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貴州獨山軍校搞了一個“技術測驗”,19歲的廣東青年楊應彬在23總隊,1000多人中勇奪第一,這讓他備受矚目,楊應彬本人,也是沾沾自喜。
在進軍校之前,他還有些擔憂,因為他身高只有1米55,而且長期打擺子,體質羸弱,他擔心自己經不起軍校的摸爬滾打,誰料僅僅7個月的時間,便“脫胎換骨”,在軍校中出人頭地。
有了這次耀眼的成績,楊應彬相信,自己可以在國民黨隊伍中爬的更快,之所以想向上爬,不是楊應彬有多大的官兒癮,而是因為他是一名紅色特工,只有真正打入敵軍內部,才能發揮作用!
楊應彬,廣東大埔縣人,出身貧寒農家,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在他12歲時,便寫了一本《小先生的游記》,講述他從大埔縣出發,跟同學們前往上海尋找陶行知旅途中的悲歡記錄。
此書一出,立即引起轟動,沒多長時間,便再版了12次,每次2000多冊,因為內容太過真實,還一度被國民黨列為“禁書”。
憑借這本書,山區少年楊應彬一舉打入左翼文化圈,并受到陶行知等人的悉心培養。
在上海,楊應彬參加了左聯和抗日救亡,因為思想進步頭腦活絡,14歲加入共產黨,16歲便進了周恩來親自領導的“中共特別支部”。
1937年7月,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時任淞滬戰場右翼軍總指揮兼第八集團總司令的張發奎,為提升軍隊士氣,特邀郭沫若幫他成立一支“戰地服務隊”。
當時的郭沫若,已是文化圈的名人,他振臂一呼,幾十名作家、音樂家、戲劇家,便投身張發奎的隊伍。
這其中當然少不了紅色特工,16歲的楊應彬就是其中一員,他的頂頭上司名叫左洪濤。
在張發奎隊伍中,楊應彬先后參與了淞滬會戰和武漢會戰,為了號召更多人參加抗戰,搞文藝工作的楊應彬等人,經常深入群眾中表演抗日節目。
除此之外,他們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張發奎和他軍中的將士。
他們巧妙的把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融入到張發奎的演講稿和文章,還積極與張發奎軍中的將士們交流,一點點的改變將士們的思想。
1938年年底,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戰地服務團”解散了,但以左洪濤為首的紅色特工,卻留在了張發奎的部隊。
左洪濤擔任長官部秘書,楊應彬和其余幾名成員,則在長官部警衛營工作,都是圍繞在張發奎左右。
10來個人,想要在張發奎部搞出什么大事情來,當然不可能,他們的任務,是長期潛伏,慢慢打進核心部門。
于是,在左洪濤的操作上,1940年5月份,張發奎本人親自保送,將楊應彬送進了貴州獨山軍校深造,這才有了文章開頭的事情。
張發奎親自保送的人,在軍校的比賽中拔得頭籌,若張發奎知道了,那肯定開心不是?
結果這個喜訊還未傳到張發奎耳中,楊應彬便出事情了,因為他遇到了三個不講“規矩”的隊友,他們分別是王洞若、鄭體詩和郭弼昌。
在楊應彬取得好成績后,他們三人先后給楊應彬寫信,在信中用到了“巴黎公社的窮孩子”、“你播下的種子萌芽”等字眼。
很不幸,這三人的來信,被獨山軍校截獲,一看信的內容,就有人懷疑楊應彬的身份了,當時,雖然國共二次合作,但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經開始,很快,楊應彬就被軍校給秘密逮捕了。
被捕后的楊應彬并未慌亂,面對國民黨反共分子接連十幾天的審訊,他都是沉著冷靜的應對,沒漏出一點破綻,可是,那些人不肯罷休啊,他們誓要從楊應彬嘴里問出些什么。
隨著時間的推移,審訊楊應彬的人耐心漸漸耗盡,他們抱著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心態,給上司打了報告,要處決楊應彬。
而楊應彬,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怎么自救,成了擺在他面前的一道難題,他被秘密關押,同志們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
好在一點,楊應彬在獨山軍校的人緣不錯,他有個同學叫彭朗,此人跟楊應彬關系要好,也曾在交談中,流露出同情革命的一面,于是,楊應彬決定求他幫忙。
他用漢語拉丁文寫了封信,讓彭朗偷偷帶出去,交給了他的女友兼接頭人鄧黎亞。
鄧黎亞是江蘇省海門縣靈甸鎮人,比楊應彬大2歲,她家境不錯,但命運悲苦。
鄧黎亞出生時,母親大出血而死,8歲時父親又因病離世,只剩她跟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1931年,12歲的鄧黎亞,曾投靠上海的姑母在上海求學
1936年,17歲的鄧黎亞考入天津女子師范學校,這段時間,她的奶奶離開了人世,1937年,鄧黎亞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
可惜入學沒多久,侵華戰爭爆發,作為一名有志女青年,她拒絕了去美國留學的機會,毅然回到炮火連天的上海,參加了革命。
到上海沒多久,她又聽到了一個噩耗,自己在老家的繼母和弟弟,被日軍的飛機給炸死了!
