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馬逢迎是人性中丑惡的一面,古代封建社會官場上司空見慣,令人作嘔不齒。
隨著權力越大,官位品階越高,拍馬屁逢迎之害也隨之攀升,當掌握國家大權的執政者喜好拍馬逢迎時就會形成馬屁文化,誤國害民,莫此為甚!
《孟子告子下》有這么一段話:“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這段話的大概意思就是:臣子順從君主,逢迎拍馬屁助長君主的“惡”只算是小罪,真正的大罪是那些投君主所好,迎合昏庸的執政者,引導他去干壞事。孟子總結說:現今那些當官的士大夫們全是在迎合國君的惡行,他們都是諸侯的罪人。
自古以來“長君之惡”如同過江之鯽,多如牛毛,君王身邊的閹人有一個算一個都是。官場上領導身邊這類人也是同牛魔王身上的虱子一樣多,單純對權力的諂媚而已。
“逢君之惡”的段位要求則相對來說高一點,比如君王、領導、老板這些人有作惡以權搞錢的想法,但又不敢,或礙于身段或者吃相沒有行動。
但那些“聰明”的下屬或者臣子,揣摩出上位者的心思,千方百計搞到比君主期望的更多的錢,這樣討得上面的歡心,這種罪惡危害甚大,令人作嘔唾棄。
“逢君之惡”在古代史書中基本都是能名列奸臣傳,比如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勵精圖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璟等賢相,開創開元盛世。
在開元中期,李林甫只是吏部侍郎,在達官顯宦云集的京城,并不起眼。但善于權謀諂媚的李林甫,多方結交宮中的宦官和妃嬪,從而及時掌握了唐玄宗的喜好動態,并據此揣摩迎合,故他進呈的奏疏或回答玄宗所問之事,都極為符合上意,由此獲得玄宗的賞識,進而拜相。
彼時的李隆基已年過半百,不再像開元初年那樣選賢任能、勵精圖治,而是更愿意沉醉于奢靡浮華之中,享受盛世果實。
理政能力一流又處處“逢君之惡”的李林甫正好與之匹配,不斷想辦法搞錢以滿足李隆基的享樂需求。
作為玄宗朝任職時間最長的宰相,李林甫是盛世的建設者,也是破壞者。李林甫在相位19年,獨攬朝政,為所欲為,“安史之亂”與他也有很大的關系。
南宋的秦檜殺前線大將岳飛也是“逢君之惡”,迎合昏君宋高宗趙構投降茍安的心理,殺忠良以屈膝求和,秦檜千古奸臣的“成就”達成。
清代學者袁枚,年輕有為。二十出頭就出任縣令。赴任前向恩師伊文瑞辭行。
老師問:“你此去都準備了什么?”
袁枚恭敬地答曰:“準備了一百頂的高帽”。
老師一聽就不高興了:“年紀輕輕地就搞這一套?要勤政務實才對啊對!”
袁枚忙回答道:“恩師有所不知,現在這年頭,大家都喜歡聽人溜須奉承,像您這樣潔身自好、德高望重的人簡直是一股清流,鳳毛麟角啊!”
老師聽了很高興就沒再批評他,袁枚從老師家里出來后感嘆:“帽子送出一頂,還剩九十九頂高帽子了”。
俗語有云: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奉承話,好聽的漂亮話誰不愛聽呢。
俗語又有云:千錯萬錯,馬屁沒錯!從人性角度出發,批評和勸諫相當然是刺耳的。無論是“長君之惡”或者“逢君之惡”相對于批評勸諫,成本更低且安全。
批評和勸諫或許不一定完全是愛朝廷,為了社稷江山,為了百姓,
但“逢君之惡”的人揣摩引導君主或者領導心思,必然是有個人私利需求在里面的。上位者則在享“惡”之中迷醉,并不介意這位“聰慧心思機敏”的部下為他自己謀取私利的。
就像很多皇帝對于臣子的貪污受賄,作奸犯科是非常清楚了解的。明朝嘉靖帝對于嚴嵩嚴世藩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毫不知情嗎?乾隆會對和珅貪污一無所知嗎?
只不過是“逢君之惡”的人臟活干的太“漂亮”了,并且十分貼心的為君王背了壞名聲。但必要時,他們也會像手紙一樣被君主扔進垃圾桶。
昏君們享受了奢靡的生活,奸臣們獲得了權勢與金錢,仿佛他們都有了一個光明的未來。實際上,江山社稷被他們嚯嚯了,百姓們遭了殃,“逢君之惡”的奸臣們則被扔進垃圾桶,隨同他們曾經深愛的君王埋入王朝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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