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給昨天 打個補丁。

這標題，看著就很欠揍誒~

很多人心中，“自律”是個神圣的帶來希望的正能量理念，你說自律讓人痛苦，打破了很多人心中的圣杯。

后面那句更拉仇恨，部分自認為是窮人的讀者覺得靈魂受到侮辱~

但文章核心邏輯是：

1、公認的人生追求是快樂，不管吃美食還是做公益，修佛還是參道，能獲得身心愉悅才是目的。

2、在外力強迫或自身刻意要求的前提下堅持反復(fù)做同一件事，并非出于本心，沒有內(nèi)在原動力，這種人為設(shè)定的“自律”會帶來痛苦，所以商家出于商業(yè)目的，刻意把“自律”包裝出高級感，成為社交貨幣的行為，不值得推崇。

3、最理想的堅持反復(fù)做同一件事的精神狀態(tài)是“心流”，樂在其中，不覺時間飛逝，毫無痛感，而非刻意自律的產(chǎn)物。

4、但受制于種種現(xiàn)實，要賺錢養(yǎng)家，處理很多不得不做的瑣 事，很難完全憑借興致做事，刻意自律有利于改善 生存 境遇，是強者必須承受 的人生歷練， 依然值得肯定 。

5、自律的最高境界不是刻意追求條條框框的自律，而是孔子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既自由追求個人快樂，又自然而然不會逾越內(nèi)心準則。

補充一句，任何不能獲得即時正反饋的付出，最初都有一個刻意練習以形成習慣的過程。

差別在，有人刻意練習并形成習慣后，能穩(wěn)定獲得快感，有人哪怕形成習慣，依然無法從中獲得持續(xù)且強烈的快感。

比如健身，有人能長期堅持，有人卻半途而廢，就是不同人獲得的正反饋強度不同。

差異可能不一定來自意志力，而是天賦興趣，或者性格？

J人更喜歡建立確定目標并準時完成，更在意結(jié)果，滿足感來自計劃的完成，為勇敢做出決定而高興，這類人更容易堅持健身。

P人更喜歡隨著新信息的獲取，不斷改變目標，更在意過程，滿足感來自計劃的開始，為各種選擇/可能性都存在感到高興，這種人更容易三分鐘熱度，難以堅持健身。

我就是P人。

所以“自律”問題的討論非常個性化，不可能有公論。

我個人建議是：適度自律、無需裝逼、放過自己、拒絕焦慮，快樂生活每一天~

這學期，兒子學校布置了一本課外必讀書，叫《我們的漢字》，寫得很簡明通俗，我花了1個多小時讀完，也有所裨益。

本書講了文字起源、各國文字異同、五種造字法、字體演變、漢字簡化和拼音的由來。

核心在講一個理：因為人類創(chuàng)造的知識越來越多，為提升交流效率，人類不得不不斷簡化文字。

人類文字發(fā)展史，就是文字簡化史。

08年馬英九上臺，首次開放大陸赴臺游，當時網(wǎng)上精英小資居多，主流風氣很右，也就是比較崇洋媚外，對臺灣各種夸，比較有名的像韓寒的《太平洋的風》，新周刊的《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當時小資公知很認同臺灣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大陸簡化漢字（甚至蔑稱“殘體字”）失去了漢字本韻，變得不倫不類，臺灣保留的繁體字（他們叫“正體字”）才完整繼承中華文化精髓。

比如親不見、愛無心、產(chǎn)不生、厰空空、麵無麥、導(dǎo)無道、兒無首、有雲(yún)無雨、開関無門、鄉(xiāng)里無郎……

其他還好，特別“親不見”、“愛無心”這兩處簡化，很戳人心，尤其當時網(wǎng)絡(luò)監(jiān)管還很松，很多激烈社會事件上網(wǎng)不會404，讓人有種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錯覺，覺得簡體字的確失掉了點什么。

我對真實臺灣的了解，也從那時開始，當時也很吃這套說法。

再后來，對全球文字流變有了更多了解，能更客觀看待簡/繁體字優(yōu)劣。

最新史學界主流觀點認為，我們祖先智人能打敗當時共存的競爭對手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近親，不是我們祖先更強壯、更勤勞，或腦容量更大，而是更容易相信虛假的故事。

