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瓶水的輿情，已經將全民劃分為兩大陣營，并上升到近乎敵對的狀態。

小店里，老板說：“買它，買它，喝這個愛國。"

另一邊，為表愛國，另一桶水被倒進了下水道。

眾所周知的幾個大V，先后表達了對農夫的擔憂，在不污名化任何一瓶水的前提下，希望大眾保持冷靜，畢竟任何一家大企業都承載著一個產業體系和產業鏈條，號召中立，怎么看都沒有冒犯哪一頭的意思。

馬上又有“公知”“美G”的帽子分發下去，并且質疑：收了多少錢？為何當年娃哈哈遭受質疑時沒人說話？

隨后，兩家企業及關聯公司的工商信息被披露出來，整體結論是：兩瓶水皆有外資介入，使用各自核心商標的企業不止一家，兩瓶水都不是純粹的民族企業或者外資企業。鑒于境外企業的股權結構無法詳細查詢，這也使得很多詳盡的股權結構和鏈條無法全面展開。

與消費者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消費不同，縱橫工商界的民營企業家，或者說我們口語中統稱的“老板”們，對此有一種身不由己的焦慮感。

在“老板們”信心滿滿的時代，他們對前途最大的篤定之處在于：只要自己不踩紅線，只要自己的經營策略得當，大可放心發展。

這種放心發展，就體現在：當資金不足時，可以跨國界融資，可以民營與國資合作；當實力充足時，可以跨國界投資，資源整合的“國籍”問題，上升不到“愛國”與否的高度。

以前段時間我參與的木材行業幾位老板的項目規劃看，在選擇融資與投資路徑時，大家主要采用商業思維，沒有意識到“資產國籍”這件事。

3位中國老板，都在境外有投資，大家共同看準了在鵝國投建人造板生產線的機會。木材資源在國外，因政策原因，加工環節必須在國外，市場顯然在國內，那么，母公司及子公司的“身份”問題，顯然有多種處理辦法。

在國內設立總公司，好處是能夠享受到對外投資的優惠政策，尤其是帶有“資源回運”的產業性質，能夠形成投資于國外、收益于國內的效應；這樣做也不是只有好處沒有弊端，弊端便在于國外會對中資控股的本地子公司產生強監管的動機，資源開發的審批甚至會更嚴格。

在國外設立總公司則相反，有利于被外國視為“本土企業”，國內也有“吸引外資”的相關政策，但最終收益權處于外國體系的管控之下，到底沒有在家里有底氣。

從根上看，投資都出自三位老板，至于國內國外誰控股誰，大家當時都只是看利弊權衡，畢竟，一項巨額投資的首要任務是“活下來”，是優先獲取資源還是優先獲得市場，兩種策略之選并沒有考慮到其他因素。

又因為，三位老板都參股了國企控股的另一家公司，國企控股公司有意于通過內陸港提升清關結算的營業額，因此，三位老板的投資計劃很快吸引了國有資本的興趣。

此外，國內分銷的公司該由誰控股或者自然人控股，也是同樣情況，各有利弊，大家憑商業預判來決策。

如果項目正常運行，這樣一個項目會在不考慮意識形態問題的情況下，形成一個兼有國資、民資和外資屬性的小產業集團。

因為種種原因，這個項目最終擱置了，如今看了兩瓶水的風波，三位老板額手相慶：幸虧項目沒干起來，否則，今天在兩瓶水身上發生的風波，都會產生一個映射。

無論怎么排兵布陣，都難免會產生類似的局部商業鏈條：中國老板向國外投資了，國外企業向中國投資或供貨了，企業使用外國注冊的商標了，某個或某幾個公司的收益權延伸到了境外。

這樣片段式的截取，總有一款“非民族企業”的帽子能扣上，總有一款利益輸送的猜想能浮現。更為嚇人的是：還真有一位股東的子女是外籍，但該子女并無接班打算。

回首過去幾十年，國家之間，也沒有永恒的朋友或敵人，即使是太陽國，也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跟我們有一段史稱“蜜月期”的時光。

如今國際局勢又有新的變化，今天能稱之為伙伴的，明天可能就不是了，而多年扎根的生意，又不能說走就走。

假設三位老板的生意做起來了，又假設一些難以預計的輿情突然出現，他們也有百口莫辯的危機感。

其中有一位老板是“文藝男”，嘗試過寫詩寫小說，試了一段時間后，過去的他曾經有個結論：搞生意比搞文藝要容易，因為搞文藝太“玄學”了，成不成要看反饋，而反饋無法預計；從創作上看，你不能沒有創新，你的對手是每一個潛在的創作者，假如你寫嚴肅文學的小說，第一個形容女人笑起來像花的是天才，從第二個開始就是傻子了，要用無窮的創新去形容有限的美麗，太難了。

這位老板當時說，搞生意就簡單一些，你只要做好自己，判斷好自己的對錯，跟別人重復不重復沒關系，自己的決策和施策達到科學標準即可，你只要自己不犯錯，利潤空間就不會憑空消失。

時過境遷，看過了兩瓶水的故事，這位老板又在感嘆：自己的預計和判斷有用嗎？你可能什么也沒做錯，因為不可預計的外部形勢，因為不可預計的聯想，一夜之間，你可能什么都沒有了。還不如寫小說，寫小說，至少筆在自己手里，而且沒有“重資產”一說。

當主觀判斷難以把握外部變化時，老板們是難免恐慌的，更令恐慌加劇的情況就是：今天這樣做沒問題，不代表以后就沒問題；今天符合政策的一件事，明天會不符合“愛國”，那不可預知的東西就太多了。

網絡上有些言論，看上去義正言辭，其實在老板眼里卻細思極恐。

譬如有人說，企業發展了，如果沒有愛國情懷，那就必須死掉。

老板說：“我們從情感上愛國，我們不移民，我們守法經營，但我們的生意必須有一頭在外，要說每一個決策都要考慮愛國情懷，如果不唱高調，我是做不到的，因為很多商業競爭必須首先考慮利弊，就像我今天吃包子還是吃饅頭一樣，哪個合適吃哪個，還真考慮不了太多，一口一口吃起來長大了，忽然要來評判下吃下去的飯哪一口有問題了，我們也受不了。”

“生意好做了，我們也想多招聘點人，解決就業問題；效益提升了，我們也愿意漲漲工資，提升下積極性；市場下滑了，我們也不得不斷臂求生，依法縮減規模；真哪一天干不下去了，我們也得關門，到那一天，靠啥感情也解決不了問題；我們要拿老外的資源，總得給人些好處和好臉，啥都不給，咱也搶不了人家的資源；咱跟老外合作不了了，也得一拍兩散。”

“我知道咱做的還是小生意，比不上什么首富。這邊兩瓶水還沒搞清楚，那邊大火箭都上天了。我倒覺得，要是哪個首富能搞個更厲害的火箭，那他是真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