

回顧西藏史上吐蕃王國（七至九世紀），其領土廣袤，東至今中國四川、雲南，南倚印度不丹、尼泊 爾，而其西邊和北邊可翻越蔥嶺和崑崙山脈達伊朗。敦煌本《吐蕃王朝大事 記》稱吐蕃贊普赤松德贊統治期（755－796）吐蕃軍至涼州，攻佔涼、甘、 肅、瓜、沙、伊、西、庭等八座州城，國威遠震，隴西地區以上（西）盡入 手中，並且直到848年仍統治敦煌，大力弘揚佛教。 35 位於塔里木盆地南沿的西域強國于闐也曾為吐蕃佔領，大約要到九世紀中葉才脫離吐蕃統治趨向 獨立，而敦煌和于闐都是往來東西絲路上的要道。

至於流行藏傳佛教的遼代 （907－1125）也和伊斯蘭諸國多有交往，光是《遼史》所載自遼天贊二年 （923）至咸雍四年（1068）來自西域伊斯蘭的貢使就有二十次之多，其中包 括三次大食國遣使進貢，後者可能包括統領中亞和伊朗地區的薩曼王朝、中亞東部喀喇汗王朝，都城於今阿富汗東南部加茲尼的伽色尼王朝，甚至阿拔斯王朝。 36

另外，內蒙古奈曼旗遼開泰七年（1018）陳國公主及駙馬墓出土的鏨 刻阿拉伯文字的銅盆，或伊朗製玻璃紙槌瓶等更是著名的舶來品， 37 而位於中亞南部至西亞一帶由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吾所建立的伊兒汗國（Ilkanate，1256－1335）等工藝品與元青花等裝飾的類似性，也早已由學者所指出。 38

明永樂三年（1405）到宣德六年（1431）雲南穆斯林出身的太監鄭和奉旨七次下西洋，既到達波斯灣忽魯謨斯（Hormuz），也造訪了阿拉伯的朱爾法（Julfar）、阿丹（Aden）和天方（Mecca）。一般認為，伊朗阿德比爾聖 廟（Ardebil Shrine）和土耳其砲門宮殿博物館（Topkapi Saray Museum）西亞 兩大中國陶瓷收藏當中的永宣時期陶瓷，有的就是來自鄭和攜至的賞賚品。 39 至於永宣時期景德鎮所燒製的扁壺、大口盆、壯罐、筆盒等器式乃是模倣自 近東黃銅器形一事已是學界定論。 40 另一方面，明成祖永樂皇帝不僅命景德鎮官窯燒造藏人愛用的僧帽壺，也在壺上陰刻包括盤長結在內的八吉祥圖致送西藏高僧，也曾賞賜大乘法王貢噶扎西堅贊貝桑布（漢籍稱昆?澤斯巴） 一件青花大碗，碗繪有六個圖案以及「吉祥八寶」， 41 明確地記明以青花 繪八吉祥圖。

筆者未見永樂朝（1403－1424）八吉祥青花碗，不過我們可從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宣德朝（1426－1435）青花八吉祥大碗（圖 33）得以想像永樂皇帝致送大乘法王昆澤斯巴大碗的可能樣貌，碗上所見盤長結屬本文所分類的八環式（Ⅱ型）。

圖33　青花平口大碗　明代宣德（1426－1435）

徑31.4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從永樂六年（1408）致送大寶法王哈立麻的清單既見「白瓷八吉祥茶瓶」，還包括「壽字八吉祥御羅手帕」和 「金銀八吉祥」馬具飾件等， 42 也說明了 藏人對於八吉祥紋的喜好，以及成祖的宗教傾向和投其所好、懷柔藏人的外交手腕 。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八環式盤長（Ⅱ型）是自十三世紀後期唐卡以來迄明代初期最為流行的樣式，如韓國新安木浦至治三年（1323）新安沉船的龍泉窯青瓷（圖34）、十四世紀前期景德鎮卵白釉瓷（同圖9）、十四世紀中期景德鎮元代青花瓷（圖35），或卒葬於至元二十五年（1365）蘇州吳張士 誠母曹氏墓出土的織品（圖36）、為收貯藏傳佛教藏經於永樂八年（1410） 在北京製作的漆夾經板上的嵌金飾（圖37）以及江蘇省常州明墓出土帶金鏈 條的銀方盒（圖38）均屬此一形式。

