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內容已發表于《財經》雜志2024年第3期）

作者：歐純智[1] 賈康[2]

新近哈爾濱冰雪旅游火熱爆棚，向世人展示了治理理念轉變帶來的無限商機。商家和市民被動員起來，為游客提供細致貼心熱忱周到的服務，地方政府引導和組織轄區內商家和市民的參與式治理，確實是一次成功的實踐。在此之前，已有“淄博”燒烤的好案例，把特殊疫情管控時期衍生的直觀上“消費降級”的燒烤聚集，引出嘉年華式的民眾美好生活熱潮，異乎尋常地擦亮了城市名片，帶出“治理升級”的新境界，潛移默化地推出城市未來綜合發展新局面。我們不知此次哈爾濱市在決策上是否專門借鑒了淄博富于啟發性的經驗，但哈爾濱異乎尋常的冰雪文旅火爆躥紅，確實與淄博有異曲同工之處。服務型政府的開明、創新，引導動員眾多商家與市民新意、暖意迭出的跟進，多方參與形成合力引致如此龐大氣場烘托的城市友好形象與誘人的歡愉體驗，見證了把組織和自組織、調控和自調控、管理和自管理融于一體的“參與式治理”新境界的魅力。

政府服務型取向下的功能發揮：自發市場的活力激發與秩序維護

我們知道，自原始人之間交易的出現以來，直到現代審慎的經理人員之間交易的決定，以及江湖式世界中大規模非正規部門的活動，均無可辯駁地顯示著大量市場行為是自發形成的，而且具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可遏制的特點。無處不在的市場只需滿足兩個條件：交易對應的收益是顯著的，以及交易是自愿和安全的。[3]而政府之于市場，既可以運用其權能保障交易的自愿與安全，也可以實施錯誤干預而抵消和毀掉市場帶出的交易收益。大量發展中經濟體的社會實踐表明，政府的不當干預可以導致市場毫無作用，因而也解釋了為什么大部分存在廣泛市場的欠發達經濟體依然貧窮。[4]然而，政府對于市場秩序的保障與捍衛卻又不可缺少，需要把競爭控制在社會秩序允許范圍內，平衡好各方利益。托克維爾150多年前有言：“一個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強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個大國生活的一切細節。它辦不到這一點，因為這樣的工作超過了人力之所及。當它要獨立創造那么多發條并使它們發動的時候，其結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勞無益地消耗自己的精力。”[5]這里他在肯定政府不可或缺的同時，道出了國家并非無所不能的命運，強調社會自治是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補充。也可以這樣理解，在國家治理視域，需要社會力量參與合作以利其優化。當前社會，遠比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更加復雜、多元，不僅需要社會自治力量協助政府治理，而且需要政府與社會自治力量推進創新式合作來進行治理狀態的升級。[6]

我們知道，在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下，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或者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如果發展到一方企圖將另一方置于自己的絕對權力掌握之下，就可能進入“戰爭狀態”。為避免陷入極端化的沖突，人類要尋求共同體狀態，出現爭議可以訴請經法律程序解決。[7]“自然狀態”是不可持續的狀態，而唯有具備公共權威的共同體狀態，才能將人類從無序戰爭狀態解救出來。必須承認，政府能在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或者群體與群體之間發揮協調作用，這是政府解救市場失靈的最樸素道理。前些年距哈爾濱280公里的雪鄉旅游宰客丑聞，和今年哈爾濱市冰雪旅游好評如潮的火爆，一是市場失靈政府缺位，另一是政府與商家、市民引致市場潛力迸發，于兩方面都可稱最好例證。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首次提出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其實是要建立在現代國家基礎之上，政府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捍衛和保障市場自由，包括但不限于法律體系和政治秩序來強制執行合同、保護產權、執行抵押協議、提供有限責任的公司安排，并為長久運轉且廣泛應用的資本市場提供便利等等，以提高投資和借貸的流動性，支持企業活力的釋放和經濟繁榮。這些安排在人們預期中必須保持穩定。這會為社會帶來市場的全部好處，包括復雜高端的工業產品得以研發制造，長期的國際貿易與合作也能夠穩健地開展。如果缺乏適當制度環境，一國將無法順利持久地開展國際貿易與合作，被迫局限于國內經濟的自我循環，從而發展乏力。[8]由此可看到，政府與市場總體而言從來都不應是競爭與替代關系，而應該是良性互動的協作關系。政府與市場最好的關系就是通過有為、有限政府對市場保駕護航，來實現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提供出充分的就業、支持政府運轉和全民福利的稅收，富含科技元素的高端工業產品，以及持續穩健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尤其是現階段，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當下[9]，我們更需要政府有效回應民眾訴求，吸納民眾參與治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優勢，保障市場秩序，給國內外投資者以信心，在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中，創造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以經濟發展的有效性進一步加持政治合法性。[10]所以我們非常有必要厘清政府本質，敦促政府有效發揮維護市場正常且良性運轉的作用。

