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漢時期的戶賦是指以戶為單位、每戶等額征收的一種常態化軍賦,它的產生和發展與戶籍制度和軍賦制度息息相關。春秋“以田賦”改革后，“戶賦”雖然是按戶征收，但并不是每戶等額征收。直至商鞅第二次變法后，土地分配制度變成了每個百姓按戶名，有等額的基礎份地的制度，每戶等額繳納的戶賦才最終產生。

一、春風吹蓑衣，暮雨滴箬笠

秦及漢初的戶賦是“戶籍-名田-賦稅”結構不斷發展磨合后的產物。事實上，戶賦有戶錢和戶芻兩種征收形式，戶賦與戶芻之間并不是所謂的并列關系。

秦代戶賦征收物有錢、布、繭、芻四種，漢代只有錢、芻、稾三種。秦代，“錢”是金屬貨幣，“布”是實物貨幣，“繭”應當具有一定的經濟屬性，至漢朝時期，戶錢只征收“錢”一項。

這一轉變反映出戶錢制中的幣種從繁雜到簡化，并最終向金屬制的幣種轉變。另外，關于“絲”是否為秦漢兩代賦稅中的一種，迄今尚無足夠的資料予以證實。

賦為軍用，稅為宗廟祭祀、奉養百官之用。但根據其所記錄的內容，可知稅有兩個來源，分別是是田稅和工商衡虞所繳納之稅，但關于賦的來源，卻未曾記載。唐代顏師古對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可見顏師古認為賦是根據人口數量征收的一種人頭稅。

《漢書·高帝紀下》記載：“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注引應劭曰：“不輸戶賦也。”顏師古注：“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無論其征收單位如何，“賦”的征收目的當是具有普適性的，且其自出現之日起，直至班固時代，都特指供養軍隊的財政收入，即軍賦。

春秋時期軍賦征收制度的變化，均與頻繁的戰爭有關，因此進入戰國后，面對更大的戰爭需求以及不斷增加的流亡人數，軍賦制度可能會再次改變，以實現“戶”、田地與軍賦之間的更緊密結合。

在“以田賦”的軍賦制度下，“戶”-田地-軍賦三位一體模式已經基本結成，但是其時的人仍具有較高的獨立性——按“戶”中人數分配田地就可以體現這一點。

因為人具有相對較高的獨立性，“戶”作為基本社會細胞的功能就會被削弱，但是自春秋開始，國家努力直接控制的單位是“戶”而不是人，因此只要人流出“戶”，國家無法進行強力制止的。

這便是“戶”-田地-軍賦這個模式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戶”逐漸變得不穩定，這種不穩定的后遺癥，是導致固定于“戶”的田地變得不穩定，最后會導致軍賦征收困難，原本趨于穩定的“戶”-田地-軍賦三位一體模式便會瓦解。

而這一切的根源，則是“戶”的不成熟。因此，如前述，戰國時期各國做出的一系列穩定人口的措施中，最重要的是通過對“戶”的相關制度的補充和完善，以實現對“戶的強力控制。即“戶籍相伍”和“戶籍田結”，只有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國家才能夠徹底掌握對人口及其生產力的支配權。

秦獻公十年“戶籍相伍”是將“戶”按照什伍制度進行編排。因什伍制度實行之初的基礎就是“家”，所以當其被用于編排人口并且具有了監督色彩時。

二、霽云明孤嶺，秋水澄寒天

在秦國實行“戶籍相伍”制度之后，戶的概念不僅僅是國家可控制的基層社會細胞，同時也成為了基層社會組織人口的最基本單位。每個戶都有一個明確的戶籍，人口數量也與戶的數量相對應。這種制度使得國家能夠更加方便地管理人口，并進行征收戶賦等工作。

商鞅第一次變法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規定，很明顯是針對“分戶”的規定。由此可以推測出一點，作為生產力單位的“戶”的多少對國家至關重要。在戶賦產生前，“戶”與“賦”便早已存在，而商鞅變法的這條材料，則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將“賦”與“戶”聯系到一起的史料。

對于“倍其賦”，有學者認為是倍收的是人頭稅，亦有學者認為倍收的是戶賦。根據加藤繁和晉文的研究，戰國時期的秦國確實行有按人頭征收的算賦，但通觀學者們所羅列的關于算賦的史料就能發現，秦國的算賦被簡稱為“算”，而非“賦”。

