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乘六龍與君子乾乾：

《周易感通》之乾卦彖傳節選

柯小剛（無竟寓）

乾卦《彖傳》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這里的“六位時成”特別值得思考。《易經》里的“位”，本質上都是時位。譬如乾卦的初九之潛、九二之見、九三之惕、九四之躍、九五之飛、上九之悔，既是爻位空間的變化，也是事態進程的時間變化，更是時間空間之結合即時位的變化所帶來的綜合結果。初九之位即初九之時，九二之位即九二之時，九三之位即九三之時，如此等等。就卦而言也是這樣，某卦即某卦用事之時。

書法經驗有助于理解時位。書法自唐以后越來越成為“間架結構”之事，如“歐陽詢間架結構三十六法”“黃自元間架結構九十二法”之類，日益流行。但書法空間結構的本質，實際上卻是由書寫的時間性決定的。所以，唐以前其實都不太有“書法”這個詞，更常用的表達是“書勢”。“勢”就是時位的概念，即在時間中帶著動能、速度和角度的空間變換。舉日常生活的例子，固化空間就像駕校教的“看點位”，而在實際的駕駛場景中看的卻是時位，即在動態中感覺空間關系的變化。

“時乘六龍以御天”的“御”也是時御。六位時成，故六龍時乘，御天亦因時而動。如何因時？這里就需要一種時機性的感知和判斷能力。莊子所謂“御六氣之辯”（《逍遙游》），亦謂此也。知幾，知時，然后才能“與時偕行”。當然，知時不只是一種知，而是本身即為行動的一部分，因為知時之所知并不是客觀時間的某個刻度，而是在行動中對于行動時機的感知和決斷。所謂知幾而后動，并不意味著知先行后，而是知行合一的語言表達不得不顯得是劃分先后的。亞里士多德講的φρ?νησι?（英文譯作practical wisdom，實踐智慧）也是這樣一種知行合一的時機之知（參《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

“時乘六龍以御天”具體說明了前文“乃統天”的統御方式所具有的時間性特點。乾元統天作為一種孕育教化性的萬物綱維，“大一統”與“通三統”作為一種文明成長和甄選的政教制度，都具有明顯的時間性特點。其實，整部《易經》要講的也就是時間性，陰陽消長的時間性，以及人在千變萬化的陰陽消長中如何“與時偕行”的生命學問。“與時偕行”來自乾卦《文言傳》對九三的義理發揮，不但包含人們常說的“與時俱進”，也包含與時俱退。時進則進，時退則退。如此，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乾卦《文言傳》）。知至，則行至之；知終，則行終之。時機之知即時機之行，存義之知即存義之行。此語亦因九三而發。九三屬人，首稱君子，可視為乾卦乃至全部《易經》中最基本的時機感受者和時機行動者。

“時乘六龍”者，自然不可能是龍，而是君子之人。即使在“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等以龍為主語的取象中，也隱含著一個乘龍御天之人。這個人只能是知時之人、行時之人。天自有時，而潛見躍飛之幾、因時而動之義，則存乎其人。所以，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說“九三君子終日乾乾”之“乾乾”才是使乾成為乾的關鍵。天自乾，而人乾乾。乾乾則時時，即以時為時，或如海德格爾所說，讓時間時間化，讓世界發生。

故“時乘六龍以御天”不是“掌握六爻發展規律以控制自然”之類的意思，而是乾乾自強以純化自身以至于修齊治平的工夫過程。此意可顯見于“時乘六龍”在《文言傳》中的再次出現：“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六龍是六爻各為一龍，也是同一條龍顯象為六時之龍。越能與時偕行、因時而變，就越能與道為一、一以貫之。反之亦然，越能中正純粹，就越能旁通發揮。

天之乾，自一而已；人之乾乾，雖萬變而一歸于乾元。“乾乾因其時而惕” （《文言傳》） ，然后能“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莫不應機也。“乾乾因其時而惕”就是時時“閑邪存其誠” （《文言傳》） ，就是時時自省，求其放心，懲忿窒欲，純化身心，留下“天命之謂性”的“誠”，歸本“純亦不已”的乾元。“時乘六龍”之所以能“御天”，正在于“時乘”非投機，“六龍”本一貫。乾乾得一而能貫，然后時乘六龍乃能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