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15日，日軍在長春簽訂所謂的《日滿議定書》，正式承認“偽滿洲國”。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對日本這一侵略中國領土主權的強盜行徑向日方提出強烈抗議，并照會九國公約當事國及致“國際聯盟”電，請作有效處置。

10月2日，國聯理事會英美法德意五國，糾集一批長期從事殖民侵略活動的官員，組成了東北調查團，在經過一番所謂的調查之后，發表了一篇荒謬絕倫的國際共管東北的國聯調查報告書，其中有承認“滿洲自治”，要求國民政府公開承認東三省為中華民國的一個自治區，國聯理事會成員國及日本可派軍隊駐扎監督等赤裸裸的偏向日方，讓國民政府放棄在東北領土主權的謬論。

面對這一不平等條約，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原則上同意，但因為怕背負賣國的罵名，卻也不敢公開表明態度。

就在這時候，胡適作為“馬前卒”登場了。

10月9日，胡適在《獨立評論》上拋出《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對以李頓為首的調查團這個事先征得日方同意而進行的調查報告表示感謝，稱道他們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對東北問題作出了“公平的判斷”。

胡適說，對于這一“報告書”，我們認為最公道，是絲毫沒有疑義的。如果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上的利益，和承認滿洲的自治權，可以取消“滿洲國”，可以使中國的主權與行政權重新使于東三省，我以為這種條件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為了表示誠意，胡適還進一步表示，對于“滿洲自治”這一條，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對的理由，并表示贊成東三省解除武裝。

此論一出，輿論嘩然。

以鄭螺生、方之楨、林有壬為首的愛國者抨擊胡適，東三省有二十萬士兵不能守土，是處于所謂最高司令長官之命令，而非全體將士之公意，更不是那廣大民眾之意。而今日抗日將領馬占山正在浴血奮戰，若讓他們放棄武裝反抗，就等于是讓他們一致維護日本人卵翼下的偽滿洲國。

更有人嚴重懷疑胡適的本質，并借此揭開了他的癩瘡疤——“聞先生與溥儀交厚，溥儀被逐出宮，先生為鳴不平，此番維護調查團，并歌頌其所擬設東三省自治政府等辦法，意或別有用心，故意為此曲說，甚至以小己冒多數。”

遺憾的是，面對國人的炮轟，胡適不以為然，執迷不悟，又連續發表賣國文章，繼續鼓吹國聯調查報告。

1933年2月初，日軍侵占熱河。

3月13日，胡適來到保定，晉見北來解決華北危急的蔣介石。

會面時，蔣介石向胡適解釋說，他自己不料日本攻熱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計日本須用六個師團的人，故國內與臺灣均須動員。我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所傳攻熱河不過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清楚的多多。

聽到這里，胡適問蔣介石：能抵抗否？

蔣介石答：須有三個月的預備。

胡適又問：三個月之后能打嗎？

蔣介石說：近代式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人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

胡適聽明白了蔣介石此話的內涵，附和一句：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

說完，胡適又問：那么能交涉嗎？能表示在取消“滿洲國”的條件之下與日本開始交涉嗎？

蔣介石肯定地回答：我曾對日本人這樣說過，但那是無效的，日本決不肯放棄“滿洲國”。

保定之行，胡適摸清了蔣介石的底牌，回到北平之后，他便開始連續發表有失人格、喪失信心的“賣國言論”。

在《全國震驚以后》中，胡適“痛心疾首”地勸導國人：“我們今天的最大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虛驕夸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愿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學生。這才不辜負這十八個月（也許還更長）的慘痛的教訓。”

在《日本人應該醒醒了》中，胡適為日本人“出謀劃策”：“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于深入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的。······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就是懸崖勒馬，徹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當時的外交部長羅文干素來深知胡適的德性，為阻止胡適進一步發表悲觀言論，他曾以賭博為例，勸導胡適不可因此時北方危急，外交上的挫折而埋怨人，責怪政府，更不要因北方一時的失敗而喪失信心，千萬不可自動認輸。

羅文干說：賭錢全靠氣。輸錢的時候，千萬不要說你的伙計如何打錯牌，尤不可說莊家牌太好我打不過，垂頭喪氣；更不可說我輸不了，請莊家減免賭債。也不可于輸錢的時候請朋友可憐。

說完這些，羅文干還覺不夠，又告誡胡適：進賭場千萬不可認輸，即便是輸了也不可做出寒磣樣子，因為寒磣之后，莊家永遠吃住我這一門，朋友將不捧場下我的門注，賭友皆看我不起。此后翻本永遠無望。

歷史的事實證明，胡適沒有聽進這些話。

瞿秋白因此，斥其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魯迅則直接怒罵，這是他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