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作為“愛真理”是從希臘文對譯過來的。不管我們把這個真理另外稱做知識也好，智慧也罷，但它所指的一定是永恒不變的超驗的規定性、深層精神、思想、絕對必然性、絕對普遍性、絕對同一性。既不是經驗性的歷史知識（包括經驗規律或形式同一性），更不是那種腦筋急轉彎、為人處事的圓滑術和技巧性人生智慧。說你不是哲學當然是按照哲學的原初含義來說的，沒有必要另外定義哲學概念來強說自己是哲學。既然哲學是愛真理，那么哲學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首先對真理要有某種偏好，有追求它的目標和欲望；其次是有追求真理的方法論或認識論；最后必須有達到真理的主觀成果，不管這主觀成果是否完全與客觀事實（實事或實物的本質，是實事求是的“是”，不是歷史實事）一致同一，否則不可知論（不是無知論）是決不可能承認有哲學的。說明哲學或多或少都能認識一些真理，盡管有限理智永遠是無知的。我們認為，哲學是科學。哲學思維就是科學思維，哲學的邏輯和方法論就是科學的邏輯和方法論。所以哲學具有絕對的先驗同一性和絕對的普遍性。哲學是文明的最高代表，哲學關注的是絕對普遍的同一思想和價值，盡管哲學表象是一種代代相傳的文化現象，具有不同的外在形式諸如語言、語法、表達方式、思想觀念等差異，——作為淺層精神的觀念是作為深層精神的思想的符號，人類理性通過這些有形符號來領悟瞬間光明的無形思想——但其思想內涵是一致同一的。例如，漢語的“一”和英語的“one”外在形式不同，內涵卻一致同一；漢語的“是”與英語的“be”外在形式不同，內涵卻一致同一，而且都經歷了且存在“指代”、“肯定”和“存在”三種含義和用法。黑格爾說孔儒學說不是哲學，沒有說道家哲學不是哲學。我們只要衡量一下儒學有沒有同時具備以上三個條件，就知道儒學是不是哲學了。

我是很佩服儒生的，他們一說起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仿佛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不是中國文化；但他們一旦要反駁孔儒非哲學言論時，就把道家和老子抬了出來，這時候中國文化就不是儒家文化了，道家文化也是中國文化了。還有，黑格爾明明是說孔子和論語沒有哲學思辨，并沒有否定老子和道德經的哲學思辨，但一到儒生嘴里，馬上就變成中國沒有哲學了，仿佛黑格爾批評儒家沒有哲學思辨就等于批評中國所有學派沒有哲學思辨。他們把黑格爾對儒家、儒家學說，儒家文化、儒家意識形態下的禮法（一種道德和法律不分的混合物）、國民性、國民文化心理結構及其人格形態的特定批判當做對中國歷史的全部時段和全部文化的批判。這就是儒生的德性。現在儒生覺醒了，他們一致認為儒學是中國文化獨有瑰寶，應該秘不示人，父子相傳，留著自己慢慢享用，千萬不能讓外人偷學了去，否則誰都學會了半部論語治天下還了得；否則沒了華夷之辨，沒了文明和野蠻區分那還了得。這一點我們是贊成的，儒學應該被列為第一批禁止出國展覽文物。感覺好丟臉啊！

只要儒學仍占主導地位或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中國哲學和科學就沒有好的可能。不僅僅是儒學攀附權力搞獨斷論和獨斷教化，更關鍵在于儒學的思維方式，象思維，表象思維，現象思維，這種思維的最高形式就是知性，追求形式同一性，與理性追求超驗抽象的先驗同一性、絕對必然性是兩碼事（超驗抽象是無限抽象，這里的無限是指超越時空限度或時間限度，相對于知性的經驗抽象是具有時空或經驗限度的有限抽象），盡管我們在某個認識階段還只是經驗必然性。絕對必然性是滿足唯一先驗條件的必然性知識，除了它自身，它不依賴它自身以外的任何條件、他者而獨立存在，更勿論經驗條件了。數學最明顯地屬于這種知識。經驗必然性除了唯一先驗條件自身，它還受它之外的經驗條件或時空條件限制，例如物理學的相對論。并不是說物理學沒有絕對必然性知識，乃是因為我們的認識還沒有達到這一步。近現代科學發生于西方，倒不是因為他跟軸心時代、古希臘的科學萌芽有什么直接關系，而是因為古希臘哲學遺傳下來的思維方式（遵循邏輯的除掉物質的超驗抽象）和哲學科學方法論諸如定義法、假設法、基于歸納前提的演繹法，等等，以及近現代的基于歸納目的的科學實驗法。愛因斯坦認為近現代科學沒有發生于中國乃是因為沒有體現于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演繹法和培根主張的科學實驗法。對比古希臘和先秦時期的哲學、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我們可以看看二者之間究竟有哪些差異，這里面不存在高低優劣差距，否則這種對比就沒有任何意義。