原始社會，相信看不見摸不著的故事，算是很缺心眼了。

但恰是這種偏好，讓我們祖先爆發(fā)出強大的集體戰(zhàn)斗力。

所以人類第一次重大飛躍，就是語言的誕生。

但語言代際傳播中，很容易因記憶錯亂失真甚至中斷。

所以文字的出現(xiàn)，是更重要的一次革命。

文字，成為了史前社會跨入文明社會最主要的標志。

文字最初都是圖畫，因為語言最初描繪的，都是能看到的事物，比如日月山河牛羊豬馬，能直接畫出來，一看就懂。

所以古埃及圣書文，古蘇美爾楔形文字，中國甲骨文和金文，都是象形文字，也就是只表意，完全不表音的文字。

單純表意有短板，想描述更復(fù)雜的動作、神態(tài)、心情，或是虛構(gòu)的概念，就很吃力。

所以在帕米爾以西的老大陸中心區(qū)域，包括偏居一隅的印度在內(nèi)，各文明很快放棄了只能表意的象形文字，改成腓尼基人最先發(fā)明，后經(jīng)希臘人發(fā)揚光大的字母文字。

字母文字會讀就會寫，上手更方便，但也失去了表意功能。

而在東方，我們和文明中心隔太遠，一直沒受那邊文字演變影響，而是在甲骨文基礎(chǔ)上，不斷修修補補，讓這套古文字系統(tǒng)能適應(yīng)時代變化，用更簡單的方法，表達更豐富的內(nèi)涵。

這就是指事、會意、假借、形聲這些造字法。

指事和會意還是象形基礎(chǔ)上的延伸。

比如“刀”是象形，“刃”是指事，那一點相當于一個箭頭，指向刀口位置，說這就叫刀刃。

“日”是象形，“旦”是會意，下面那一橫象征地平線，太陽從地平線上冉冉升起，就叫“旦”。

假借則是兩個字發(fā)音一樣，就不造新字，借已有漢字表音。

說白了，就是古人寫“白字”，但寫的人多了，就約定俗成。

比如“易”原指動物蜥蜴，所以這字長得像一條蜥蜴的形狀，后來借去表達更常用的難易的“易”和交易的“易”，最初蜥蜴的含義就此讓位，加個蟲子旁以示區(qū)別。

漢字最偉大的創(chuàng)新，是形聲字，今天80%+常用字和95%+漢字，都是形聲字，近現(xiàn)代發(fā)明的大量新漢字，都是形聲字。

比如上面說的“蜥”、“蜴”二字，都是形聲字，左邊蟲字旁代表含義（一種昆蟲），右邊“析”和“易”表示讀音。

如此一來，漢字不再只是單純表意文字，而是兼顧表意表音的復(fù)合型文字，從而既保留了上古象形文字的生動形象和豐富內(nèi)涵，又便于發(fā)音。

但因為兼顧表意，表音功能還是沒法和字母文字比，古人學發(fā)音主要靠反切，就是用一個常用字聲母和常用字韻母切出一個生字的音。

比如“都、德烏切”，意思是“都”的讀音是“德”的聲母+“烏”的韻母。

但這種注音法還是麻煩，必須先認識很多常用漢字，才能用反切繼續(xù)學其他字，西方傳教士來華時，一個字不認識，就想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方便學發(fā)音。

當時中國文盲遍地，傳教士為給文盲傳教，還印了帶拼音的中文圣經(jīng)，許多人靠拼音不僅讀懂圣經(jīng)，也順便認了字，這種拼音當時叫“教會羅馬字”。

所以漢語拼音不是1958年才出現(xiàn)的，400年前就有，否則怎么會有Peking、HongKong、Kaohsiung這些拼寫出來的地名呢？

問題是這些拼寫沒個統(tǒng)一規(guī)范，有英國人翻的，有西班牙人翻的，有用廣東話發(fā)音翻的，有用閩南話發(fā)音翻的……所以要有一套全國標準的注音系統(tǒng)，這就是我們學的漢語拼音。

