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關于統一全軍組織和部隊番號》之命令，決定將四大野戰軍西北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東北野戰軍分別改編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同時，將原來的縱隊編制改編為軍，在軍上面則設立兵團，以方便指揮作戰和促進軍隊編制正規化。

有著劉鄧大軍之稱的中原野戰軍，就此改編為第二野戰軍。經過淮海戰役的勝利，第二野戰軍實力大大增強，兵強馬壯。共下轄第三、第四、第五三個兵團，9個軍，計有28萬多人。

在決定三個兵團司令的人選時，堪稱二野第一勇將的王近山，有著極高的呼聲，但最終他卻落選了，只擔任了第三兵團的副司令員。而陳錫聯、陳賡、楊勇，分別成為了三個縱隊的司令員。

心直口快的王近山對于此安排也不太理解，于是就去找野戰軍首長鄧政委理論。鄧政委微微一笑：“近山，說說看，你為何不服陳錫聯同志擔任三兵團司令員啊。”

王近山道：“我自然不是不服陳錫聯，陳錫聯與我同為四方面軍老戰友，我對他的能力一直是心服口服的。但是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同志，我就不服了，他憑什么啊？”

鄧政委的回答言簡意賅：“你除了打仗比楊勇強，其余方面都不如他。”政委的回答雖然簡略，卻讓王近山不由得心服口服了。在我軍的戰史上，楊勇是著名的軍政雙優的干部。

楊勇出身于彭老總擔任軍團長的紅三軍團，最初是做政工工作的。在抗日戰爭中，楊勇擔任115師某團政委，開始嶄露出杰出的軍事能力，他在平型關等一系列戰役中表現優異，從而開始擔任軍事主官，成為115師獨立旅旅長，同時兼任政治委員，可以說，這時候的楊勇已經成長為軍政雙優的杰出將領了。

楊勇不負眾望，他在磻溪鎮、陽谷、湯陰等戰斗中立功赫赫，到了解放戰爭時，已經做到了第二野戰軍第七縱隊的司令員。在解放戰爭中，楊勇同樣表現優異，在魯西南戰役中，他單刀直入攻克鄆城；在宛東戰役中，他以少擊多血戰國軍的王牌第十八軍，多次受到野司的嘉獎。

楊勇有如此出色的戰績，擔任兵團司令員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更重要的一點是，楊勇的第七縱隊的前身出自紅三兵團，以及抗戰中115師獨立旅。可以說，從紅軍時期，楊勇就擔任這支隊伍的軍事主官了，在七縱，楊勇的威望極高，正是擔任兵團司令的不二人選。

王近山也不是小氣之人，所以鄧政委言簡意賅的一席話，馬上就讓他茅塞頓開了。說實話，鄧政委和劉伯承司令員的眼光還是很準的，王近山能征善戰，是一員難得的虎將。他的戰功在二野中，除了戰史單列的陳賡大將，怕是無人能出其右。但王近山有兩個弱點，卻讓他難以擔任兵團司令員的重任。

第一點，王近山作戰勇猛，每次作戰從來不是“弟兄們，給我上”，而是“弟兄們，跟我上”。王近山驍勇善戰，武力絕人，他喜歡親自帶頭沖鋒，與敵人血戰。

在紅四方面軍痛擊川軍的川陜六路反圍剿中，擔任團長職務的王近山手提大刀，率部堅守陣地。由于敵眾我寡，紅軍戰士傷亡不小，整個團幾乎拼光了。但王近山依然傲然屹立在紅旗下，血戰不退，王近山的頑強狙擊，對這次戰役的勝利功勞不小。

王近山的這種作戰風格固然值得稱贊，但軍事主官帶頭沖鋒卻是隱患不小，一旦有何閃失，損失將難以估量。所以劉鄧首長安排他做陳錫聯的副手是非常合適的。

第二點，王近山性格沖動急躁，心直口快。心直口快當然是一個優秀的素質，可以說王近山有著極好的人品。他心胸開闊，雖然對自己沒能擔任司令員有所不服，但在政委言簡意賅的解釋后馬上釋然。他之后在第三縱隊副司令員的位置上表現也是可圈可點，個人素質無可挑剔。

但他沖動急躁的心態卻不得不說，是他性格上的一個缺陷，他后來的坎坷人生，與他的性格的確有著很大的關系。

王近山是我軍歷史上一位杰出的將領，他能戰善戰，一心為公，是中野戰功赫赫的一位虎將，在1955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儀式上，王近山被授予中將軍銜。對于他的這個軍銜，用周總理對徐海東將軍說的一句話評價倒也頗為合適：王近山將軍被授予中將軍銜，不高，也不低，正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