從哲學來看，二者之間在思維水平和思想高度上大體不相上下。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可媲美《墨經》，《工具論》可媲美《墨辯》，其中，七大律諸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二必異律、必然律、或然率、同異交得律，以及定義法（擬實法）和抽象法（方不障）、歸納法（以類取或侗法）在墨子那里是樣樣齊全，墨子“效”式推理可媲美亞氏的三段論，等等。晚期希臘的斯多亞學派的平等思想可齊同于墨子的平等思想，等等。二者的差異在于先秦哲學側重現實倫理，疏于鬼神（客觀靈魂），而古希臘哲學側重討論鬼神和靈魂（包括規定事物本質的客觀靈魂和主打人類思維主觀靈魂）。這是兩種哲學環境所決定的，中國處于春秋戰國不義戰時代，為了拯民救世，哲人們的生命實踐多于理論思考，希臘哲人們在奴隸主民主政權穩固情況下，紛紛投身于抽象的理論思考。

從物理學來看，亞氏有四因說，即物體的形式因、質料因、動力因、目的因。其實在我看來，可以歸結為兩種原因或條件：本質因和質料因。動力因、形式因、目的因都是本質因，事物規定性的思想本質就是精神動力，神的動力；形式因和目的因乃是因果統一的合內在目的性。墨子有必然性原理，即滿足充分條件的完全實現。必然性原理，從本體論、生成論和不可逆的歷史來看，是隱藏于自然宇宙和不可逆的歷史中的因果律；從認識論來看，是得出必然性結論的充足理由律。受制于軸心時代的歷史條件，物理學知識的形成關鍵在于觀察歸納和科學實驗，主要集中于光學和力學。墨子光學成就乃是亞氏乃至古希臘所無的，盡管還不及現代精確。墨子還做了小孔成像實驗以驗證光的直線傳播。在力學方面，墨子定義了力，重點分析了杠桿、滑輪、斜面等條件下的力的變化和關系。這些力學原理的應用來自于生產經驗，有利于減輕人類理性勞作辛苦。另外，墨子描述了點、無窮、時空等概念。舉例說明了幾種活動（《墨經》：“為：存、亡、易、蕩、治、化。”這些活動包括發生、持存、消失、交替、性狀變化等）。區別了事物的各種同，將事物歸約為兩種差異：基于種類的是非之異和基于量數的然不然之異。區別了事物的本質屬性（本性）與偶然屬性（偶性）：前者是不可以形貌或量數命者的論物之知（超驗抽象的思悟），例如“生，形與知處。”；后者是可以形貌或量數命者的貌物之知，例如“廣修堅白”。《備城門》以后的墨守兵法諸篇描寫了多種工程機械，包括對聲學原理的應用。等等。關于古希臘的具體物理學成就，我引用陳康《論希臘時代科學的曙光》里的說明：“（阿基米德）建設了杠桿的理論，研究出許多物體的重心位置。這些物體譬如三角形的、四方形的、半圓形的、半球形的等等。在他的《浮物論》里他發明了流體靜力學，設定了幾條原理。”可見，阿基米德應該是做了浮力實驗的。阿基米德的后繼者中，赫隆（Heron）的貢獻是“空氣彈性和蒸氣力的發現”。“（亞里士多德）所討論的項目頗多，扼要如下：物質的四種原因，三種變動（生長和退縮，性質變化，空間運動）、處所、空間、空隙、聯續、無限、運動的規律（譬如運動的速度依靠運動體的重量及某運動所經過的中間物之密度）、自然的運動和強迫的運動、原始動因、物理學在天體方面的應用、元素趨向其本位的運動等等。”

觀察是天文學知識獲得的唯一路徑。觀察記錄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行規律及其與地球的關系乃是歷法形成的根據，例如年月日的時間周期以及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它是農業生產的重要指導依據。古希臘對天文學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和學派有畢達哥拉斯及其學派、阿那克薩哥拉、麥通、柏拉圖、赫拉克利特、亞里斯塔科斯、阿波羅紐斯、希帕庫斯、托勒密等（據陳康《希臘時代科學的曙光》）。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利用日晷來計時和測量二分二至。最早的天文學專著《甘石星經》成書于戰國時代，記錄了行星運動和眾多恒星的位置和命名。兩者差異在于：古代中國的天文觀測偏重于指導農事；而古希臘天文學則偏好基于觀察提出理論假設，盡管這些假設不夠精確，與事實相去甚遠，甚至錯誤。

