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朝建立前夕，呂不韋集眾賢制定了一套治國綱領(lǐng)，儒學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只是這個宏偉藍圖未曾實施就已夭折。秦國末年，儒學成為了中下層官吏的識字教材和官德修養(yǎng)的教科書。另外，秦代還設(shè)置了七十余人的博士官制度，儒士是其中重要的成員。博士沒有專職行政事務，主要起咨詢顧問的作用，曾受到秦始皇的重用。

一、禮樂文化在秦國的初步接受與傳播

《史記集解》引《毛詩序》記載：“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

秦人在獲得西周故土和遺民的同時，廣泛繼承了周朝的“詩書禮樂法度”，且在社會的各個領(lǐng)域加以深度地運用。秦穆公為更好地融入“中國”，成就富國強兵之偉業(yè)，一方面，在與其他諸侯國發(fā)生戰(zhàn)爭的同時，積極與中原諸國進行政治聯(lián)姻，尤其是與晉國結(jié)成了秦晉之好;另一方面在政治領(lǐng)域和思想教化維度，廣泛推行西周所創(chuàng)制的“詩書禮樂法度”。

戎夷的君主待臣以德，大臣以忠侍君，戎君治理國家猶如對待自己身體一樣，無為而治，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理之道。秦穆公認為由余是一位圣人，以離間計得之。在秦穆公看來，“詩書禮樂法度”是當時最先進的政治制度，秦國是“中國”的一份子，在政治領(lǐng)域自然也要推行“詩書禮樂法度”。

由于禮治和法治在本質(zhì)上的差異，商鞅在變法之初就嚴令禁止儒學在秦國的傳播。商鞅以變化的社會歷史觀為根據(jù)，認為“詩書禮樂”只適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當今，只有變法方可富國強兵。

為使法治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占據(jù)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商鞅全面否定了儒學的政治價值，認為儒學只會阻礙法治的實施，儒士會無端地非議法治。因此，若要變法改革取得成功，必須禁止儒學的傳播和儒士的社會活動和教學事業(yè)。

二、由《呂氏春秋》所見儒家學說

在編寫目的上，楊寬指出，《呂氏春秋》提出的一套政治主張，是秦國用來作為一統(tǒng)天下的指導思想，并作為秦代的施政綱領(lǐng)的。《呂氏春秋》的施政綱領(lǐng)充分借鑒、汲取了儒、道、墨、法、陰陽諸家思想之長，經(jīng)轉(zhuǎn)化整合，成為一套系統(tǒng)化的治國綱領(lǐng)。基于此，班固把它歸于雜家一類。

《呂氏春秋》的政治理論系統(tǒng)雖然在君道上頗近于道家，有時甚至有些法家的氣息，但大體上是因襲了儒家。《呂氏春秋》提到“孔子者二十四，墨子者六，孔、墨并稱者八，又多次提到孔、墨的許多弟子。提到老子者四，孔、老并稱者一。其中儒士出現(xiàn)的頻率最高，被引述的儒家經(jīng)典也最多。可見，《呂氏春秋》充分吸納和改造了儒家思想。

現(xiàn)以《呂氏春秋》“十二紀”的思想構(gòu)成為例，來看呂不韋等人對諸子學說之攝取。“十二紀”以木、火、土、金、水之五行，配春、夏、秋、冬之四時，主張為政者必須根據(jù)四季之變化在政事上做出方針政策的及時調(diào)整。

春屬木德，萬物萌芽，在政治上要采取一切措施促進天下百姓健康成長，多賞少罰，為道家思想；夏屬火德，萬物生長，在政治上要講究禮樂和重視教育，為儒家思想；秋屬金德，萬物凋零，在政治上要訓練軍隊和修訂法制，為兵家思想；冬屬水德，萬物潛藏，在政治上要注意保藏，統(tǒng)計百姓的田畝數(shù)，主要借鑒了儒家和墨家兩派思想。

《孟夏紀》之《勸學》篇強調(diào)，忠孝是君主和父母想要得到的，顯貴和榮耀是大臣和子女心里所想的，所以忠孝教化是治國的重要內(nèi)容，亦是先王之教。樂教明理是《仲夏紀》和《季夏紀》中的主要內(nèi)容，重點闡述了古代的音樂類型及樂教的治理價值。

《仲夏紀·適音》指出，音樂可以表現(xiàn)政治之好壞，音樂之“樂”“怒”“哀”呈現(xiàn)了政治之“平”“乖”“險”。音樂既與政治相通，亦可以移風平俗。通過傾聽一個國家的音樂，可以得知其政治之好壞;通過政治之好壞，可以得知君主之賢否。