當然在民國時代，我們還發(fā)明了一套用漢字筆畫和偏旁構(gòu)成的注音符號，今天臺灣還在用。

這種注音符號中不中洋不洋，屬于假名一樣的半吊子創(chuàng)新產(chǎn)物，臺灣人可能覺得自己還在用的這套注音系統(tǒng)才是中華文化正宗嫡傳，但站在語言學發(fā)展角度看，我們用的漢語拼音才更簡明易懂。

新文化運動時期，很多知識分子心憂國家積貧積弱，覺得根子出在傳統(tǒng)文化上，一度想要徹底除非漢字，全部改成拉丁字母拼讀的文字，也就是所謂漢字拉丁化。

幸好當時沒成功改革，否則文盲認字是容易了，但漢字表意精髓沒了，這會給復(fù)雜精細表達，帶來很大困難。

這也是日韓兩國在自創(chuàng)假名/諺文表音后遇到的問題。

當年兩國發(fā)明自己的注音符號，不是想擺脫中國文化影響，而是漢語發(fā)源于隴西羌人，屬漢藏語系，而日韓語源頭則和滿蒙土耳其語一樣，屬阿爾泰語系，語法不通，還有大量長音，漢字完全為單音節(jié)漢語發(fā)音而生，很難匹配，強行匹配（文讀），又會大幅提升學習難度。

日本改革不徹底，還用了大量漢字表達復(fù)雜含義，今天關(guān)鍵日文都用漢字，上面再用小字標注假名。

韓國比較悲催，起初也是表意漢字和表音諺文混著用，常用字用諺文，關(guān)鍵字用漢字，諺文一直給漢字打輔助，后來民族主義興起，在樸正熙和金日成時代，南北雙方不約而同完成去漢字化。

但韓語受漢語影響比日語更大，很多詞匯都是漢語一樣的單音節(jié)字，造成只表音的諺文無法表達大量同音異意字，特別是在法律這種特別講究用字精準的專業(yè)領(lǐng)域，不得不還用漢字書寫，搞得很精分。

既不能徹底拼音化，完全斷了漢字表意功能，又要降低漢字學習難度，提高書寫速度，所以1956年，我們開始全面推行簡化漢字。

簡化后的漢字當然也有缺點。

比如有些簡化字改變了原來偏旁，造成繁簡對照關(guān)系變復(fù)雜，無法看出原來形旁（表意）。

不少同音異意字被同一個簡化字代替，也導(dǎo)致表意模糊，單看一個字，能有多種全然不同的解釋。

臺灣學者吐槽的，主要是這兩類。

另一些簡化字則簡化了音旁，無法再簡單通過音旁判斷讀音。

總之，從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一路走來，明顯看出，漢字簡化是大勢所趨。

今天臺灣用的繁體字，相比2000年前漢朝用的隸書，也算“簡體字”。

漢字簡化必會造成部分表音表意功能失位，但用“愛無心”來苛責甚至否定簡體字，則是一葉障目。

反過來說，漢字簡化也不能過于激進。

比如楷書雖然工整清晰，但書寫速度慢，草書雖然行云流水，書寫極快，但簡化到嚴重影響交流的地步，今天只能成為書法藝術(shù)，所以介于楷書和草書之間的行書，成了日常書寫的主要字體。

再如漢字簡化到極致，就只剩下一些筆畫，不成了只能注音無法表意的假名了嗎？

“己、已、巳”這些字雖然不是簡化產(chǎn)物，但足以說明，筆畫過于簡單、特征不夠明顯，反而容易給使用造成困擾。

加上現(xiàn)在已進入信息時代，除了學生，絕大部分人書面表達工具不再是紙筆，而是鍵盤手機，輸入方式則是拼音，字體再簡化一點或繁瑣一點，都不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文字要有穩(wěn)定的使用環(huán)境，使更廣大人群能長期交流，總不能每過幾年改幾個字，讓全國人民回爐重學吧？

再說今天是科技迅猛發(fā)展，知識大爆炸的時代，有太多新知識需要學習，不該把大量精力花在復(fù)雜煩亂的漢字迷宮中，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種寫法就敢掉書袋的時代早過去了。