1938年1月,鄧黎亞也加入了張發奎的“戰地服務團”,在這里,她與楊應彬相識相戀,成了親密戰友。
雖是戀人,但二人卻相約,不到抗日勝利的一天,絕不結婚!
比起楊應彬來,鄧黎亞入黨很晚了,是1940年隨張發奎的部隊進入廣西柳林時,她才成為一名黨員,在柳州以兒童劇團指導員、教師等身份做掩護,推廣進步書刊,宣傳進步思想。
同時,她也是組織規定的,唯一可以跟身在獨山軍校的楊應彬直接聯系的人。
在收到楊應彬送出來的密信后,鄧黎亞慌了,她立即找到左洪濤,讓他想辦法救人!
看到楊應彬的求救信,左洪濤開始思索,怎么才能讓楊應彬脫困,思來想去,他發現,能救楊應彬的只有張發奎!
可怎么樣才能讓張發奎救楊應彬呢?很快,左洪濤就有了主意,他決定拿楊應彬考第一的事情做文章。
在見到張發奎后,左洪濤就跟他聊事情,然后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把楊應彬考了全校第一的事情,跟張發奎說了。
果然,張發奎聽后覺得很有面子,是樂的哈哈大笑,他決定寫信表揚一下楊應彬,同時再給自己在獨山軍校的部下,擔任軍校主任的韓漢英寫一封信,讓好好培養楊應彬。
寫信這種小事,張發奎自然不用親自動筆,他就把此事交給了左洪濤,左洪濤聞言大喜。
給韓漢英寫信時,左洪濤措辭嚴謹,力舉楊應彬年輕有為,望其多加愛護培養。
給楊應彬寫信時,則用的是長輩對晚輩說話的口吻,教導他要勤奮學習,將來前途不可限量。
左洪濤的信寫的很好,張發奎看后很滿意,在信的末尾,簽上了自己的大名。
收到信后,韓漢英一愣,這位楊應彬是張發奎身邊的紅人?看內容……還可能是張發奎的晚輩,這么悄么聲的殺掉,肯定不行啊!
而那些反共分子,在看到這兩封信后,也不敢再造次了,他們哪里能惹得起張發奎?