圖34　龍泉窯青瓷碗　元代　口徑16.4公分

新安沉船打撈品 韓國　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38　「福壽」紋銀方盒　明代

長8.3公分　寬8.5公分 常州博物館藏

不過，正是在永樂年間，盤長紋的裝飾脈絡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朝廷不僅樂於在包括宗教儀物在內的各種材 質工藝品上以成組的八吉祥紋為裝飾，同時直接以伊斯蘭工藝品的器式為祖 型進行模倣，其結果是景德鎮的陶工全盤接受伊斯蘭工藝製品的器式，燒造出器形來自黃銅器的青花饅頭心臥足碗，碗外口沿一周波斯文穿插裝飾扭索紋（圖39）。

圖39a　青花波斯文花卉紋臥足碗　 明代永樂（1403－1424）

徑13.1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有趣的是，該外觀呈十環形的伊斯蘭扭索飾紋似乎被中國工匠視為一種美麗又時髦的盤長紋，從而將之納入八吉祥脈絡，並且頗有取代 此前既存的盤長類型（Ⅱ～Ⅲ型），成為十五世紀初期以來以至近代最為常見的盤長樣式。

換言之，十環式盤長紋（Ⅴ型）歷經正統（1436－1449）、 景泰（1450－1457）、天順（1457－1464）之景德鎮陶瓷史上所謂暗黑期 （圖40），成了以後明清各朝最常採行的盤長樣式，同時又有變形，比如說 十七世紀景德鎮卡拉克樣式瓷仍遵循十環要素，但又常將圈環繪成方折角 （圖41），有的還以藍地白的方式來予呈現（圖42）；明神宗萬曆（1563 －1620）定陵出土的織金妝花縀絲錦被上與團龍並列的盤長亦屬折角式（圖 43）。

這類折角式扭索紋，在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伊朗多彩陶上已可見到因筆勢的緣故偶然出現的變形（同圖30），但十三世紀伊拉克銅飾板所見折角式扭索紋則是刻意的變體裝飾（同圖31），而前引西藏阿里地區拉康馬波 一佛二菩薩壁畫像座也可見到折角要素（同圖22）；在由土耳其伊斯坦堡宮廷畫工所繪製，成書於1568－1569年的記述蘇萊曼一世遠征記的細密畫插圖中，豪華的帳篷垂幕上錯落裝綴的扭索紋亦屬八方折角式（圖44）。

圖44a　蘇萊曼一世遠征記細密畫插圖　 1568－1569年

39×25公分 土耳其砲門宮殿博物館藏

圖44b　同上　局部

清代工藝品所見盤長也有多種形式，但仍然是以十環式者居多，既見彩繪口啣盤長 的紅色蝙蝠示意「福壽綿長」的圖樣（圖45），也有盤「長」和「壽」字配 套，諧音寓意「長命百歲」者（圖46）。乾隆年間宜興紫砂壺身髹漆彩飾還可見到與戟（吉）、罄（慶）、魚（餘）、盤長等錯落分布於壺身的吉祥圖紋（圖47）。

圖45a　乾隆款粉八仙慶壽長福瓶 高29公分　故宮博物院藏

圖45b　同上　局部

圖46a　金折沿盤　道光年間　徑60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46b　同上　「腸（長）壽」

