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是周武王繼位后的一場軍事豪賭。

周文王時代雖然陸續剪除了殷商設在關中外圍的崇、黎（耆）等大小諸侯國，但對于自詡“小邦周”的周國而言，挑戰擁有數百年底蘊的“大邑商”還是缺乏底氣。

根據殷墟出土青銅器統計數據顯示，兵器的比例超過了青銅器數量的50%，殷墟郭家莊M160出土兵器比例甚至高達79%，這一比例不僅高于有夏都之稱的二里頭遺址，甚至也高于西周祖居地的周原遺址。

高比例的兵器和數量龐大的殉人坑、斬首坑，無不宣示著殷商是一個以軍武立國的強悍帝國。西周想要完成商周革命，不僅要克服長途行軍（從陜西西安到河南安陽）的諸多潛在風險，而且還要直面打了數百年仗的殷商精銳。

《詩經》對紂王的大軍有過這樣的描繪：“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殷商的軍隊，軍旗高舉如林）。

然而，上天卻給了周武王一次絕佳的機會。

從帝乙時期開始，殷商的全部軍事重心都放在了對東夷族群的作戰上，根據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記載顯示，帝辛十祀（紂王十年）到帝辛十五祀，繼位后的紂王又發動了對東夷的更大規模征戰，而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最終帶來的結果是“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左傳》）

除了商周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外，周軍在伐紂途中也行進的異常順利。

公元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武王在鎬京誓師，旋即以戰車三百、虎賁三千為先鋒向商都進發。二月二十一日，西周聯軍即到達盟津（今河南孟津縣東北部）并由此渡過黃河，二月二十七日，商周大軍在朝歌以南的牧野展開決戰（今河南衛輝市）。

據《漢書》載：“孟津去周九百里”（漢代九百里約換算為今天的700多華里）。周軍從鎬京抵達盟津，前后耗時25天，與《漢書》記載的“師行日三十里”行軍速度吻合。

不過，這個行軍速度是以沿途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和阻撓為前提的。那么從周武王誓師伐紂開始，商朝又是什么時候得到消息的呢？

《呂氏春秋》中記載的很清楚：“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鮪水在盟津東北三十里，換言之，紂王是在西周大軍渡河之后才得知消息的，繼而才派膠鬲前去交涉。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文字記載表明周師在抵達牧野前，曾與商朝軍隊有過對抗接觸。

那么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商朝晚期的西部疆域，已退縮至黃河北岸太行山東南麓一帶。

然而這一結論似乎與已知的考古結論出現了Bug級偏差。

我們都知道，考古工作者在尋找夏朝的過程中，先后在洛陽偃師和鄭州發現了兩處大型遺址都邑，根據其所呈現出的文化面貌以及與歷史記載的相對吻合，考古工作者判定偃師和鄭州的兩處帶有宮殿建筑群的遺址分別是早商的兩處國都，稱之為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

其中，由于在偃師商城近在咫尺的地方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在敲定二里頭遺址是夏都斟鄩的同時，也將偃師商城判定為商湯滅夏前的亳都所在。至于鄭州商城，由于始建年代略晚于偃師商城，故而被推測可能是仲丁遷于敖的敖都。

彼時的商朝，已經在河洛平原一帶建立起了穩固的統治，并依托偃師商城、鄭州商城、晉南東下馮商城等一系列城邑獲得了對夏朝原有疆域控制權的確認，這種影響力甚至一度到達湖北盤龍湖。

那我們不得不產生一個疑問：既然河洛平原是商朝得以興盛的“龍興之地”，為什么西周聯軍可以大搖大擺地穿行河洛數百里，卻未遭遇商軍任何的預警和抵抗？

同樣讓人感到困惑的還有洛邑的營建。

在完成滅商大業返回鎬京途中，周武王對臣子說：“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

商朝雖亡，但殷商貴族的勢力仍然很強大，頗具戰略眼光的周武王萌生了在伊洛平原一帶營建一座新都洛邑來威懾殷商遺民的想法。由于周武王在滅商后第三年即去世，營建洛邑的重任就由周成王來完成。據《竹書紀年·成王》記載：“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從周武王提出營建洛邑到洛邑建成后遷殷民于洛邑一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關鍵信息：在商朝晚期時，伊洛平原一帶并無商朝城邑，也沒有商朝軍民在此居住。

同樣，考古工作者在洛陽、鄭州為中心的豫西一帶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該地具有豐富的二里崗文化遺存，卻缺少殷墟三、四期文化遺存。

二里崗文化是以鄭州商城為代表的早商文化遺存，而殷墟三、四期則是晚商（或者叫殷商）文化遺存，時間對應的是盤庚遷殷之后。考古發現佐證了商朝晚期時伊洛平原不屬商朝治下的現實。

鑒于商朝在歷史上曾有過多次遷都，直到盤庚遷殷之后，商朝的統治中心才穩固，那么商朝的初興之地—河洛平原，會不會是遷都之后有意放棄的呢？

歷史上凡是遷都的政權，無外乎三種原因：第一種是遭遇外敵入侵；第二種是遭遇自然災害；第三種是為了鞏固統治。

根據對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的考古發掘顯示，二里崗文化時期，伊洛平原并沒有發現大規模自然災害跡象，也沒有發現其他方國的文化遺存，這也就排除了外敵入侵和災害侵襲的可能。