以德義治國是《離俗覽·上德》篇的核心要旨，認為德義在國家治理中起著賞罰所不能及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治國以德義，乃是神農(nóng)、黃帝之政治。《孝行覽》把孝道提高到國家治理的最高層次上，認為國家治理的根本不在耕種和務農(nóng)，而在管理和培養(yǎng)人。管理人的根本不是使窮人富有，人口眾多，而是在于孝道的推行。

君主有孝道，則名聲顯赫，臣下服從。人臣講孝道，則會忠于君主，為官清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士子和百姓行孝道，種地則勤勞，打仗則能取勝，不會出現(xiàn)叛逃事件。倡導孝道是三皇五帝治理國家之根本，也是萬事成功的綱紀。《孝行覽》是對法家重農(nóng)戰(zhàn)而否孝悌思想的反思。

《季秋紀·精通》記載：“圣人無為而治，南面而立，心在利民和愛民。”

還未等到圣人發(fā)號施令，百姓就延頸企踵，立而望之，這是因為圣人的精誠能通達于百姓的緣故。《開春論·愛類》指出，君主若以得民心順民意為根本政務，則百姓都會歸順于他。《呂氏春秋》的治民觀吸收和整合了孔子富民、惠民與孟子保民、貴民的思想。

三、出土秦簡牘與儒家思想學說

在簡牘內(nèi)容上，出土秦簡牘多以法律條文和犯罪案例為主，但也有一批秦簡牘專講為吏做官之道，以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岳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為代表。在具體內(nèi)容表現(xiàn)上，它們以儒家思想為主，把諸家思想加以凝練概括、融會貫通，呈現(xiàn)出水乳交融的特征，儒學是這類秦簡牘的重要內(nèi)容。

《為吏之道》記載：“寬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過勿重。”

在處理政府與百姓的關(guān)系問題上，秦簡牘對官吏提出了諸多道德上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寬”“惠”“慈”等道德規(guī)范上。秦國君主要求官吏對待百姓一定要寬容，政府不僅要對百姓寬容，還要給予百姓一定的恩惠，這樣才能團結(jié)百姓，凝聚力量。嚴刑峻法、恐嚇百姓并不能帶來預期的效果，不動用刑罰便能得知案件的實情，才是上策。

“慈”在《為吏之道》中出現(xiàn)的頻率很高，“慈”有三種含義：一是父親對兒子要慈愛，二是統(tǒng)治者對百姓要慈愛，萬姓就是百姓。三是官吏對待下面的人也要仁慈，不要欺辱，不要嚴苛。

官吏在處理事務時務必要客觀公正，不要憑意氣來判斷事物，憤怒易使人誤判錯判。話一旦說出口，就無收回之可能，口、舌猶如弩上的機、關(guān)，不要輕易扳動，話一旦說出口，四匹馬拉的車也追不上。《顏淵》篇有“駟不及舌”的文句，旨在強調(diào)說話需謹慎。

君懷臣忠、父慈子孝是儒家的人倫觀念，秦簡牘把忠孝視為治國理政的根本。《為吏之道》云，若人人懷有戒懼之心，作君主的則和柔，作大臣的則忠城，作父親的則慈愛，作兒子的則孝敬;每個人各盡其職，各踐行其德行而不逾矩，就沒有辦理不好的政務，沒有達不到的志向，君主圣明，臣子聽命。

以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反對任賢，但秦簡中則有重賢的思想，這是戰(zhàn)國末期諸子思想?yún)R通趨勢的外顯和結(jié)果。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中有“吏有五失”的文字，其中一失是“賤士而貴貨貝”。岳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也視“閑(賤)士貴貨貝”為官吏之一過。

戰(zhàn)國末，思想的集成與整合，是當時社會發(fā)展的顯著特征和必然趨勢，儒、道、法諸家學說在秦簡牘中亦隨處可見。在睡虎地秦簡《語書》中，“良吏”的第一條規(guī)定就是“明法律令”，明白并執(zhí)行國家法律和君主的命令。

《為吏之道》中也隨處可見道家思想，“安靜無苛”與老子的重“靜”思想在旨意上是相通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一道在秦國末期，和秦代初期的基層社會治理和官吏道德修養(yǎng)領(lǐng)域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產(chǎn)生了實際的影響。

結(jié)語

秦代初期，儒學成為呂不韋理想中的治國綱領(lǐng)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度將成為國家制度，發(fā)揮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功能，可惜隨著呂不韋的死亡，儒學治國綱領(lǐng)的角色也夭折了。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

[2]司馬遷，《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