圖47　乾隆款紫砂胎上黑漆金彩長慶吉祥紋把 壺

高10.4公分　故宮博物院藏

三、扭索紋的蹤跡

關於伊斯蘭美術所見與本文「盤長」外觀相近的扭索紋（guilloche）之淵源出自和影響，是裝飾藝術史上的古典議題。

如Alois Riegl（1858－1905）已經觀察到 希臘人在古典時期已曾使用扭索飾 ，並且頻繁地出現在龐貝城的框圍裝飾，在羅馬帝國的馬賽克上，由環形帶構成的交織圖紋數量趨多，如特里爾（Trier）巴西利卡（Basilica）過廳的羅馬馬賽克邊飾（圖48），以至於 被做為裝飾主紋的特里爾西緬―斯特拉斯（Simeon-Strasse）教堂的羅馬馬賽 克（十三孔）（圖49）； 43 比Riegl上引著作年代更早的Bourgoin甚至將這類交織圖案視為是伊斯蘭交織花紋（interlace）和格子細工（latticework）的直接前身。 44

圖48　羅馬馬賽克邊飾

圖49　羅馬馬賽克飾紋

換言之，伊斯蘭的扭索紋來自羅馬拜占庭的傳統，而拜占庭的扭索紋則可溯源自古代近東的扭索飾。

事實確是如此，法國羅浮宮博物館藏阿富汗Shahr-e Gholghola （Bamiyan）發現的十三世紀鉛釉剔劃花陶盤，盤心的扭索飾（十二孔）（圖 50）就和Riegl前引著作圖示的羅馬馬賽克（十三孔）（同圖49）有著相近的 裝飾意匠；傳伊朗Amol出土的相對年代在十至十一世紀的鉛釉剔花盤，盤心 所見扭索紋孔隙中另填菊花文帶著濃厚裝飾風的扭索飾亦為一例（圖51）。

圖50　鉛釉剔劃花盤 十三世紀　徑31.5公分

阿富汗Shahr-e Gholghola出土 羅浮宮博物館藏

圖51　鉛釉剔劃花盤 十至十一世紀

徑42公分 伊朗Amol出土

不過，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針對類此之數量龐大的案例進行重複的鋪 陳。相對的，本文的企圖是擬將中國區域納入比較案例，集中觀察受到伊 斯蘭工藝影響的中國所謂盤長以及歐洲俗稱扭索紋的另一面向。在進入討論之前，本文擬以受到西亞伊斯蘭筒式罐（圖52）影響在中國製作的所謂 「壯罐」（圖53），以及同樣是受到伊斯蘭影響在歐洲生產的馬約利卡 （Majolica）所謂Albarello藥罐為例（圖54），做些必要的背景交待。

圖52　釉陶彩繪罐　十世紀　高23公分

Kuwait National Museum藏

圖53　青花壯罐　十五世紀早中期 （清代配蓋）

高22.7公分 故宮博物院藏

圖54a　義大利馬約利卡（Siena） 1500－1510年　高31公分

法國塞爾夫國家陶瓷博物館（Museé National de Céramique, Sèvres）藏

圖54b　同上　局部

從傳世及考古發掘標本可知，中國景德鎮在十五世紀永樂年間（1403－ 1424）曾以西亞筒式罐為祖型加以倣製（同圖53）；而馬約利卡一名則是 十六世紀以來對義大利錫釉陶的泛稱，其語源說法不一，一般認為其可能出 自西班牙陶瓷運銷義大利的中途接駁站馬約卡島，但也有主張是西班牙南部窯業中心馬拉卡（Malaqa）的音譯。45

總之，十五至十六世紀義大利的錫釉陶，是受到以西班牙南部瓦倫西亞（Valéncia）地區陶窯作坊所生產的伊斯蘭風格錫釉陶，亦即所謂Hispano-Moresue Ware的影響。

相對於中國區域的壯罐呼稱，歐洲地區則稱這種祖型伊斯蘭的地區的筒形罐為Albarello，但其實中國和歐洲的筒式罐之祖型均來自伊斯蘭，就此而言， 中國區域和歐洲的這類筒式罐可說是有著共同祖先卻又分道揚鑣的遠親 。 46

