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鏡哥。

什么是公平？也許它是個玄幻的東西吧。

去年夏天，四川宜賓一賣菜大姐為了改善生計，轉行加盟了一家采耳店，營業兩周收入2000元，利潤500元。

正當大姐準備大干一番的時候，令她沒想到的是，等待自己的不是絡繹不絕的顧客，而是當地衛生執法部門的巨額罰款。

采耳店開業沒多久，當地衛生執法部門就上門告知大姐是非法行醫，沒收違法所得2000元，并罰款11萬元。

大姐哪見過這陣勢，也不知道開采耳店還要申請許可，更是拿不出這么多罰款，于是就想著關門大吉。可大姐更沒想到的是，關門可以，但罰款必須交，并且還追加了罰款，金額漲到了22萬，如果再不交罰款就要被告上法庭強制執行。

上個月的22日，申請強制執行案開庭審理，法官未當庭宣布庭審結果。法官：頭大。

這件事被媒體報道后備受關注，也引發了人們對于執法尺度與公平性的深度思考和討論。

一方面，我們必須肯定，對無證行醫行為進行嚴厲查處，是保護公共健康安全、杜絕醫療風險隱患的必要之舉，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另一方面，罰款數額與當事人主觀意圖、實際收益、危害程度的巨大反差，也引發了人們對于執法人性化的呼聲。

很多網民表示，對于大姐這種不了解行業準入規定，并且其經營行為并未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因此，在執法過程中應更多地體現人性化和柔性的一面。

另有法學專家也談到該事件，稱執法行為不可偏離法治的根本目標。執法是為了給社會提供良好的秩序，提高民眾生活的質量，而不是為了懲戒而執法。因此，在自由裁量時，需要柔性執法，以結合實際的最小代價達到矯正的目標。

我們一直倡導良法善治，而柔性執法亦屬于良法善治范疇。良法善治強調法律不僅僅是一紙規定，而是要在實施過程中體現出對人性的尊重、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公正的追求。

當然了，柔性執法并不是對違法行為的縱容或無視，而是在堅持法律原則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執法的人性化、教育性和實效性。旨在通過更加溫和、理性的方式來解決法律問題，減少執法過程中的沖突和對抗，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但現實中我們卻發現很多案例違背了這一理念，甚至有小題大做之嫌。

比如陜西榆林一個體戶因違規出售5斤芹菜被罰款6.6萬元；黑龍江大慶一菜店將土豆售價從每斤1.4元漲至2元被罰款30萬元；河南洛陽一大爺騎三輪車賣菜獲利21.05元，卻被當地執法部門以銷售不合格蔬菜為由，罰了11萬元。

這些明顯違背大眾樸素情感的“小過重罰”行為，看似是嚴格執法、公平對待，內里卻是執法活動有悖法理，無視情理的體現。

面對“小過重罰”現象，也有網民表示為了食品安全、行業規范，必須頂格處罰，這樣才能起到殺雞儆猴、殺一儆百的示范效果。

這話看似有理，但我們梳理眾多案件可知，這些天價罰款最終只是落到了每一個獨立的個體經營者身上，比如賣菜的大爺和商鋪，他們自己本不種植蔬菜，而是從批發市場進貨后再行銷售。

然而法律的重錘最終砸向的是這些小商小販，而非那些在源頭就沒有把好關的批發市場。

再如四川這位開采耳店的大姐，她是采取加盟的方式開的店，那么作為采耳店總部，有沒有盡到告知義務，告訴大姐開采耳店需要相關資質？當地衛生部門平時有沒有盡到普法宣傳的責任？

這就像一條匯入大海的河流，入海口被污染了，不去追溯污染的源頭，卻把責任推給了大海。

因此，這些“小過重罰”的行為看似是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實際是難以服眾的。

然而，與“小過重罰”明顯相悖的是，有時候群眾盼著法律能更嚴格些，懲處更重些，比如對貪官污吏的懲罰力度。

近些年來，國家在反腐敗上下足了功夫，查處了一大批害群之馬，凈化了黨內環境。但這些貪官污吏抓是抓了，對他們的判罰力度老百姓似乎并不買賬。

比如去年11月被判刑的中信銀行原行長孫德順，此人利用手中權力，多年間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9.795億余元。

有些官員，貪個百十萬就能判個十幾年，而孫德順搞了9個多億，最終還不是被判死緩，終身監禁。

有消息稱，孫德順在法庭上聽到死緩判決后，嘴角微微上揚，流露出一絲難以察覺的詭秘笑容，他心里的石頭終于落地了——活了！

法律，理應兼具溫度與剛性。但當兩者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時，問題便隨之而來：本該展現溫情之處卻過于嚴苛，而需要嚴厲之時卻顯得過于寬容。這種失衡，無疑會削弱法律的公正性和效力。

而對于老百姓和整個社會來說，什么時候該柔，何時要剛，關乎的不僅是法律威嚴，更是人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