數學尤其是空間數學-幾何學，恐怕是古希臘最為出色的成就了。這些成就表現為幾何學集大成者歐幾里得收集編撰的《幾何原本》。該書定義了幾何學基本概念：點、線、面、形等諸多概念，運用演繹推理，從歸納法得出的幾條公理和公設推導出眾多結論和定律。其它突出成就有幾何計數法（表現出數的規律），定義了奇數、偶數、無理數，發現了無理數并證明了幾個無理數，提出一些平面形之間的面積比例關系和一些立體形之間的體積比例關系，發現五個多面體（四面角錐、六面正方體、八面體、十二面體、二十面體），專門研究了三角、球面三角和數的基本理論，等等。對數學有重要貢獻的人物和學派有泰勒斯、畢達哥拉斯及其學派、斐羅勞斯、德謨克里特、希波克拉底、希庇亞斯、阿爾基塔斯、泰奧多羅斯、柏拉圖、歐多克索歐幾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羅紐斯等（據陳康《希臘時代科學的》）。先秦時期，在《墨經》中，墨子定義了點、線、面、體、圓等幾何學概念，提出了一些數學命題。重要的數學著作《周脾算經》和《九章算術》成書于秦漢之際，實際內容的產生應該不晚于春秋戰國時代。前者涉及數學計算在天文地理方面的應用，包括分數運算和勾股定理等。后者分為九章，名稱依次為：方田（土地丈量）、粟米（糧食計算）、衰分（分配比例）、少廣（土木計算）、商功（力學計算）、均輸（稅賦計算）、盈不足（經營計算）、方程（方程求解）、勾股（幾何計算）。每章內容解決特定的生產、生活、經營、經濟和天文歷算問題等。但也涉及了部分數理理論問題。新的考古證明，先秦時代，中國就有了九九乘法表決和十進制。因此，從二者的數學偏好對比來看：（甲）先秦數學側重歸納法，是對大規模重復經驗的歸納，目的是用于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屬于應用數學。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生產力發達，生產交易活動活躍且規模大。同時也說明，盡管有戰亂影響，春秋戰國時代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會比二千年后的明清差，只會好。可見墨子墨家主張的節儉應該是在比較高的生活水平下的道德理性。古希臘的幾何學側重演繹法。但是，演繹法必須建立在歸納法基礎上，沒有經驗歸納得出的前提條件，演繹法無法進行。古希臘城邦乃小國寡民經濟，沒有大規模的生產交易經驗和發達的生產力不足以形成歸納結論，從而進一步做出演繹推理。所以，古希臘的數學尤其幾何學知識得益于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文明是不奇怪的，甚至得益于古印度和古華夏文明也不是沒有可能。既然亞歷山大東征導致希臘化運動，希臘文化及其藝術可以東傳，為什么印度和華夏文化就不可以西傳呢？先秦的平等思想、應用數學和物理學知識通過西方來的商人、士兵、僧侶、旅行家、冒險者帶回去是極有可能的。所以，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卷一 章一 倒數第二段末尾說：“數學所以興起于埃及，是因為那里的僧侶階級特許有閑暇。”盡管這是亞里士多德從古希臘奴隸主特有的閑暇視角而不是從大規模的生產經驗視角來看問題，但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那就是數學興起于埃及。陳康對古希臘數學得益于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文明不以為然，我就不知道這位古希臘哲學研究者怎么就能忽略亞里士多德這部在西方哲學史上無可替代、足以媲美《墨經》著作的這一段話？歸納成就得益于外來文明自不必說，至于演繹成就多少得益于外來文明，多少來自于自己努力，我們還不好下定論。（乙）古希臘文字“幾何學”或“度量學”的原初含義是丈量土地，可見幾何學最初跟土地測量和生產經驗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丙）先秦數學側重歸納和應用；古希臘數學側重演繹和原理。這些側重差別從書名就直接體現出來：《周脾算經》和《九章算術》的書名命名是算和術，盡管也有一些數學理論原理；《幾何原本》又譯作《幾何學原理》，希臘文和英文分別是 《Στοιχε?α》《Elements》，其文字含義就是元素、原理。（丁）先秦科學路徑：觀察→歸納→應用技術→減輕生產勞作；或者，觀察→歸納→應用技術→部分科學原理。整個過程單一文明體獨立完成；古希臘科學路徑：觀察→歸納（外來文明）→技術原理→提出理論假設；或者，觀察→歸納（外來文明）→演繹推理→結論或定律。整個過程有外來文明和自身文明接力完成。從不考慮減輕生產勞作，因為奴隸主們不需要自己參與生產勞作，只圖精神探索的成就和愉悅。