Albarello的呼稱最遲可上溯 十六世紀，因為當Cipriano Piccolopasso（1524－1579）訪察義大利多處馬約利卡製陶作坊後，於1556－1557年編成出版的著名《陶藝三書》（Li tre libri dell’Arte del Vasaio），當中的第一書已經提到當地的陶工和藥店主即是用 Albarello來稱呼這種造型的罐，既揭示了其成形的技法（圖55）， 47 同時也 圖示了當地陶工常於盤心或盤壁繪飾扭索紋（圖56）。

圖55 Cipriano Piccolopasso《陶藝三書》中的 Albarello 1524－1579年

圖56 Cipriano Piccolopasso《陶藝三書》中的 扭索紋飾盤　1524－1579年

不僅如此，前引義大利西恩納（Siena）所生產之十六世紀初期Albarello造型既和中國壯罐相近， 除了口沿下方近折肩處的扭索紋之外，罐身上方部位另圍繞一周八環折角式 扭索紋（Ⅱ型盤長）（同圖54），而八環式Ⅱ型盤長正是西夏唐卡（同圖4、 5）以來元至明代早期最常見的盤長樣式（同圖8、9、10）；十三世紀後期伊朗西部製作的黃銅筆盒可見類似的八環式象嵌扭索紋（同圖28）。

其次，相對年代約在1450年佛羅倫斯（Firenze）的Albarello也在錫白釉上穿插繪飾十環形扭索紋（Ⅴ型盤長）（圖57），而中國區域Ⅴ型盤長的出現時代也正是在十五世紀初期；伊斯蘭工藝外形相近的扭索紋則見於十三世紀伊拉克摩蘇爾 製作的銅板飾（同圖31）。

圖57　義大利馬約利卡（Firenze） 約1450年

另一方面，扭索紋飾是歐洲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初期經常可見的裝飾紋樣，尤其以東格利亞（東英格蘭）及其周邊城市廣為流行，48 Canterbury 成書於十四世紀初的理查《詩集篇》可見受到伊斯蘭工藝裝飾影響的十三 世紀扭索飾（Ⅲ型）（圖58）。

圖58 Canterbury成書於十四世紀初的理查《詩 集篇》中的扭索飾（線繪）

然而最引起人們興趣的扭索紋恐怕是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1－1519）在米蘭時期為所謂「達文西學院」 （Leonardo Academia Vinci）設計，在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由威尼斯刻工製成版畫的六幅扭索紋圖（圖59）。學界關於這種又被稱為達文西結 （Leonardo’s Knots）圖案的討論不少，如E. H. Gombrich就指出這種交織圖 案是出自達文西對經義大利工匠改造過的伊斯蘭圖案的再創造。49

圖59a　達文西學院版畫扭索繩結圖 十六世紀初 大英博物館藏

圖59b　同上　局部

筆者從近年李軍關於此一議題的梳理獲知，繼E. H. Gombrich說法之後，另有學者指出達文西結繩圖案可能來源於敘利亞的鑲嵌金屬器， 50 甚至具體指明西方 此類圖案和十五世紀後期黃銅鑲嵌銅器的傑出工匠馬赫穆德?阿爾?庫爾德 （Mahmud al-Kurd）的作品密切相關，認為達文西結的構思可能是受到伊斯蘭藝術， 特別是近東黃銅鑲嵌器圖紋的啟發 。 51

由達文西所設計的扭索繩結圖案種類極為豐富，除了前引版畫之外，在他繪製的木板廳壁畫（Sala delle Asse，1497－1498），枝幹花卉當中亦見多種扭索飾，其中包括八環式扭索紋（圖60），其造型和伊朗帖木兒時期設拉子（Shiraz）《列王記》抄本 （1370－1501）（圖61），或可能是在伊朗或中亞製作同樣是帖木兒朝著彩絹畫所見絨毯外圍扭索紋大體相近（圖62），後者年代要比木板廳壁畫早了半個世紀。

圖60a　達文西木板廳壁畫（1497－1498）

圖62b　同上　局部

結 語

儘管可能招致掛一漏萬的譏評， 本文仍恣意地以外觀形狀將分布於今中國或印度地區藏傳佛教所見盤長區分為五型。 呈 七環的Ⅰ型見於印度拉達克地區阿濟寺（Alchi）桑則殿北壁之畫，其年代約在1200年，但曇花一現，以後似不見蹤跡。