登哈特夫婦開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實現了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范式超越，擯棄了原有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企業家政府理論的缺陷——強調政府重視經濟效益，有意無意弱化或者說忽視公共利益的價值所在。新公共服務理論沒有否定政府要重視經濟效益，但更強調公共性之于政府的重要價值所在——實現公共利益，弘揚公共價值。登哈特夫婦基于社區和市民社會模型，在組織對話的基礎上，提出了政府“服務而非掌舵”的功能定位，這是服務型政府核心理論的基石。不難看出，哈爾濱冰雪旅游的案例體現了政府正在努力踐行這個原則：有效供給的主體是商家和市民，政府為商家和市民提供組織服務，只有當“航向”發生偏離的時候，政府才出手加以糾正，極大地調動了商家和市民參與旅游市場的積極性。

商家參與治理：潛能調動為“團結共贏”活力

參與式治理可以使公共管理與政策執行得到民眾最大程度的支持與擁護。統治（管理、服務）的權威來源于被統治者（被管理者、被服務者）的同意，這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善治一定離不開民眾的充分參與。此外，激勵能改變個體行為，這是管理學的金科玉律——不可否認的是經濟激勵確實是非常好用的一種引導行為的辦法，善用激勵是政府保證民眾參與治理并能圍繞公共利益行事的有效方法。人們通常理解的激勵往往指向經濟利益，然而經濟激勵又并不是唯一的激勵，個體往往還希望達到聲望、尊敬、聯盟以及其他社會的和心理的目標。[11]當經濟激勵驅使個體偏離既定公共利益行事的時候，政府可以通過社會激勵糾正個體背離公共利益的行為，即當經濟激勵失靈或者不當的時候，政府以引導動員方式給出的社會激勵，可以成為經濟激勵的一個有益替代或者補充，即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要聯合“看得見的手”（守夜人，即政府）共同發力，有所作為。

眾所周知，哈爾濱的冰雪美景年年都有，而旅游市場火爆的景象只是今年才有，這首先是政府優化治理理念，尊重市場規律，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將商家引導、激勵而吸納到治理體系當中的結果。具體做法包括但不限于，引領商家完善服務意識，通過社會激勵方式充分調動商家維護健康旅游環境的自愿自覺，引導商家打造冰雪旅游天堂的殊榮并最終獲得較之以往更多的收入。旅游火爆不僅能繁榮地方經濟，增加稅收收入，更能促進就業，展示哈爾濱全新治理形象，使本地商家與居民和游客都得實惠而獲利共贏。當冰雪大世界開園首日受到游客鋪天蓋地質疑的時候，相關部門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督導，商家致歉，對“68元鍋包肉”和出租車宰客行為堅決予以打擊絕不手軟。政府維護市場秩序的決心和雷厲風行的作風，以及商家普遍表現出的對維護公平市場秩序的渴望和自愿自覺，導致個別商家如果宰客不僅會害怕政府處罰，更擔心破壞旅游市場聲譽遭到同行長久的唾棄和排擠。商家通過具有內生動力的積極努力，迅速以優質的服務和惠民的價格在游客心中重塑特色冰雪文化旅游形象，而前面游客的滿意必然帶來后續更多游客的追捧，所以元旦三天破59億元的巨量旅游收入，成為順理成章的“團結共贏”式收獲。可見社會激勵與經濟激勵絕非矛盾關系，社會激勵的有效發揮必然在長期中帶來持續可觀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綜合績效。