另外，先秦兵學成就也是古希臘所無的，主要體現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墨守兵法》（《墨子》城守諸篇）。農學成就也是古希臘所缺的，主要體現為成書略晚于《周脾算經》和《九章算術》的《齊民要術》。先秦音樂成就也蔚為可觀，主要體現為曾侯乙墓考古成果，遺憾的是，上古《樂經》和先秦師曠著作已經失傳。

總之，我們認為，（甲）除了少許零碎的數學知識和平面幾何學知識可能與近現代科學和數學有直接關系外，多數軸心時代的科學知識與近現代科學和數學成就沒有任何關系。唯一有關系的是古代哲學的思維方式和科學方法論，是它促使了近現代科學的興起。（乙）留基波和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與近現代科學的原子論沒有任何理論關系，盡管他們的原子描述有點類似現代物理學的原子論。前者是指最小單子的物質本體，后者則是指元素的最小單位，只不過后者借用了前者的名稱而已。（丙）據陳康《希臘時代科學的曙光》，在國內被廣為傳頌的柏拉圖曾在其學院門上寫下的“凡未熟悉幾何學者勿入”的最早記載卻在十二世紀。說明古代希臘未必真有其事，很可能是后人仰慕古希臘幾何學的演繹成就，或對于演繹法在哲學中的看重而杜撰出來的故事。（丁）對于古希臘和先秦科學成就，我們既不必妄自尊大，也無需妄自菲薄。我們既要看到古希臘的成就，也要看到先秦的成就。不必獨獨看重古希臘，同時看輕先秦，更不能只看到古希臘成就，卻對先秦成就一無所知，甚至視而不見。（戊）我們要學會闡釋和證明先秦哲學和科學成就，不必忙于去質疑、證偽、否定和比爛希臘文化和歷史。即便如此，先秦文明也毫不遜色于彼。證偽和比爛是什么心理？我不如你，心里好難受啊！好沒有信心啦！我雖然差，但你是偽造的，假的，所以歸根結底我比你強。于是我信心爆棚了。（己）先秦與古希臘文化成就在我們看來彼此彼此，沒有高下優劣差距。（庚）科學目的有兩種：一種是為了尋求物質利益；一種是為了尋求精神利益，滿足人類精神的探索欲望。人們往往主張前者是功利的或實利的；后者是無用之大用，是純粹的精神活動和愛好。對于先秦文獻，像《墨經》、《墨辯》、《公孫龍子》這種純粹精神活動和愛好的作品委實太少。（辛）儒生和西方某些學者懷有嫉妒心，故意拉低《墨子》的成書時間，尤其是把《墨經》和邏輯學專著《墨辯》看做所謂的后墨作品。我們倒要問：“墨離為三，俱誦墨經”的墨經是什么？難道不是值得且已經稱經的作品嗎？而且墨子十論和其它文獻使用的哲學基礎知識和論證說明方法全部來自《墨經》和《墨辯》，例如同異之辯，效式演繹推理等等，至少我們可以推論它們必定與墨子其它文獻同時出現，并在實踐中互相促進和完善。即便它們不是墨子一人作品，至少也是在墨子主導下集體完成的。這些作品的精深博大內容沒有像墨子這樣的偉思者絕不可能完成。話又說回來，如果后墨中有這樣的偉思者，絕不可能功績聲名威望遠遠不如墨子。（壬）國際公認，儒學是哲學和科學的發展障礙。比如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 《科學思想史》第八章 導言 開宗明義就說：“它（儒家）對于科學的貢獻幾乎全是消極的。”但是儒生死鴨子嘴硬，別的什么都不要，只要他動動嘴，一“坎陷”，立馬科學和民主都開出來了。你說他頭腦簡單，他可能還不服。這也恰恰反證了“凡未熟悉幾何學者勿入”這句話的意義重大。對于儒學的敵科學性質，還有許多人沒有深入理解和思考，習慣于思想懶漢的人云亦云，卻還在為儒學招魂而搖旗吶喊，為它借尸還魂。（癸）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后，墨學和墨家研究一直受到打壓，恐嚇和毀滅，任何非儒崇墨的言論都被視作非圣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