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朋友圈有五一拼“搭橋假”的好友，已經提前抵達了日本，曬起了和服照。看到她們曬出的照片，我不禁深深地捏一把汗，去日本旅游事兒小，穿和服事兒大啊。

同樣也是這幾天，有倆女子在重慶穿和服跳日本舞引發了眾怒，當場遭遇聲討和推搡。讓人比較欣慰的一點是，圍攻者至少沒掏出任何攻擊性器械。

相信所有對于這倆女孩行為和穿著的憤恨，都是一時的情緒使然。而所謂的解放碑距離事發地若干公里，附近數公里外有抗戰紀念館等說辭，大抵都是事后為行為合理化作出的找補——我們是一個包容的民族，能引發民族憤怒的，必然是觸及靈魂的痛楚。

合理歸攏下來，辯解者有幾條思路，梳理如下。

第一條是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志的，可能會受到行政處罰和拘留。

截至目前，這條在公開征求意見之后即飽受爭議的法條，尚未被通過和推行。法不訴及以往。用未來尚不知是否推行的規矩，管理當下的人，顯然程序不正義。更何況，即便落地，“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范疇大概率將圈定為日軍二戰軍服等服飾，軍國主義和市民的區分，在兩國數十年前建交之始，早已劃得涇渭分明。

而第二條，則提出了“穿和服跳舞當然是自由，但是別人罵你也是別人的自由。”

這句話具有一定的法盲色彩。跳舞是個人自由，法律也未規定不能穿和服跳舞，但罵人不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提及，公然侮辱他人將處罰款和拘留，進階條款則對應了《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侮辱誹謗罪，情節嚴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第三條則表達了重慶全境曾遭遇日軍轟炸，因此當地居民出于憤怒應該如是。其實這層解釋是最為合理中肯的說法，也符合公眾情理。

當下重慶大部分老人，都沒有經歷過抗戰歲月。可為什么對日本服飾的記憶如此深刻，而對日本餐飲，如日料店，對日本汽車，如豐田、本田、馬自達、雷克薩斯，對日本元素漫展，則沒有一視同仁，確實有令人費解之處。

能給出的一種理解，日本軍服和和服藝伎在長期以來的影視作品中，給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層刻板印象，將和服和軍服同化在了一起，而汽車和動漫都是二戰后的產物，應然能得到某種切割以后的“豁免”。

這么理解這件事，似乎整件事一下也豁然開朗了不少。

日本與我國的關系，有過良好的蜜月期，也有過老死不相往來的階段。文選在上個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記錄了一些提法。比如就中日關系和世界大戰問題提及，“中日關系的歷史是很長的，人類幾十萬年以來過著和平的生活，我們的祖先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應該忘記，因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記在我們腦子里干什么呢？”

比如，“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中國的民族敗類。”

再比如，“本除了親美的壟斷資本家和軍國主義軍閥之外，廣大人民都是我們的真正朋友。”

很清楚地，將日本普通民眾和日本軍國主義，作出了有效切割，并認為戰后日本人民翻身做主，擁有正義性。

因而，在80年代交好的時候，我國引入過如《阿信》《追捕》這樣的日本電視劇，山口百惠家喻戶曉，甚至遼寧臺譯制過《龍珠》《美少女戰士》等大量日本動漫，支撐起了80后和90后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當年，東芝和松下，本田豐田都是常見貨色，還能上央視播廣告。這是關系好的時候。

而到了交惡的時候，教科書和相關的宣教則突然強化了侵華教育，重點突出當年的深仇大恨。這部分過去相信大家都經歷過，應該比我還耳熟能詳。

但歸根結底，一切都是風行草偃。國際關系的風向往哪吹，我們就要接收信號，并且翻譯成行為，作出積極響應。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防止一部分普通人，以愛國之名，獲得對他人擁有超脫法律的，摧毀自由人肉體和精神的強制力量；也要防止一些人，跟不上國家外交談判的進度，真正做到火力集中，指哪打哪，避免誤傷友軍。

此間，密室說辭無非空添猜忌。有人想要說法，不如說清楚。

這時候，一部服飾統一規范的法典就必不可少。應該在法律明文標注，和服是否屬于合理穿搭，在什么場合不允許穿，穿上不允許搭配什么動作，哼唱什么曲調，違者應該如何處置。是歸類為行走的50萬，還是允許群毆謾罵，都應該有明確的說法。

這種法律，建議越早頒布越好。否則，那些想噴賣和服的網店，制作和服的商家，提供布料的供應商，辱罵穿和服小女孩的人流們，于法無據。

看著他們的憤怒無處紓解，也著實有點痛苦。