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萬億城市”、“特大城市”等規模城市的顯現，人們的目光幾乎都集中在一、二線城市，而作為連接鄉村與城市的縣城，許多故事都被煙塵鎖住。

但正如有篇文章所說，“北上廣深是中國的美麗天堂，小縣城才是中國的真實底色。”

縣城不僅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縮影，足以照出大時代洶涌的暗流。

或許，只有深入觀察今天的縣城，才能讀懂中國。

數千年來，縣域長期擁有中國最完整的基層政權。

其管理方式幾經更迭，從秦朝開啟郡縣制的直接管理，最終來到了逐級管理模式。

變革以溫吞又強力的方式到來。

改革開放后，農村的年輕人越過縣城，闖入大城市，最后駐足在一座座現代化的工廠，消失在連綿成片的鞋廠、毛織廠、電子廠、玩具廠……

十多年前，《詩刊》有一首詩《每年都有人從故鄉離開》對此有著描述：

每年都有人從故鄉離開尤其是秋天，他們等不及吃月餅就擠上汽車，擠上火車，擠進城市的公交車，一下車，就迷了路。

毅然作別故鄉的年輕人讓廣闊的農村，逐漸淪為一座又一座“勞動力蓄水池”。

那些農村的男孩女孩，白天在生產線邊忙碌；夜晚，他們換上時髦的服裝，便迷失在燈紅酒綠的城市中。

千禧年之后，伴隨著城鎮一體化浪潮，各地城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又吸引大量縣城年輕人離開家鄉，涌入大城市，不斷追趕潮流。

霓虹燈下，從無數縣城走出的年輕人，做著相似的人生規劃，打工積累財富，然后返鄉置業。

開放的腳步越來越快，世界的距離也越來越近。

80后、90后這一群人，趕上了中國城市化進程最激烈的時代，資源向城市集中，人口也自然向城市聚攏。

中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2%提升至2022年的65.22%，約4.5億人從鄉鎮進入了城市。

但是，縣城的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小鎮做題家”，回流率很低。

畢竟，哪怕在大城市送快遞，月薪都過萬，比縣城公務員的收入還要高。

無論是鄉村青年，還是縣城年輕人，都是在大時代中踉蹌的人。

賈樟柯說，“我特別喜歡一句話，就是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候，你不能因為要往前走而無視被你撞到的那個人。”

因為人口的流失，除了沿海及長三角部分地區，更多縣城里的世界，寂寞又無奈。

雖然很多縣城的建設伴隨經濟熱潮如火如荼地進行，但是由于產業結構單一，既沒有吸納就業人群的支柱產業，也缺少納稅大戶，發展始終是在孤寂中前行，在徘徊中過渡。

缺乏鮮明地方文化特色的縣城，更像是一鍋大雜燴。

千篇一律的縣城建筑，鱗次櫛比的高樓，無孔不入的餐飲店和藥店，構成了縣城的次生城市文化面貌。

唯一能區別不同縣城的，只有當地的口音和地方小吃。

就像學者吳啟訥所說，“很多縣城有了生存的皮囊，卻少了生存的靈魂。”

其實，許多縣城經濟發展的遲緩和孤寂，源于資源的分配不均。

由于高校、交通、醫療以及縣城的支柱產業，都被納入上一級管理部門的管理范疇，使得大部分縣城缺乏自我發展的動力和機遇，很容易淪為城市甚至另一座縣城的依附。

比如某個地級市內，A縣因為靠近工業發達的省城，于是安心當其配套生產基地；可遠離省城的B縣和C縣，可能因為交通不便，也可能資源匱乏，只能拼命深挖并不豐富的文旅項目，以某地的“后花園”自居，聊勝于無。

縣城中，最迷茫的是年輕人。

他們仰望高聳入云的樓宇，為眼下的生計犯愁，渴望遠行逐夢，卻又陶醉在迷幻又多彩的短視頻中。

城市經濟，記錄了向上的奮進，展現了富裕人群的璀璨生活，可視角轉移到縣城，大部分人只剩下碌碌無為的瑣碎時間。

不過，縣城有一類人卻展現了縣城生活的另一面。

國內絕大多數小縣城的經濟，本質就是“體制經濟”。

每座縣城大部分的經濟行為其實主要都是圍繞公務員、事業單位等體制人員展開的。

我們不妨先搞清楚一個概念，很多地方經濟并不出眾的縣城，收入究竟從何而來？

比如，很多縣城每年財政收入不過幾十億，可實際開支達到上百億，這個缺口如何解決？

辦法很簡單：財政轉移支付。

所謂“財政轉移支付”，是指為了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上一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補助，或者是將富裕地區的部分財政收入轉給經濟差的地區使用。

接受轉移支付的地方政府，主要就是用來支付工資，即所謂“編制人員”的工資。

有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數據，我國每年大約有8000萬人吃財政飯，需要花費稅收的40%左右。