哈爾濱的商家會因為今年的惠民價格而吃虧嗎？顯然沒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游客對前些年一到冬天就頻繁見諸報端的雪鄉宰客惡名的刻板印象，甚至幾乎顛覆了人們既往對東北體制僵化的認知，南方的游客紛紛涌入。從商業角度來看，如果允許競爭性的商家自行其是，讓單方的經濟激勵促使每一個商家都希望把自己的商品賣出天價，必然導致前些年有關雪鄉宰客的丑聞，使游客望而卻步，游客越少商家收益越低，商家越是漫天要價以維持運營成本，市場份額必然呈現萎縮現象，這將形成惡性循環極大地破壞旅游市場的整體收入——這類似于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劇”。在這種實為互相傷害的無序競爭下，個體越努力，公共利益越小，越守法經營的商家越處于劣勢，并最終被迫退出。[12]個體理性導致群體的非理性，群體中的個體并不會自發地為群體利益行事[13]，結果就是沒有游客愛來了。這些負面評價甚至已經關聯到“投資不過山海關”的魔咒式社會輿情，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會造成惡劣而可能深遠的影響。

如果從治理角度來看，宰客丑聞說到底是治理能力低下，政府應有作為卻處于缺位狀態。那么簡單地加大政府規模或者加強管制力度能夠根治這種現象嗎？在實踐中，政府規模越大，在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方面卻可能越顯得遲鈍笨拙，通過加強管制來糾正官僚制功能失調的努力，很容易會加劇錯誤，其結果是規模回報的降低。[14]關鍵是政府發揮其作用的機制是否合理得當，政府不但有為還要有限。對形式主義、官僚作風都應作最大努力加以克服。向服務型政府職能定位的轉變，亟應掌握參與式治理的要領。本例前面所表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商家沒有被有效地引導、組織為激勵兼容狀態，行叢林之法，則囚徒困境不可避免，受本能的經濟利益驅動，各自為政，淪為烏合之眾。然而否極泰來，知恥而后勇，哈爾濱市政府銳意創新進取，成為冰雪旅游積極推動者，和眾多商家熱情貼心服務的幕后引導組織者。很顯然，多元主體共同參與，供給方、需求方，秩序維護者順乎規律形成團結共贏關系，在提升冰雪旅游服務與管理質量的過程中，能夠有效防范、化解既往層出不窮的宰客丑聞危機因素，使商家團結起來共同打造冰雪旅游目的地的盛譽，處處彰顯團結友好的力量。在這里，游客和商家平時看不到或者并不強烈感受到政府的存在，而政府卻又無處不在，只要出現游客權益受到侵害的情況，有望政府立刻出現幫助游客維護權益，政府的善治能力加上行業中激勵兼容伴隨的制約機制，對可能出現的個別商家不良行為形成震懾作用，使每一個商家都不敢恣意宰客的同時，又充分放手讓商家合法經營，發揮聰明才智使潛能形成顯效。政府該管的管到位，管理的方式要充分尊重人性的基本特征，要與市場機制兼容，不該管的就堅決放開不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如此一來，哪個商家和消費者會不愛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呢？