呈八環的Ⅱ型，目前以十二至十三世紀西夏緙絲唐卡的年代最早（同圖4、5），該型是十四至十六世紀唐卡（同圖10、14、15）最常見的盤長樣式，其也見於元代銅鏡（同圖8），或元明時期瓷窯如浙江省龍泉 窯青瓷（同圖34）和江西省景德鎮窯白瓷（同圖12）、青花瓷等（同圖33、 35）。

呈十三環式的Ⅲ型，初見於十四世紀，而頻見於十五至十六世紀西藏阿里地區古格故城壁畫或佛教臺座和建築裝飾。從目前的資料看來， Ⅲ型的出現年代要晚於Ⅱ型，但兩型並存於十四至十五世紀 （同圖11）。至於筆者所掌握到的多環式Ⅳ型盤長的年代見於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同圖 25）。

伊斯蘭地區不僅可以見到外觀與Ⅰ～Ⅳ型盤長形狀相近的扭索紋飾（如 圖27～31），其相對年代也比中國同式盤長要更早或相近，因此今中國和印度藏傳佛教有關文物上的Ⅰ～Ⅳ型盤長飾紋，很可能是擷取自伊斯蘭地區工 藝品上的扭索紋飾。比較特別的是十環式Ⅴ型盤長。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器 形倣自伊斯蘭黃銅器的永樂（1403－1424）青花臥足饅頭心碗，Ⅴ型盤長是 和另一式似為十七環但因青花漶散、環數不易確認的盤長紋，共同做為碗外 壁近口沿處波斯文的搭配圖案（同圖39）。相對於前引永樂朝白瓷僧帽壺壺 身成組八吉祥紋中的盤長乃是八環式的Ⅱ型，青花臥足碗的Ⅴ型以及形似Ⅲ型的多環盤長則是與八吉祥紋無關的獨立裝飾紋樣。眾所周知，以各式扭索 紋搭配波斯文這樣的裝飾構思，是伊斯蘭地區工藝品常見的布局配置，如前引十三世紀後期黃銅筆盒即為著名之例（同圖28），年代晚迄十五世紀末至 十六世紀初的土耳其伊茲尼克（Iznik）白釉藍彩盤，也可見到將十環式和多 環式扭索紋並列於盤心的裝飾意匠（圖63）， 而多環式紐索紋則和Ⅳ型盤長 （同圖25）意匠相近 。

圖63a　土耳其伊茲尼克（Iznik）白釉藍彩盤

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　徑45公分

圖63b　同上　局部

總之，故宮藏清宮傳世臥足碗，可說是永樂朝景德鎮瓷窯企圖全面模倣伊斯蘭黃銅器器形和紋樣的珍貴案例，就其脈絡而言，以扭索紋來稱呼本文所分類的Ⅴ型盤長或許更為恰當。

雖然宣德朝（1426－1434）景德鎮官窯八吉祥圖仍承繼永樂朝的八環式 Ⅱ型盤長（同圖33），但至遲在十五世紀中期十環式Ⅴ型盤長（扭索紋）終究還是被融入八吉祥紋的範疇。

讓人料想不到的是，它還成了之後八吉祥盤長紋最為常見的樣式，成了中國盤長的古典，但有時也做為獨立的飾紋樂此不疲地重複出現在陶瓷等工藝品裝飾畫面上（圖64、65），甚至以此逆銷伊斯蘭世界，此如土耳其砲門宮殿博物館藏卡拉克樣式瓷（同圖41、42），而目的地仍有待確認之年代在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前半的菲律賓Busuanga 島之Caluit以西海底發現的Lena Cargo沉船打撈出的景德鎮青花碗同樣也屬十環式Ⅴ型盤長紋飾（圖66）。