雖然《孔傳古文尚書》曾提出商朝遷都是因為遭遇了洪水，但其實在盤庚遷殷之前，只有祖乙統治時期明確有過洪水危害，史載“祖乙圮于耿（河水所毀曰圮）”，但這次洪水卻并沒有讓商朝遷都，直到祖乙之孫南庚時才遷奄，這期間相隔了三代五王，顯然洪水并非是遷都的動因。

那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商朝將統治中心從伊洛平原遷徙到豫北安陽，是為了加強王朝的統治。

既然是為了鞏固政權，那么遷都是不是就必須要放棄故地疆域？

從后世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而保有故都平城、明成祖遷都北京而不棄故都南京來看，商朝沒有理由因為遷都而放棄伊洛平原這塊肥沃的戰略要地。很難想象，在沒有遭遇強大外敵的情況下，商朝統治者會將都邑從農業產出更大的地方遷徙到貧瘠地帶。

那么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呢？

來自以色列的漢學家、現任南京大學教授的奧爾加·戈羅德茨卡亞（中文名：郭靜云)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殷墟的文化內涵、族群成分、社會性質、國家結構，其特征與所謂的“早中商”時代皆有不同，也應以不同的歷史階段視之。若“早中商”文化被稱作“商”，而“晚商”被命名為“殷”，則“商”是“殷”文明的主要基礎及成分之一，卻非同一個王朝的歷史，也不能視為同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中山大學郭立新教授，他認為“在實際的考古現場，足以看出殷商之前和殷商的系統性差異……所謂的‘商’文明，應分為湯商和殷商，這是兩個來源不同的朝代。”

兩位郭教授的觀點，無疑打破了夏商朝代演變的認知，即殷商之前并不是夏朝，而是存在另一個王朝政權，可以稱之為“二里崗”王權或者湯商。

按照郭靜云教授的解釋，既然殷墟的殷商和伊洛平原的湯商是兩個不同的政權，那么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罕見殷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了。伊洛平原不屬于紂王治下之地，自然不會提前收到周軍進犯的示警。

那么夏朝和殷商之間，會存在第三個王朝嗎？

從考古發現來看，不排除這種可能。首先，早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之初，就因為其與商文化的高度近似以及一至四期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讓眾多學者一度以為二里頭是商湯的西亳。直到偃師商城發現之后，學者們才轉而主張偃師商城是湯亳，而早于湯亳的二里頭則是夏都。

但即便夏商周斷代工程將二里頭遺址認定為夏都，但卻并不否認二里頭文化與早商二里崗文化存在時間上的重疊，也不否認二里頭遺址并無“改朝換代”的暴力跡象，這也成為認定二里頭是夏都的一處硬傷。

而從文獻記載來看，卻并不支持湯商和殷商是兩個王朝的說法。作為滅亡殷商的最直接見證者，西周的任何文獻均未提到盤庚遷殷前后是兩個不同朝代歷史的線索。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商、周兩族的先民同源自老虎山文化的后裔（陶器特征是用鬲），周室屬于殷商王室的旁支，周文王不僅參加國家宗廟祭祀，還可以單獨祭祀成湯、大甲、大乙成、武丁這些殷商先王。

這也表明，在周人眼中，同樣沒有明確區分成湯的商與殷商的商是兩個不同的政權。

所以，從周人視角來看，殷商與商就是一回事。

那么問題就又回到原點，為什么武王伐紂時，伊洛平原沒有任何殷商的勢力存在呢？

我們首先需要明白一點，在秦朝之前，中國境內從未出現過一個自上而下的統一政權。我們之所以會認為夏商周是集權國家，是受后世史書“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來一統”的影響，不自覺的認為地方上的政體都屬于方國，都自愿歸屬于夏商周中央王朝的脈絡中。

如果我們用古希臘這個概念去理解夏商政權，把它視作由幾十上百個獨立國體組成的地理概念，那么，夏商統轄的區域，其實只局限于都城，至于都城之外，則由直系和旁系甚至異族諸侯統治的城邦。

在殷墟文化之前，華夏各地均發現了有自己的宮殿建筑、祭祀禮儀的不同政權中心，而到了殷墟時期，這些遺址規模卻普遍縮小，人口下降，華夏大地開始出現單一的統治中心。

這恰恰說明，華夏文明多元歸一的過程，與夏商周政權建立的時間并不完全同步，我們所認為的夏、商王朝的建立，其實只是上百個獨立國體中又增加了一個相對矚目的政權而已，集權政治的形成，可能經歷了十數代商王的漫長時間。

既然如此，商朝在伊洛平原的早期遺址，同樣可以視作一個個獨立的政權中心，他們的上層或許在某一個時間節點前往安陽參與了集權王朝的構建，但留下的族群，可能依然延續著二里崗文化的特色，作為一個獨立政體，在商周之間搖擺，甚至為周武王從轄區內通過提供某種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