志愿者參與治理：利他是高階的利己

還應看到，哈爾濱冰雪旅游火爆僅僅靠政府引導動員商家為游客提供優質服務，恐怕還不足以解釋全部原因，這是政府、商家、市民（包括志愿者）合力的結果。哈爾濱市民熱情的志愿服務，也是促成這一現象級正面案例的重要因素。首先需要厘清一個基本認知框架：志愿者自愿提供服務，并非純由毫無利益因素的利他主義使然，人類無自身目的指向的行為難以維持，所以說利益動因也是志愿者能夠被動員和組織起來的基礎，但在志愿者行為范式中，這種利益動因已上升為高階層次與“人的自我實現”的訴求相通。[15]社會規范可以通過榮辱感和社會良知的認同與肯定等方式，強化個體價值導向。針對哈爾濱冰雪旅游火爆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理解到，大量市民將此視為讓外界重新認識哈爾濱，向世界展示哈爾濱善治能力和宜商市場環境從而提升“哈爾濱人”形象的契機，所以積極投入志愿服務，以期未來吸引更多的外來游客與外部投資，振興家鄉經濟。如果能夠實現這一愿景，那么最受益的是誰？當然正是哈爾濱市民。前述“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結合，是組織市民參與志愿者服務的幕后推手，為游客銜接了有章法且貼心的志愿服務供給。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規范可以框定個體行為，并且使志愿者自愿提供服務的個體體會到個人獲得感提高的前景，換言之，不提供服務的時候個體獲得感必不充分，甚至收益下降。政府只需在制度和秩序、規則的設計上，用引導個體訴求的方式實現公共利益即可。[16]市民積極參與志愿者服務，已是哈爾濱冰雪旅游高質量服務濃妝重彩的亮麗一筆，因為所有市民都在期待哈爾濱的活力呈現出來，未來會變得更好。市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志愿者服務被引導、示范、組織起來，志愿服務升華而成就利他，其實也就是高階的利己，這是政府將個體利益引導到與公共利益融合的軌道，彰顯的是治理智慧與水平。

當然，組織志愿者服務，向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有一些潛在的制約因素會影響動員組織的效率和效果。這是由于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文化和規范能夠引導人們努力承擔責任和追求高層次的“人的自我實現”，這樣的社會更有可能出現和發展個體自愿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也可以這樣理解：激發個體持續良性合作的前提，是每個個體確信他人會根據我們的付出情況來調整自己的行動，即如果我們增加付出，他人也會相應地增加支付而達到共贏。通俗一點說，就是哈爾濱冰雪旅游搞得越好，市民越積極熱情提供志愿者服務，游客就會越多，哈爾濱的區域發展和哈爾濱的市民就會越受益。這種心理預期往往不是天然具有的，但是可以引導和強化，會實實在在地影響個體行為。政府和先行者群體引導這種預期，也是社會行為規范的一部分。社會行為規范如果是善意的、合作的，則個體的這種預期便有望得以實現。如果社會行為規范滑入純個體的急功近利，甚至是欺騙的、掠奪式的，則個體的這種預期不會實現，也就不會再有此類心理預期的形成。健康、進步的社會規范擴大了合作范圍，合作可以不必限定在熟人之間。

我們會發現，在人類文明的進步過程中，崇尚信任的群體由于個體與個體之間能夠展開合作而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崇尚欺騙掠奪的群體由于個體之間展開合作的成本很大或者合作無法達成會導致該群體越來越貧窮。然而群體成員不借助外力就能夠達到善意合作在現實中是很難的，盡管合作會為每個人帶來好處。當群體內缺乏誠實守信的合作記錄，則個體之間很難建立起信任。因此，來自于政府或“先知先覺者”的“第一推動力”的意義便得以彰顯。淄博也好，哈爾濱也好，這種第一推動力都值得充分肯定，而且應當以機制可持續性來延續良性循環過程。

所謂打造良好營商環境，其實就是這個道理。營商環境不好，就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悲劇。社會規范只限定在其具有影響力的區域內才能發揮其引導個體行為的作用。如果個體從崇尚善良合作的區域轉入崇尚欺騙掠奪的區域，那么他合作的預期很難維持，社會中的個體大都會“入鄉隨俗”，如果當地的社會規范處于不良狀態，甚至以欺騙掠奪的方式行事。那么導致的，將是社會的割裂、無序、紊亂。試想如果有個體積極投入群體合作，而他人并沒有同等的回應只想坐享其成，那么崇尚善意合作的個體在感到被欺騙愚弄以后，也會停止原合作行為，乃至會加入這個行列，人與人之間再很難開展建設性的合作，或者說市場中的經濟行為成本會明顯增加，因為“信任合作”業已不復存在。營商環境清明，不良商家無處藏身，是一個能夠自我加強的循環機制，要么良性循環市場環境越來越好，要么惡性循環市場環境越來越差。所以說，政府的意義在于利用公權力以制度規則及其有效實施機制培育、維持有利于合作的社會規范，從而孕育出健康的市場環境。

結語?