圖64a　飾盤長紋的青花碗 十五世紀後期

徑13公分 韓國　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64b　同上 線繪圖

圖65　紅綠彩碗 宣德年製（1426－1435）款

十六 世紀前期 徑17公分　大和文華館

圖66　飾盤長紋的青花碗 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前期

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 徑15.1公分　Lena Cargo打撈品

另外，收貯日本江戶元祿年間（1688－1704） 安閒天皇陵出土的薩珊朝波斯（三至七世紀）玻璃碗、年代不晚於江戶時代 的中國織品囊袋也是滿飾十折角式Ⅴ型盤長（圖67）。

圖67 收貯日本江戶元祿年間（1688－1704） 安閒天皇陵出土的薩珊朝波斯（三至七 世紀）玻璃碗的中國織品囊袋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祖型來自伊斯蘭工藝圖案的十環式扭索紋，其以迴轉盤繞的造型特徵，化身並借由盤長（Ⅴ 型）之名獲得中國區域人們的青睞，最終竟成了中國傳統吉祥圖紋的代表圖案之一，其既被裝飾在不同種類質材的工藝品，往往還被做為吉祥圖紋單元 廣為使用。如與蝠（福）組合譬喻「長福」（同圖45），與「壽」字諧音寓 意「長壽」（同圖46），而清代民窯陶瓷不僅常以盤長紋為底足款識（圖 68），也有與魚圖並列，寓意「長年有餘」的青花瓷（圖69）。

注釋：

1 第五世達賴喇嘛著，郭和卿譯，《西藏王臣護法記》，收入中華電子佛典CBETA, B 11, no. 0075, 卷4，頁36。另外，早在1980年代，周麗麗已經援引該一記事並對陶瓷八吉 祥紋做了很好的梳理，參見同氏，〈瓷器八吉祥紋新探〉，《上海博物館集刊》，第4期 （1987），頁312-332。

2 （北宋）法顯譯，《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卷下，收入中華電子佛典 CBETA, T 19, no. 939, 頁93。

3 夏鼐，〈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原載《考古學報》，1976年2期， 收入《夏鼐文集》，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391-419。

4 濟寧地區文物組等（朱錫祿），〈山東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漢畫像石〉，《文物》，1982年 5期，頁60-70。

5 繆哲，《從靈光殿到武梁祠：兩漢之交帝國藝術的遺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2021），頁368-369。

6 李零，〈“方華蔓長，名此曰昌＂―為“柿蒂紋＂正名〉，原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2012年7期，收入同氏，《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2016），頁166。

7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における蓮の花の象徵〉，《東方學報》，第59冊（1987），頁2-6。

8 聞宥，《四川漢代畫象選集》（上海：群聯出版社，1955），圖81。

9 于省吾，《雙劍誃吉金圖錄》，卷下（珂羅版初版由北平琉璃廠來薰閣刊行，1934，此據 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6），頁135-136。

10 林巳奈夫，〈漢代の永遠を象徵する 柄〉，《史林》，83卷5號（2000），頁189-195。

11 如據云鑄造於遼代統元年（983）的一面為「千秋萬歲」，另面邊環十二生肖圖，內環八 吉祥圖的銅錢，以及定年於遼代（907－1125）的八件一組鎏金帶飾。意辛，〈八吉祥圖 案的起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536718568（檢索日期：2023年5月15日）。裴元 博，〈遼（契丹）“再生儀＂特鑄“千秋萬歲＂邊環十二生肖內環佛教八寶圖錢考釋〉，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4b99e63e0102eorh.html（檢索日期： 2023年5月15日）。

12 James C. 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ith an essay by Morris Rossabi,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p. 90.