于是,楊應彬非放了出來,只是,他在獨山軍校一直受到監視和懷疑,直到1942年,楊應彬離開軍校返回張發奎的部隊,
回歸張發奎部后,楊應彬受到了重用,被任命為警衛團機槍連連長,他開始教戰士們如何使用重武器,還給他們上政治課,講國內外形勢,講團結抗戰,講持久戰、講反法西斯等等。
他的這一舉動,又引起了張發奎軍中頑固派的懷疑,跑去張發奎那里告狀,張發奎聞言,哈哈一笑:“他從小跟我一起在戰場上抗戰,有什么可怕的?”。
為了讓楊應彬更上一層樓,1943年冬,張發奎又把他送到桂林陸軍大學西南參謀班學習,直到1944年8月,才學成歸來,在張發奎參謀處作戰科當參謀。
此時的楊應彬,終于開始顯現他的作用,他真正開始接觸這支隊伍的核心,他把自己了解到的內幕,通過左洪濤,一點點送到了中共南方局。
蔣桂矛盾、陳誠與何應欽的矛盾等等,可謂是事無巨細,這為我方在西南開展統戰工作,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左洪濤、楊應彬等人是歡欣鼓舞,他們給組織打了報告,希望能回歸蘇區,但組織認為,他們留在張發奎部作用更大,沒有同意。
1945年底,左洪濤、楊應彬、鄧黎亞跟著張發奎來到了廣州,此時,國民黨反動勢力,加大了內部的清查,許多同志被迫撤離,楊應彬的身份,也受到了懷疑。
當時的他,在廣州行營的軍事核心機關參謀部任作戰參謀,為了更好的潛伏,他決定跟相戀多年的女友鄧黎亞結婚。
之所以要結婚,是要借此機會“秀肌肉”,展示自己在國民黨內部的人脈,讓國民黨反動派投鼠忌器。
這場婚禮,聲勢浩大,他們不僅請了張發奎來當證婚人,還請了200多名國民黨高官來參加婚禮。
在去邀請張發奎時,張發奎問了他們一個心驚肉跳的問題:“你們是不是共產黨?”。
這話,把楊應彬和鄧黎亞嚇得不輕,可令他們沒想到的是,張發奎又接著說:“如果是,你們可以結婚,如果不是,你們也可以結婚,最怕一個是,一個不是,將來一個要做鰥夫或一個要做寡婦。”。
為什么張發奎要這么說呢?原來,他這個人,壓根就不在意自己隊伍里有沒有共產黨。
早在第一次國共分裂之前,他的隊伍中,就有許多共產黨人,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毅、朱德、林彪、葉劍英、徐向前等人,都曾當過他的部下。
南昌起義時,他沒有去追擊起義部隊,在后來圍剿紅軍時,他也是消極應對,能不打則不打,抗戰爆發后,張發奎則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抗日上,至于隊伍中是什么人,他不關心,只要對抗日有幫助,他是能用就用。
他之所以會問楊應彬二人是不是共產黨,是害怕他們不屬于同一陣營,將來自相殘殺!
在張發奎身邊將近10年,楊應彬、鄧黎亞當然知道張發奎是怎么樣的人,但他們并沒有如實相告,而是打著哈哈:“我們跟您這么多年了,是什么人您最清楚,我們都不是!”。
聞言,張發奎哈哈笑道:“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果然,在張發奎給他們主持婚禮后,沒人敢再懷疑楊應彬的身份了。
1946年1月,楊應彬無意間聽到參謀部諜報人員的對話,說是在我方的東江縱隊安插了間諜,聞言,他立即將情報送了出去,我方有了警惕。
緊接著,他在整理資料時,又發現了一份蔣介石發給張發奎的密令,要求張發奎將東江縱隊聚而殲之,一網打盡,他立馬又將這份情報交給左洪濤,讓他傳遞了出去。
正是因為楊應彬這份情報,東江縱隊2500多名抗戰骨干和家屬安全北撤,但也因此,他和妻子鄧黎亞的身份,受到了張發奎的懷疑。
不過,張發奎并沒有找他們的麻煩,而是派人警告他們:“你有共產主義思想,我們管不了,你可不能有行動呵!如果你有行動,黨紀、國法、軍紀都要制裁你。”。
從這一點也足以看出,張發奎對共產黨人的寬容。
雖遭受懷疑,但楊應彬、鄧黎亞夫婦并未撤離,他們繼續潛伏,解放戰爭打響后,他們的上級左洪濤也撤離了,只剩他們繼續收集情報。
1947年夏,形式更加嚴峻了,在征的組織同意后,楊應彬、鄧黎亞借口送親人回家,也離開了廣東行營。
離開后,他們轉道香港,來到十萬大山和雷州半島參加革命,1949年9月,廣州解放,楊應彬開始參與廣州的接管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楊應彬夫婦留在了廣州工作。
楊應彬先后擔任任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秘書長、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等職。
而出身清華大學的鄧黎亞也不差,先后擔任中共廣州市委副秘書長,廣州市顧委會委員,廣州市直機關臨時黨委第一副書記等職。
可惜的是,在浩劫期間,楊應彬夫婦受了6年的苦楚。
2013年,鄧黎亞離開人世,享年95歲,2年后,楊應彬也撒手人寰,享年9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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