一段時間以來，“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輿情魔咒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東北振興，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其中也存在東北自身治理能力方面的問題。東北振興，即重振昔日的繁榮與輝煌，既是東北發展的時代機遇，更是時代發展的迫切需求。所以，重塑政府形象，打造高標準法治化友好型營商環境，成為東北發展的重中之重。如今我們驚喜地發現哈爾濱市正在走出了自己的進步之路，治理理念轉變升級使市場迸發出驚人的活力，廣泛的商家與市民的自愿參與，為蓬勃的市場發展“眾人拾柴”“錦上添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內在邏輯在于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積極參與治理，與政府的作為形成合力，既可以共同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更可以監督治理過程和結果。政府的天職是維護和捍衛市場秩序，尊重市場規律，既不可缺位也不可越位，民眾參與治理可以有效避免治理危機因素的發生。哈爾濱所在區域曾歷史性地成為“共和國長子”，具有堅實的工業基礎，只要市場機制合理有序地充分放開，真正實質性地推進攻堅克難的改革創新，有效扭轉“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負面輿情，有針對性地出臺務實的系統化政策措施，吸引人才、科技、金融、管理等要素助力產業升級發展，那么哈爾濱有望能夠較快實現圍繞相關制造業基礎的產業集聚、換代更迭、數實融合、轉型升級，以及服務業的勃興，呈現出“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幾何級數增長態勢。所以對于哈爾濱來說，冰雪旅游火爆僅是一個開始，充分展示了政府的善治能力和商家市民的高素質，意味著營商環境已經加速優化轉變，以適應外部投資需要，預示著東北二次出發，注定要有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來重拾昔日的輝煌。

[1]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

[2]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

[3] [美]曼瑟·奧爾森. 權力與繁榮[M]. 蘇長和等, 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191 .

[4] [美]曼瑟·奧爾森. 權力與繁榮[M]. 蘇長和等, 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192 .

[5] [法]托克維爾. 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100-101.

[6] 張康之. 走向合作治理的歷史進程[J].湖南社會科學,2006（04）：31-36.

[7] [英]亞當·斯密. 道德情操論[M]. 蔣自強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30.

[8] [美]曼瑟·奧爾森. 權力與繁榮[M]. 蘇長和等, 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196-197 .

[9] 歐純智,賈康.疫情下全球化何去何從？——基于中國供應鏈配置的思考[J].求是學刊,2020,47(04)

[10] 歐純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善治之路——構建PPP的有效性與合法性[J].中國行政管理,2017(01):57-62.

[11] [美]曼瑟·奧爾森. 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物品與集團理論[M]. 陳郁等, 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70.

[12] [美]文森特·奧斯特羅姆. 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M]. 毛壽龍, 譯.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99, 64-65.

[13] [美]曼瑟·奧爾森. 國家的興衰——經濟增長、滯漲和社會僵化[M]. 李增剛, 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23.

[14] [美]戈登·塔洛克. 官僚體制的政治[M]. 柏克等, 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177-175.

[15] [美]亞伯拉罕·馬斯洛. 動機與人格[M]. 許金聲,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第三版）:157.

[16] 歐純智,賈康.人性是公共政策的廣義理性基礎——對理性假設的反思與擴展認識[J].當代財經,2019(09):28-37.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賈康學術平臺|版權屬賈康先生，轉載請注明“賈康學術平臺”，感謝關注與支持！

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也歡迎關注“新供給經濟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