13 常紅紅，〈吉祥結圖案的來源與演變考釋〉，《裝飾》，333期（2021.1），頁130-131。另 外，相對於常文將阿濟寺的年代定在十一至十三世紀，本文是參見：Roger Goepper; photography by Jaroslav Poncar, Alchi: Ladakh’s Hidden Buddhist Sanctuary: The Sumtsek (Boston: Shambhala, 1996), p. 8 依據殿內頂層尊像銘文所釐定的1200年代判斷。

14 孫瀛洲，〈元卵白釉印花雲龍八寶盤〉，原載《文物》，1963年1期，後收入故宮博物院 編，《孫瀛洲的陶瓷世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342。由於文獻記載至元六 年（1340）罷天歷間所置太禧宗禋院，劉新園據此認為「太禧」銘盤應燒造於天歷二 年（1329）至至元六年（1340）之間。參見同氏，〈元文宗―圖帖睦爾時代之官窯瓷器 考〉，《文物》，2001年11期，頁52-53。

15 Gennady Leonov, “A Note on Inscriptions and Iconography,” in James C. 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ith an essay by Morris Rossabi,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pp. 101-103. 以及熊文彬的解 說，參見同氏，〈西藏夏魯寺藝術中的漢族藝術因素與元代漢藏藝術交流〉，《藝術史研 究》，第2輯（2000），頁507。

16 宿白，〈阿里地區札達縣境的寺院遺跡―《古格王國建築遺址》和《古格故城》中部分 寺院的有關資料讀後〉，原載《國學研究》，第3卷（1995），後收入同氏，《藏傳佛教寺 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154-155。

17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等（于存海等），〈寧夏賀蘭縣拜寺口雙塔勘測維 修簡報〉，《文物》，1991年8期，頁21。

18 山口瑞鳳，〈チベットの歷史〉，收入長野泰彥、立川武藏編，《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 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東京：冬樹社，1987），頁78-84。

19 喇嘛教接受唐以來佛教密宗，參見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上海遠東 出版社，1996），頁7-8。

20 謝明良，〈十五世紀的中國陶瓷及其有關問題〉，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7卷2期 （1999），後收入同氏，《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2007），頁229-230；吳明 娣，〈明代瓷器與漢藏文化藝術交流〉，《中國藏學》，2002年3期，頁108-109。

21 黃震云，〈論遼代宗教文化〉，《民族研究》，1996年2期，頁94。

22 李範文，〈藏傳佛教對西夏的影響〉，《歷史文物》，6卷3期（1996），頁48-51。

23 James C. 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ith an essay by Morris Rossabi,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p. 94.

24 藏地的扭索紋造型多元，除了Ⅰ～Ⅳ型扭索紋之外，拉康瑪波（紅殿）或拉康嘎波 （白殿）天花另見由兩只橢圓環交疊而成的五環式圖（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 編，《古格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下，彩版29、39），景德鎮正統至天順期 的陶瓷亦可見到相近的圖飾，如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 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圖73；王冠宇等編，《填空補白II：考古新發現 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圖125等。就筆 者所知類似的圖紋可追溯自十世紀或稍後的伊斯蘭陶器裝飾母題（如：Helen Philon, Benaki Museum Athens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London: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1980], p. 17, fig. 25），但因其構圖和本文擬討論的盤長無關，故 予割愛。

25 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古格故城》，上，頁259-262。

26 宿白，〈阿里地區札達縣境的寺院遺跡―《古格王國建築遺址》和《古格故城》中部分 寺院的有關資料讀後〉，頁151-182。

27 宿白，〈阿里地區札達縣境的寺院遺跡―《古格王國建築遺址》和《古格故城》中部分 寺院的有關資料讀後〉，頁164-168。

28 該黃銅金銀象嵌筆盒，一說推測是製作於埃及（Esin Atil, W. T. Chase, Paul Jett, Islamic Metalwork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85], p. 105）。本文採Rachel Ward的伊朗西部製作說，參同氏 Islamic Metalwork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3), pp. 90-91.