全球化時代，大的一定會同化小的，就算不是軍事殖民，也會在經(jīng)濟文化上逐漸同化。

李光耀早早看到大陸人口體量決定了早晚會崛起成數(shù)一數(shù)二的世界級強國，所以半個世紀前就開始在新加坡推廣和大陸完全一樣的拼音和簡體字。

只有港臺一直扭扭捏捏，覺得自己用的繁體字高人一等，實屬螳臂當車，不自量力。

要說臺灣還保留了民國范，港人甚至還在用晚清詞匯，可新加坡華人明代就開始下南洋了，人家說的閩南話潮汕話更古樸，但人家能拋開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分歧，認清時代潮流。

經(jīng)濟體量決定了，未來一定是大陸文化對港臺影響更大，而不是港臺文化對我們影響更大。

雖然今天全世界只有我們還在用方塊字（日本算半個），不說西方，哪怕我國的維語、藏語、狀語、滿語，全是表音文字（東巴文除外），但這不代表漢字是過時的老古董，漢字的發(fā)展方向就該是像越南文那樣徹底拉丁化，我們應(yīng)該對我們的漢字有足夠的文化自信！

人類文明應(yīng)該有多樣性，3000多年前腓尼基人發(fā)明字母文字另辟蹊徑，是因為當時象形文字學習成本太高。

而我們沒走向字母文字的道路，是因為我們沿著原始象形文字道路不斷演進，也發(fā)展出了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

但今天全球早已普及義務(wù)教育，孩子們有足夠的時間學習兩種甚至更多文字。

從造字結(jié)構(gòu)看，漢字的確比字母文字復(fù)雜，但因為方塊字很難表達復(fù)雜的時態(tài)和語態(tài)，使?jié)h語語法結(jié)構(gòu)遠比其他語言簡單。

站在中立第三方視角，學漢語并不比其他語言更難。

只是世界其他國家都是字母文字使用者，英語母語者學法語，或意大利語母語者學西班牙，都會覺得不難，但突然學方塊字，就會覺得特難，從而造成輿論場上“漢語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的共識。

事實上，國人最熟悉的英文，并非最具代表性的表音文字。

在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中，很少有變音，只要你學會了每個字母（音素）發(fā)音，就能讀出整個單詞，八九不離十。

但英語中有大量變音，比如a這個字母，在father中發(fā)“啊”，在“all”中又發(fā)“哦”，何時發(fā)“啊”，何時發(fā)“哦”，沒有一定之規(guī)，只能遇到一個學一個。

動詞時態(tài)中的不規(guī)則變化，更是不勝枚舉。

所以英語單詞后面一定要加音標，否則真可能讀錯。

西班牙語這種純出自拉丁語系的語言，發(fā)音就比較規(guī)則。

但西班牙語的難點是語法更復(fù)雜。

英語之所以在發(fā)音系統(tǒng)上最復(fù)雜，和它島國的特殊環(huán)境，同時融入日耳曼語系和拉丁語系的雜交特征，以及近代英語成為世界通用語，不同地區(qū)英語使用者的發(fā)音千奇百怪有關(guān)。

單從實用性說，學英語最重要的是詞匯量夠大，其次是發(fā)音，最后才是語法。

單說發(fā)音，日語發(fā)音比英語、西班牙語更容易。

因為這些西方語言一個拉丁字母只代表一個音素，N個字母（音素）組成一個音節(jié)，N個音節(jié)組成一個單詞，長單詞還有不規(guī)則的重音變化，就有不確定性。

