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經典名著《雙城記》（A Taleof TwoCities）的開篇名句。證諸新加坡和倫敦的最新發展，顯示新加坡進入了最好的時代，而倫敦進入了最壞的時代。從經濟發展指標和人民生活的品質來看，兩大城市的落差越來越大。

但英國的精英階層卻不作如是觀，他們對于新加坡的崛起視而不見，還是用很多的刻板印象來指手畫腳，結果卻被殘酷的事實打臉。周前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周刊（TheEconomist）文章評論新加坡的權力接班，都是語帶諷刺，新加坡的法律與內政部長尚穆根（K.Shanmugam）就反駁稱，《經濟學人》終于忍不住要中傷新加坡，在于英國評論界精英骨子里的潛意識，不能忍受一個他們習慣教訓的對象，卻是全面的勝過他們。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經高達八萬多美元，而英國只是約六萬多美元，而去年開始還陷入衰退，英國全年人均GDP下降0.7%。

這位部長引述犯罪案的數字，指出去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偷竊汽車和破壞汽車案件高達三十三萬宗，但破案率是零。這在新加坡來看是不可思議。當然，他還沒提到，倫敦去年的兇殺案是一百一十二宗，而新加坡卻是零宗，百倍之差，對比強烈。在今天的倫敦街頭，搶劫手機非常普遍，往往在地鐵出口和露天咖啡廳都是作案黑點，而最奇葩的是受害者去報警，但冠上“蘇格蘭場”和福爾摩斯歷史榮光的倫敦警察都對這些“街頭罪案”愛理不理，絕大部分的案件追查都沒有結果。越來越多倫敦市民在街頭感到不安全，尤其在晚上；但在新加坡，游客半夜走在街上都感到安全，姑息犯罪是天方夜譚。

其實新加坡勝過倫敦，正是亞洲重視“良政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結果，而西方耽于“選舉政治”短期操作，加上社交媒體的同溫層（EchoChamber）和信息繭（InformationCocoon）造成了群體極端化，政治人物都被民粹綁架，無法根本解決社會的弊端，治安不靖成為常態，而所謂“進步司法力量”，說要同情有色人種和弱勢群體，對“輕微犯罪”網開一面，等于姑息養奸，誨淫誨盜，造成文明的倒退，也嚴重損害人民的基本權益，失去了“免于恐懼的自由”，情何以堪。

狄更斯的《雙城記》本是比較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倫敦和巴黎，但兩百三十多年之后，倫敦卻要面對新加坡的挑戰，從經濟到治安，從法治到創新，都折射倫敦城市管理倒退的痛苦，也展示新加坡賢能政治超越前進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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