其中包括約1300萬的公務員和3100萬事業編制人員，以及大量的離退休人員，還有各種身份的輔警、城管等人員。

別看一個縣城人數不多，但五臟俱全，有大量機關事業單位和龐大的退休人員隊伍。

尤其是現在縣城數量遠大于城市，使得縣城內體制人員成為全國吃財政飯最龐大的人群。

說清楚這個概念，再來談大部分縣城消費的流轉模式。

縣城消費經濟可以劃分為三個部分：

最上面是體制內公務員、事業單位的醫生、教師等人員。他們每月有固定收入，是縣城消費經濟鏈條的上游。

中間則是承接經濟鏈條的商鋪、超市、餐飲等提供衣食住行服務的商業從業者。

最下面才是縣城普通的居民和打工者，靠著微薄的工資維持一家老小的柴米油鹽、生老病死。

正因如此，縣城內最吃香的工作是在體制單位內上班。

別人問你在哪高就，底氣十足的回答肯定是“某辦某局”了。

此外，縣城經濟最大的特色是“財政經濟”。

縣城經濟主體許多是圍繞政府支出展開，使得縣城最主要的生意是“掙政府的錢”。

客觀地說，近20年來的“縣城新貴”，其中很多人就是因為搶到了縣城基建的“蛋糕”才一夜暴富。

大城有大城的游戲規則，小城有小城的人情世故。

縣城的體制內人員不一定都能參與“分蛋糕”，但起碼社會地位肯定最受尊重，也最容易獲得和調動各類社會資源。

同時，體制內的人員也組成了一個個成熟的關系圈，自成生態又習以為常。

幾十萬的縣城人口中，有著無數圈層，核心人物不是政府官員就是有頭有臉的商業大佬。

這些圈子構成了縣城“上層社會”的基本網絡，互相各有交集，左右著縣城的生存法則，組成無處不在的“人情社會”。

很多縣城里，講究的是人情世故，“有關系好辦事”的觀念根深蒂固。

無論看病上學還是處理交通違法，大家都不是照章辦事，而是想方設法找關系解決。

當周圍環境事多錢少，凡事又講人脈、拉關系，年輕人自然會用腳投票。

許多經濟發展緩慢的縣城，也并非缺乏資源，只是被一些條條框框束縛了手腳，被各種不成文的規矩嚇住，導致新產業無法引進，投資者也不敢進入。

令人遺憾，大城市送來了“魚”，卻沒有送來“漁具”。

隨著高鐵開通，縣城和大城市之間雖然沒有了地理限制，但依然有著無形的阻隔。

生活在縣城的人們總是會模仿大城市人的行為習慣，尤其是那些見過大城繁華的年輕人。

多年前，縣城里的年輕人辨別不出城里“星巴克”和縣城“星巴克”的區別，買衣服只敢去超市。

星巴克安徽太和縣翰林廣場店

如今，縣城里的年輕人不再設立宏大的目標，而更在意生活的質量。

他們愿意花上一個月的工資買家電、買潮牌、買化妝品。

甚至只是為了看一場世界級的畫展，聽一場高質量的演唱會，或玩更專業的密室逃脫游戲，他們也要不遠千里去大城市體驗。

伴隨網絡與交通的發達，無論穿衣還是談吐，縣城年輕人早與大城市同齡人同步，分不出彼此。

可惜，現在的縣城雖不缺氣派的商業綜合體，不缺健身房和瑜伽館，不缺美團和餓了么，更不缺各種品牌的奶茶店，但真正有影響力的藝術人文項目依然稀缺。

由于縣城文化的匱乏，老人們娛樂還是以打麻將、跳廣場舞為主，大部分年輕人則沉迷在看直播視頻和手機游戲中無法自拔。

他們凝固在時間之中，耳邊只有無盡的抖音神曲與刷不完的小紅書。

商業文明驅動的大潮中，智能制造在改變工廠，互聯網在改變零售，城市化在改變城鎮，水位在不斷升高，但縣城里的年輕人依然充滿焦慮。

無論圈層還是體制內，年輕人被老人PUA，下級被上級的權威束縛，個個心生反感，卻又無可奈何。

年輕人喜歡陳奕迅的《孤勇者》，歌曲字句平平，但懂的人自知其中味。

面對縣城人情文化鑄造的“城邦”，他們只能以“最卑微的夢”開始。

浮沉于時代潮汐的縣城年輕人，或許不再為住房發愁，卻還是擔心就業和找對象。

縣城雖說承接了不少大城市的商業模式和商業內容，卻沒有承接更多的企業，縣城“宇宙”的盡頭依然是考公考編。

隨著越來越多的高學歷人才回歸，進入縣城體制這條路同樣擁擠不堪，難度不亞于大城市。

與此同時，縣城未婚男女的優質資源也一樣傾向體制內人員，男多女少的局面更是絲毫沒有改變。

即便過年回到縣城的年輕人，也沒人在意他們是不是辛苦，人們只關注他們開的是什么型號的車，掏出的是什么牌子的煙。

大城里的繁華世界和小城里的人情社會重疊，被忽略的夢想和被忽視的世界連接，當時代變遷越來越急促，縣城里的年輕人將經歷遠比父輩更復雜的時間考驗，漫長且顛簸。

路遙說：在這平凡的世界里，沒有一天是平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