日語一個假名就代表一個音節(jié)，用羅馬字標注的日語發(fā)音相當準確，只懂漢語拼音也能準確讀出日語，像長崎nagasaki、廣島Hiroshima。

但容易發(fā)音的代價是日語表達特冗長。

一共就46個假名，又不像我們還有四聲變化，只用兩三個音節(jié)能排列組合的變化太少，所以日語聽上去嘰里呱啦特啰嗦。

從語言學上說，基礎(chǔ)音節(jié)的不足，導(dǎo)致日語是一門溝通效率很低的語言。

最后說兩句翻譯問題。

我們自己用表意+表音方塊字，外國傳來的東西，也喜歡在固有漢字中找信達雅的翻譯，把意思也給翻出來。

自古就這樣，什么西瓜、番茄、土豆、玉米，都是意譯的外來作物。

近現(xiàn)代也一樣，全世界都管這貨叫computer或類似發(fā)音（包括日韓），因為大家都用表音文字，習慣直接從英語音譯過來。

只有我們，非要意譯成“電腦”……

早先翻譯更扯，叫“計算機”……

形象是形象了，但增加了國人學英語的難度。

像“咖啡”、“沙發(fā)”，不學英語也知道怎么說，但“電腦”不行。

反過來，把中國的東西介紹給老外，翻譯家也喜歡從現(xiàn)有英文詞庫中找，方便洋大人理解。

結(jié)果很多翻譯，搞得不倫不類。

比如春節(jié)，我們小時候英語課本還翻譯成Spring Festval。

這種翻譯老外看了一頭霧水，啥？春天來了也要慶祝一下？那是不是還有Summer Festval？

現(xiàn)在都知道，老外管這叫Chinese New Year，因越南人和韓國人一直抗議，為了政治正確，不少國家改成不倫不類的Lunar New Year（陰歷新年）。

這種抗議很無語。

一是農(nóng)歷春節(jié)不是完全的陰歷，我們古人用的是陰陽歷，這種翻譯不準確。

二是農(nóng)歷春節(jié)本就是中國發(fā)明的，你們過的韓國春季本質(zhì)上還是中國春節(jié)啊，沒必要這么玻璃心……

再比如“龍”的翻譯，我們強行套了個dragon，但這是西方神話中的大蛇、惡龍、魔鬼撒旦的化身，和象征吉祥喜慶皇家威嚴的中國龍含義截然相反。

其實“龍”就應(yīng)該音譯成loong，問題是都21世紀了，人家早就約定俗成，這種虛構(gòu)的動物就叫Chinese dragon，特別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龍珠》直接譯成dragon ball，現(xiàn)在跳黃河也洗不清了……

類似的還有我們把中國餃子等面食翻譯成dumpling，這單詞最初指的是愛爾蘭當?shù)匾环N沒餡料的面粉團子。

英國本就是美食沙漠，各國美食傳過來，都是直接音譯。

最典型的是歐洲做面點最牛的意大利人，什么Spaghetti、Ravioli、Tortellini……這種直接音譯自意大利語的單詞一堆，我現(xiàn)在都沒完全搞明白，就像我們的蘭州牛肉面有毛細、二細、二寬、韭葉子……可復(fù)雜了。

本就是人家文化中不存在的新事物，沒必要強套人家固有詞匯。

最好的翻譯，是直接把中文名字翻過去，餃子就叫餃子，饅頭就叫饅頭。

事實上，日韓語都這樣翻。

后來日本這二道販子又把“拉面”直接音譯出去，成了今天英語中的ramen。

今天英國人早不吃愛爾蘭那種超難吃的黑暗料理dumpling，但中國人老把自家餃子說成dumpling，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約定俗成。

你今天和老外說dumpling，他們第一反應(yīng)就是中國餃子……

最近這些年，隨著中國經(jīng)濟高度融入全球化，很多新生外來語都直接音譯，甚至都無需再譯一個近似發(fā)音的中文（像“咖啡”）。

大家日常就用英語表達，誰都聽得懂，比如iPhone，iPad、Word、GPS、Google、Demo……

但歷史上，中國有個地方，一度不落窠臼，開時代新風，大規(guī)模直接音譯外來詞匯。

就是我在一文里提到的那座城市。

上海開埠最早，聚匯的各國人等最多最雜，所以開了眼的上海人最早意識到外來新事物該直接音譯，很多當年上海人音譯的英文詞匯，后來融入了普通話。

更多音譯，沒能走出上海，后來成了上海話和海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寫這么多有的沒的，核心就兩點——

一、作為中國人，我們在文化上無需妄自菲薄，漢字不是必將被歷史淘汰的老古董，既能表音又能表意，還具有字母文字不具備的藝術(shù)鑒賞價值的方塊字，今天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作為中國人，我們不能故步自封，要加大開放力度，進一步包容吸收全世界的優(yōu)秀文化，不斷滋養(yǎng)、豐富、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自信。

長江黃河不會倒流，也不能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