曾憲禮在對一戶人家在遭受“倍收戶賦”和“倍收人頭稅”所應承擔的代價進行分析后，認為該措施只有在倍收人頭稅的情況下才會具有懲罰性質。

《漢書·貨殖傳》記載：“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萬歲，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美好矣。”

但是曾憲禮的推算方式是存在問題的，首先，其人頭稅僅計了男子，而未計女子及其他，但是根據《后漢書·南蠻傳》“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可知女子也是有人頭稅的；其二，我們并不知道秦獻公時期人頭稅或者戶賦的征收量。

因此無法計算懲罰后所需繳納的金額，也就無法比較懲罰的輕重；最后，曾憲禮僅以“戶有二男而不分異”的情況進行了計算，并未討論其他情況，根據《睡虎地秦簡》十一號墓木牘的記載。

黑夫、驚和中兄弟三人并未分戶，如果倍收之賦為戶賦，那么此兄弟三人組成的聯合家庭僅需繳納兩份戶賦，但如果分異為三家，則需繳納三份戶賦，由此看來，一戶之內可立戶的男子越多，不分異的好處便越明顯。

朱圣明認為，“匿戶”對于征收戶賦有一定的影響，因為隱藏戶籍信息的人不需要繳納戶賦、也不需要執行政府的命令。所以他認為，商鞅變法所指的應該是增加戶賦的征收。

換句話說，商鞅變法中提到的“戶賦”只與立戶有關，而與實際的人口數量無關。因此他認為商鞅變法應該是要增加戶賦的征收，而不是增加人口數量。

三、愿守黍稷稅，歸耕東山田

朱圣明所說的戶賦，是秦及漢初以戶為單位、定額征收的、包含戶錢和戶芻兩部分的戶賦，并不是秦國按照戶內田地數量多少進行征收的軍賦。因此，朱圣明觀點成立的前提是在商鞅第一次變法前，秦國便有了秦及漢初的那種戶賦。

秦漢的戶賦是一種軍賦，其特點是按戶等額征收。它的形成與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變化密切相關。“戶賦”的產生和發展與戶籍制度和軍賦制度息息相關。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此時的戶賦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按戶征收，二是每戶等額征收。春秋后期 “以田賦”后， “戶賦”開始按戶征收，但不是每戶等額征收。

春秋之后，由于戰亂，各諸侯國為了控制人口，紛紛制定了以“戶籍相伍”和“戶籍結田”為主要內容的戶籍制度。在戶籍制度的保障下，“戶賦”的常態化征收得到了更好的施行，但是，此時的“戶賦”仍不是每戶定額征收。

直至商鞅第二次變法后，形成了百姓按戶名有等額的基礎份地的制度，每戶等額征收的戶賦才形成。這也證明，商鞅第一次變法“民有二男而不分異，倍其賦”的懲罰措施針對的是每戶不等額的“戶賦”。

秦及漢初的戶賦是“戶籍-名田-賦稅”結構不斷發展磨合后的產物。 學界將“戶出賦”和戶賦都稱為戶賦，這導致了戶賦含義的混亂和戶賦與戶芻關系的混亂。因此，“戶出賦”宜稱為戶錢，是戶賦的一種征收形式，與戶芻是并列關系。

秦代戶錢的征收物包括錢、布、繭，而漢代戶錢的征收物只有錢。錢、布是當時通行的貨幣，而繭則具有重要的經濟屬性。秦到漢初戶賦征收物種類的減少，體現了貨幣類型由繁轉簡并逐漸統一于金屬貨幣的改變，這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另外，目前沒有證據可以直接證明絲也是戶賦的征收物之一。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戶賦征收對象的范圍從泰庶長之戶到司寇、隱官之戶。

根據文景時期的戶芻征收量，推斷漢初戶賦稅額具有極強的穩定性，但這個看似穩定的稅種在武帝時期徹底消失。究其原因，可能與“戶籍-名田-賦稅”結構的崩潰有關。商鞅變法確立的按戶名田并輔之按軍功爵“益田宅”的田宅授予制度，到呂后時期變成了徹底的按軍功爵“名田宅”制度。

結語

田宅授予制度的轉變，會導致“戶籍-名田-賦稅”結構中“名田”的不穩定，從而影響“戶籍”，使戶賦征收困難。文帝取消 “限民名田”的規定和晁錯“入粟拜爵”的建議提出后，“名田”環節徹底崩潰，打破“戶籍-名田-賦稅”結構，致使戶賦消失。

參考文獻：

《史記》

《漢書》

《后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