29 Samten Gyaltsen Karmay著，前田綠譯，〈ポン教〉，收入長野泰彥、立川武藏編，《チベッ 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東京：冬樹社，1987），頁365-366。

30 張雲，《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頁156-158。31 勒內?德?內貝斯基?沃杰科維茨著，謝繼勝譯，《西藏的神靈和鬼怪》（拉薩：西藏人 民出版社，1996），頁467和頁440、頁543等。

32 森安孝夫，〈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位置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收入 長野泰彥、立川武藏編，《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東京：冬樹社，1987），頁63。

33 常紅紅，〈吉祥結圖案的來源與演變考釋〉，頁130。

34 小西正捷，〈インドにおけるナーガの表徵〉，收入アジア民族造形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の龍 蛇―造形と象徵―》（東京：雄山閣，1992），頁170-172。

35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25。

36 黃時鑑，〈遼與「大食」〉，《新史學》，3卷1期（2003），頁47-67；馬建春，〈遼與西域伊 斯蘭地區交聘初探〉，《回族研究》，2008年1期，頁95-100。

37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 48，圖28；頁57，圖34之2。簡短的討論參見阿卜杜拉．馬文寬，《伊斯蘭世界文物在 中國的發現與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頁28-49、132-134；謝明良， 〈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同氏，《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 跡》（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3-15。

38 三上次男，〈イル汗 時代のペルシア陶器に現われた中國的裝飾と裝飾技法について〉，原載 《史 》，44卷1號（1971），收入同氏，《イスラーム陶器史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 術出版社，1990），頁57-76，以及Priscilla Soucek, “Ceramic Production as Exemplar of Yuan-Ilkhanid Relations,” RES: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 vol. 35 (Spring 1999), pp. 125- 141. 屋友子著，陳萍譯，〈伊兒汗國早期美術所見的東西交流〉，《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8期（2010），頁1-42。

39 劉新園，〈明宣宗與宣德官窯〉，收入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臺 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8），頁164-168。

40 J. A. Pope，〈元、明初の青花〉，收入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第11卷?元明 篇（東京：河出書房，1955），頁198-199。

41 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頁 152。

42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中國藏 學出版社，1999），頁105-106。

43 Alois Riegl著，邵宏譯，《風格問題―裝飾歷史的基礎》（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2016），頁247-249。

44 J. Bourgoin, Les Arts Arabes (Paris, 1873), p. 24, 此轉引自Alois Riegl著，邵宏譯，《風格問 題―裝飾歷史的基礎》，頁249。

45 Anna Lia Ermeti著，加藤磨珠枝譯，〈地中海とイタリア イスラム陶器からアルカイック?マジ ョリカ陶器へ〉，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ァ國際陶蕓博物 館所 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1），頁40。

46 謝明良，〈壯罐的故事〉，收入同氏，《陶瓷手記4：區域之間的交流和影響》（上海：上 海書畫出版社，2021），頁11-13。

47 Cipriano Piccolopasso, Li tre libri dell’Arte del Vasaio，本文圖版是轉引自 Cipriano Piccolpasso; R. W. Lightbown and Alan Caiger-Smith trans. and eds., The Three Books of the Potter's Art: A Facsimile of the Manuscript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London: Scolar Press, 1980), vol. 1，無頁數。另外，前田正明在參考上引文獻以及 Bernard Rackham and Albert de Put, The Three Books of the Potter’s Art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34)，題名《陶藝三書》日文譯注連載於《陶藝の美》（1984年5 月~1986年3月），提供筆者很大的方便。

48 Jurgis Baltru?aitis著，西野嘉章譯，《幻想の中世Ⅰ：ゴシック美術における古代と異國趣 味》（東京：平凡社，1998），頁161-168。

49 E. H. Gombrich著，楊思梁譯，《秩序感：裝飾藝術的心理學研究》（杭州：浙江攝影出 版社，1987），頁153。

50 Rosemond E. Mack, Bazaar to Piazza: Islamic Trade and Italian Art, 1300?1600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2), p. 103. 此轉引自李軍，〈另一種微笑：達?芬奇 與東方〉，《跨文化美術史年鑑》，4（2023），頁68。51 李軍，〈另一種微笑：達?芬奇與東方〉，頁64-84參見。

本文節選自謝明良教授

刊發於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五十五期

第55—1—58—247頁。

如有轉引，請核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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